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我们为什么要主张非暴力抗争

白纸行动证明，即便在习近平这样严酷的独裁暴政之下，民众以非暴力方式从事抗争仍然是现实的，是可行的。

在谈非暴力抗争之前，先谈两句暴力抗争。

1、暴力抗争不可一概否定。在一定条件下，暴力抗争有正当性。当人们的基本权利遭到政府剥夺时，人们就有权采用一切方式，包括暴力方式，进行抗争。

2、暴力抗争未必总是导致专制，未必总是导致以暴易暴。历史上并不是没有以暴力抗争方式建立起自由民主制度的先例。

3、退一步讲，即便是以暴易暴，也未必总是坏事。即便有些暴力抗争只是以暴易暴，那多半也比一暴到底要好一些。在古代中国，大臣们劝诫皇帝不要压榨无度，总是把例如暴秦的灭亡引为前车之鉴。如果一个暴虐的政权居然能千秋万代，一暴到底，那不是更坏吗？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主张非暴力抗争呢？我们主张非暴力抗争，一来是因为非暴力抗争更符合我们道德理念，二来也是因为非暴力抗抗争更具有现实可行性。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面对拥有高度现代化暴力工具的中共政权，非暴力抗争是民众的唯一选项。

1993年3月，刘晓波应邀访问美国，期间接受采访，谈到非暴力抗争的问题。刘晓波说，大多数中国人之所以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其中也有避免以暴易暴的考虑，但主要是“出于安全、策略的考虑”，“因为这个政权实在太强大了。使用暴力，你没有办法与它斗，反而授它以口实”。

一位名叫倪明的湖南农民维权领袖说：“目前农民没有走向暴力反抗，并不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的思想基础和情绪准备，而是因为大刀长矛的时代已经过去。”“揭竿不可以为旗，斩木不可以为兵”。倪明说，以今日中国官民矛盾之尖锐，要是大刀长矛就派得上用场，民间的暴力抗争早就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了。

达赖喇嘛也持相同的观点。达赖喇嘛之所以坚持非暴力抗争，一方面是出于理念，出于原则，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现实，出于策略。在2011年3月的一次采访中，有记者问达赖喇嘛，流亡藏人中有主张暴力的，你怎么对待他们的主张？达赖喇嘛说，我就问他们，你们要怎么搞法？哪里搞到枪，少了不行，要很多，谁会卖给我们？从哪里运进去？对方无言以对。在这里，达赖喇嘛问得很具体。既然对方想搞暴力，你就不能只用非暴力的那套大道理去说服别人，因为别人不认那套大道理。问题在于，如果你主张暴力抗争，但是对怎样操作，具体怎么个搞，却没有靠谱的办法，缺少实行的手段，那就沦为空洞的口号了。

主张暴力抗争的人常常举胡文海、杨佳的例子。他们应该问的是，为什么没有一个民运人士当胡文海、当杨佳呢？是民运人士“更无一人是男儿”吗？当然不是。民运人士也有不怕牺牲的勇士，他们之所以没有选择当胡文海当杨佳，是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他们争取的是改变制度，杀死几个无名小卒不能解决问题，和几个无名小卒同归于尽没有什么意义。再者，胡文海、杨佳是个体行动，我们这里说的暴力抗争是指集体行动。水浒传里，很有几个好汉，如李逵、武松、鲁达、林冲，或出于个人复仇，或路见不平，杀过恶霸、官吏或爪牙，但只有当他们奔上梁山入伙，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之后，才算走上了暴力抗争之路。今天的中国，有产生梁山、井冈山的可能性吗？一位中共专家说：“毛泽东当年井冈山造反，确实不容易镇压，现在高科技时代，毛泽东一露头，卫星定位，导弹就下去了。”

有些人把彭明和王炳章视为海外民运中暴力革命路线的代表。这不符合实情。不错，彭明和王炳章都发表过主张暴力抗争的文章，但是他们都没有采取过暴力抗争的实际行动。彭明策划过在天安门广场放悬挂大标语的气球。这属于非暴力，不属于暴力。中共当局指控王炳章组织暴力恐怖活动，其唯一的一次活动是密谋爆炸中国驻曼谷大使馆。对此，泰国警方出具书面文件说明泰国警方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王炳章曾经密谋爆炸中国驻曼谷大使馆。事实上，在对王炳章的秘密审判中，就连当局为王炳章指派的律师也为王炳章做无罪辩护，指出当局指控的罪名缺少事实依据。

据我所知，六四后，国内不少民运人士认为，非暴力抗争此路不通，今后唯有暴力革命。有些人还认真策划，怎样搞到武器，如何拉起一支队伍，哪里建立根据地，如何打游击，怎样和其他地方的武装力量呼应，等等。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些设想都没有实行的条件，于是不得不放弃了。

海外一直有人主张暴力革命。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没打过一枪一炮，没杀过对方一兵一卒，而且也没组织起过一个排的队伍，没购置过够一支队伍的武器装备。主张暴力革命的这些朋友，有的可能就是说说而已，本来就不打算实行的，但也有些是严肃的、当真的。过去这三十多年，他们想来也是做过认真谋划的，但就是找不到切实可行的方式、手段和工具，以至于到头来毫无作为。他们自己三十多年的经历证明了他们的主张没有现实可行性。他们自己的行为已经驳倒了他们的主张。在今天的讨论会上，如果有人要发表暴力抗争的主张，我请他们首先告诉我们，你们有任何可操作的行动方案吗？为什么过去三十多年都毫无作为？

