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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權論》所指出的問題，在今天的中国 非但沒有克服，反而更有惡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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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的悲剧 胡平 2000年10月 http://blog.boxun.com/hero/huping/280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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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百生涯
老三届这代人，也就是在文化革命爆发那一年——1966年——正在中学读书那一代人，如今，年轻的也已经四十七、八岁，年长的都已经五十二、三岁了。最近几年，国内下岗的人数急剧增加，其中老三届占了一大半。这当然不是老三届人遇到的第一件倒霉事。回顾这几十年，什么倒霉事都让这代人遇上了。 文化革命、上山下乡，不但耽误了老三届的学业和教育，而且也耽误了老三届的青春，耽误了老三届的正常的恋爱、婚姻、家庭和生育。由于革命的禁欲主义，有时候干脆就是领导的粗暴干预，再加上生活条件的艰苦，前途的渺茫、不确定，大多数老三届人没能及时的恋爱、结婚。等到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下乡知青返回城市，社会上有了一大批超过政府规定的晚婚年龄的所谓大男大女。那些比较早就结婚成家的老三届人，情况大多也不妙，因为其中大部分婚姻都只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缺少稳固的基础，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离婚潮，主角就是老三届人。 到了八十年代，老三届人基本上都有了一分正式的工作，虽然大部分都只是简单的兰领工作，社会地位很低，但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总还算有某种保障。就在这时，经济改革深入进行，自由竞争引入经济生活，老三届人由于饱受颠簸流离之苦，好不容易才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所以很少有人愿意轻易冒险扔下铁饭碗去下海，这样，他们又错过了重新创业的机会。九十年代以来，一方面是经济改革的迅速推进，一方面是经济不景气，失业下岗的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上的普遍问题。老三届人，由于教育程度低，专业技能差，再加上年龄不上不下，于是就成了下岗政策的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与此同时，老三届人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面临一系列严峻的困难。由于少年时代营养不良，青年时代备尝艰苦，人到中年，身体状况出问题的很多，恰巧在这时社会上又没有了保险医疗，医药费用猛涨。过去上学不要钱，现在干什么都收费，初中高中要收费，大学收费更高，老三届人因为自己失学，格外望子成龙，为子女教育不惜血本，经济上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几乎与老三届人结婚成家同时，政府开始实行严格的一胎化政策。现在这个政策好象开始松动了，而老三届人——此处主要指女性——已经过了生育期。 就在几年之前，国人兴起一股怀旧风，老三届人也不例外，许多老三届人频频地举行座谈会、办回顾展，有些人喊出“青春无悔”的口号，好象还很有几分为自己的过去而骄傲的劲头。当时就有一些老三届人提出抗议，到了今天，恐怕没有几个老三届人还能大唱青春无悔的高调了。尽管在现代，人们的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五十岁上下还不能算老，但是那也毕竟不是年轻。对于大部分老三届人来说，能够有所作为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人生已经无情地关闭了希望之门。不是因为他们格外愚蠢，更不是因为他们格外懒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代同龄人却有着最悲惨的命运，这本身就证明了中共的滔天罪恶。 记得在十几二十年前，不少人对老三届这一代还寄予很高的希望，象刘宾雁、李泽厚都对老三届这一代评价很高，期待很高。他们认为老三届这一代阅历丰富，吃过苦，经受过各种磨炼，在社会底层生活过，熟悉中国国情，善于独立思考，势必会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挥重大的积极作用。古人说“艰难玉成”也是这个意思。 不过这种说法不一定靠得住。要说艰难困苦才最有利于人的成长发展，那么我们干什么还要努力建设，为子孙后代创造幸福的环境呢?所谓给后代造福岂不成了给后代造孽? 我承认，艰难困苦对某一些人可能有好处，清代学者赵翼写过两句诗:“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饱经风霜、历经磨难可能会造就大诗人、大文学家、大思想家。但是，在任何一代人中，绝大部分都只是普通的人，平凡的人，他们只要求普通的生活，只要求平凡的幸福。沉重的苦难粉碎了他们平庸的幸福之梦，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 沉重的苦难对其他许多类型的人才也没有好处，比如对科学家就没有好处，对运动员也没有好处。说来说去，苦难的经历大概只有利于产生大诗人、大文学家和大思想家。事实上，老三届中确实涌现出不少优秀的诗人、作家和思想家。但是，从后来的情况看，他们的整体成就并不象人们当初预期得那么高，大部分人好比程咬金，只有三板斧的本事，一出手不同凡响，接下去就显出后劲不足，不容易更上层楼。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文化革命之苦，上山下乡之苦，不但是在物质上，更是在精神上。在我们精神发育成长的年代，文化传统遭到史无前例的破坏和中断，外部世界的文化影响遭到严厉的封锁，我们所能获得的精神资源极度贫乏，超过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个黑暗的时期。在这样的不毛之地上，居然还能长出思想之花、艺术之花，这本身就算是奇迹了，你怎么还能指望它们长得茂盛、开得鲜艳呢?
不错，农村老三届回乡务农，是和自己的父母家人在一起，不象城里来的下乡知青被迫与父母家人分离。再说，回乡知青本来就是乡里生乡里长，对农村的生活和农业劳动都比较习惯，因此，他们的命运不象城市知青那样有巨大的反差。然而，和城里来的下乡知青相比，他们的生活更缺少希望。招工一般是轮不到他们的。七十年代末，全国各地的知青都掀起回城风，城里来的知青几乎全数回到城市，而回乡知青则依旧留在乡下，好象那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一样。 我们不要忘记，所谓老三届一代人、所谓知青一代人，虽然有着大体一样的共同经历，其实中间也有着不容忽略的差别。例如中共特权阶层子女，有些人早在上山下乡运动之初就开后门入伍当兵，后来又有许多人以所谓“工农兵学员”的名义上了大学。在共产专制下当官，不靠选举不靠民意，靠关系靠血缘，于是又有许多特权子女成了“第三梯队”。经济改革以来，他们又凭借权势，近水楼台，化公为私，转眼之间就成了所谓“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对他们这一小部分人来说，已经不是要不要补偿的问题，而是“补偿”过度的问题。事实上，对他们的这些“补偿”，就是对其他广大老三届人的又一次剥夺。 不言而喻，老三届人的悲剧命运完全是中共一党专政所造成的。老三届人的悲剧正是中共专制的见证。唯有早日结束中共一党专政，才能结束老三届人的悲剧命运。或者更准确的说，唯有早日结束中共一党专政，才能使老三届的悲剧获得正面意义。与其期望坚持一党专政的当局给我们某种补偿，不如我们自己行动起来，早日结束罪恶的一党专政。老三届人能给后世留下的最大贡献，莫过于让我们遭受过的苦难永远不再发生。共产党在犯下了如此大错之后，即便不辞职下台以谢天下，至少也该允许人家公开批评，允许别人与之和平竞争。哪能象现在这样，仍然把持专制权力不放，欠债不还不说，债务人倒还把债权人压在阴山之下。老三届人若苟且偷生，不敢反抗，那只能留下终生耻辱，不要说愧对先人后人，我们甚至对不起自己，对不起我们受过的无端苦难，对不起我们被糟践的半世纪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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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 02/04/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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