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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今日，中国的政治形势表现出自六四以来少有的相对宽松。从海外媒体
的角度看(这不一定是最佳角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莫过於浙江、山东等
地一批民运人士的公开申请组党活动，当局的反应出乎一般人意外的温和，虽然没
有批准，但也没有扣上罪名逮捕镇压。与此同时，象“中发联”一类民间组织应运
而生，并在短时期内就取得可观的进展。这里，还不必提发表党内民主派政纲的方
觉，不必提一直发出独立声音的其他异议人士。在思想学术界，则有“自由主义作
为一种学理立场浮出水面”，并成为民间思想界的最强音。
中共上层的动向也值得注意。朱熔基新官上任，在推行经改和反对腐败上都
摆出坚定姿态，一时间声望很高。江泽民忙於大国元首外交，虽是作秀的成份多，
但毕竟也赚得了几分开明形象。那时候，中美正处於蜜月期，双方正建立起所谓“
战略伙伴关系”。台湾海峡相对平静，克林顿在结束中国行之前公开讲出“三不”
，这多少表明美国政府对两岸和平统一比较乐观，从而也表明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和
平演变比较乐观。当时许多人都认为，如果这种趋势能保持下去，那么，不用三五
年，中国的政治开放就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然而，仅仅一年，形势就发生了严重的逆转。首先是大批民主党人和异议人
士遭到残酷镇压，紧接着是中美关系急剧恶化，极端民族主义风潮的兴起，然後是
对法轮功的文革式围剿，再加上台海危机；在党内，人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强硬派
的猖獗和开明派的窘迫；更不必说经济的持续衰退，腐败的愈演愈烈，以及弥漫於
整个社会的迷茫和困惑。
应该说，这一年多的变化并不奇怪。六四後的中国，始终在进入人类文明主
流和退回极端专制二者之间徘徊。这一段徘徊之路不可能太长，它很快就到了尽头
，决定性的选择就在面前，非此即彼。因此，一年後的今天，中国要么比去年好得
多，要么就坏得多。这话也适用於中共统治者，就象我们在前年写的致江泽民公开
信里所说：处在他的位置，不为大善，即为大恶。如今世人都可以看到，以江泽民
为代表的中共当局已经越来越偏离了人类文明的主流。
8月12日北美明报刊出一则消息，称北戴河会议达成两共识，与美修好，确立
朱地位。报道说，北戴河会议检讨了外交工作，认为在外交工作中应把国家利益置
於首位，绝不允许过激的民族主义干扰破坏，承认“一超多强”的既有国际格局，
看到“人权高於主权”新准则的必然性。会议认为，在处理使馆被炸问题上，应接
受美方关於“误炸”的解释，促使中美关系解冻，以积极态度如期完成加入世贸组
织的谈判。报道还说，在使馆事件後，江泽民与朱熔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生分
歧，朱数次提出辞职，在北戴河专题会议上还与江泽民、李鹏发生争执，经党内元
老协调，江-朱关系修复，朱的经改政绩获得肯定，其党内地位再次得到确立。
我对这则消息的可靠性有保留，不过它至少证明党内斗争的尖锐，证明有识
之士都体认到时局的严峻。实际上，当今世界的大趋势还是很明显的。但更重要的
是，历史从来不是被决定的，它需要我们的警觉和奋斗。多年的专制容易使一般人
变得习惯，以至於在它的进攻面前麻木不仁，连力所能及的抵抗都不曾尝试就消极
地接受了失败的命运。从事後看来，人们常常惊讶於当事者不可理喻的无所作为。
无论如何，当今中国从事改革与民主化的活动仍有着相当的空间。我们必须善於运
用这些空间。在逆转的形势下，其实更有可能凝聚力量，造就强力的反弹。这是当
前我们最需要思考和行动的问题。事在人为。□
——《北京之春》
1999年9月号
http://beijingspring.com/bj2/1999/60/20038312244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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