在1985年波兰军管期间，米奇尼克在他的《狱中书简》里，回答了经常是西方记者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团结工会从一开始就声明放弃暴力？米奇尼克说他担心暴力革命可能扭曲民主运动的性质。再有，米奇尼克讲的很干脆：“我们没有枪。”

美国学者乔纳森·席尔（Jonathan Schell）在为米奇尼克《狱中书简》（1986年）一书写的序言里，是这样阐述波兰人的非暴力思想的。席尔说：自从甘地通过非暴力行动领导印度获得独立以来，就有一个陈词滥调，说非暴力只有在一个象英国那样的议会民主国家时才能成功，而当反对一个极权政府时就会失败。可是，团结工会恰恰是非暴力的；团结工会的经验证明，非暴力行动，面对极权主义时不但不是没用的，而且被证明特别适合与其斗争。

那么，波兰人为什么不选择暴力而选择非暴力呢？席尔提醒我们，说波兰人自由地选择了非暴力而不是暴力，这种说法是一种误导，因为这么说的言下之意是，波兰人本来是有机会用暴力推翻政府的，但是由于他们坚持非暴力的道德原则而拒绝这么做。不，不是这样的。席尔说：反对不采取暴力方式而采用非暴力方式的抗争，与其说是由波兰人自己做出的，不如说是由历史条件做出的。波兰运动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决定放弃暴力，而在于其发现了和平方式非暴力方式也能给我们希望。

席尔进一步阐述道，从历史上看，暴力通常被看成是一种终极力量——人们在最后的绝望的时刻，当所有的和平手段都尝试过并且失败时，才寻求最后的手段－－暴力。但问题是，如果暴力抗争也失败了呢？或者干脆就是没有暴力工具暴力手段，那又该怎么办呢？那岂不是就只好投降，只好放弃，只好顺从了吗？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非暴力抗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枪，没法从事暴力反抗，但是我们不甘心屈服，不甘心投降。我们还是要抗争，于是我们重新找回了非暴力抗争。在今天，对我们民众而言，唯有非暴力抗争才是现实的抗争手段。所以我们要坚持非暴力抗争。

必须看到，非暴力抗争决不仅仅是依赖于用道义感化统治者，也不仅仅是依赖于用理性说服统治者。众所周知，非暴力抗争的效果绝对地与投入人数的多少成正比。一个人写信要求释放思想犯，这是一回事；一百万人联名要求释放思想犯，这就变成另一回事。在后一种情况下，口号的道义性和合理性和前一种情况是一样的，但口号的力量却与前一种大不相同。如果仅仅是为了诉诸统治者的良心与理性，让一个人私下上书就行了，何必还劳神费力地去四处征集大家来签名呢？再比如罢工，一个人罢工是什么情况？一万个人罢工，一个工厂、一个行业、一个地区都罢工，甚至全国性大罢工，那又是什么情况？

和暴力抗争一样，非暴力抗争同样也是一种力量的显示和力量的较量。非暴力抗争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观念或观点，更重要的，它表达的是意志，一种活生生的、积极的、行动中的意志。如果说暴力抗争是藉助于对统治者直接造成肉体伤害而迫使对方接受自己一方的意志的话，那么非暴力抗争则是藉助于瓦解统治者的权力基础而同样达到迫使对方让步的目的。毕竟，权力是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边的关系。当被统治者用实际行动拒绝服从统治者时，统治者的权力就不复存在了。因而非暴力抗争同样是具有强制性的。

还需要提醒的是，军警抗命，乃至兵变，其实和我们所说的非暴力抗争并不冲突。因为所谓非暴力，是指民众采用非暴力。非暴力抗争问题专家基恩˙夏普讲过，非暴力抗争取得胜利的方式之一就是，声势浩大的非暴力抗争激化了专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促成了统治集团的分化：许多官员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军警不愿意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甚至发动兵变。非暴力抗争获得胜利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在民间的巨大压力下，统治集团上层分裂，开明派战胜强硬派，和民间力量达成制度性妥协。

毫无疑问，当下中国的政局暗含着多种严重的危机。关于未来中国的变化，有很多分析和预测：高层发生政变，军队举行兵变，中共打台湾招致美国出兵爆发中美战争，中共政权被打垮，等等。这些分析和预测有多靠谱暂且不论。问题是，这里说的都是别人，不是说的我们。

搞政变必须是高层，搞兵变必须是军人。如果你是华国锋，是叶剑英，如果你是林立果，那另当别论。我们是平民，我们是民众。我们没法搞政变搞兵变。当然，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文章和讲话，用我们的思想和理念，去影响那些高层的人，影响那些军人。这对我们来说还是非暴力。所以我强调，对于我们民众来说，面对中共暴政，只要我们不甘心屈服，我们就必须抗争，而非暴力抗争则是我们唯一的选项。

2024 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