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左右之争确立基本共识

在中国，左右之争并非假问题，而是真问题；但它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言论自由才是。在今日中国，是争取言论自由、坚持言论自由，还是反对言论自由、漠视言论自由，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用左右之争来概括地描述这几十年中国思想界的状况，必然是把当今中国思想界的各种思想流派用左和右的标签予以分类。这就无形中假定，或者说很容易让人们误以为，被划到左派（或右派）名下的那些思想流派，它们之间的共识大于分歧，而它们和右派（或左派）之间，则是分歧大于共识。

但这显然不是事实。事实是，在划到左派（或右派）名下的思想流派中，有的彼此高度对立，其分歧远远大于共识；相比之下，它们和某些右派（或左派）的思想反倒是共识大于分歧。质言之，无论左右，大部分思想流派都是认同言论自由的，小部分思想流派是不认同思想自由的。如果我们把前者称为自由派，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那么，它们之间实际上是共识大于分歧，它们和后者才是分歧大于共识。

我把认同言论自由的左派和右派统称自由派。这里的自由派是取其广义。我认为，广义的自由派，或广义的自由主义，就是指个人自由——首先是言论自由——具有最高价值；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首先是不得侵犯人们的言论自由。

朱学勤对自由主义给出如下解说：“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

我这里给出的自由主义解说比朱学庆的更宽泛。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茱迪·史珂拉（Judith N.Shklar）。史珂拉在“恐惧的自由主义”一文里写到：“除了禁止干涉他人的自由之外，自由主义没有任何关于人们如何生活或者应该作何选择的特殊而积极的学说”。“自由主义原则上并不必依赖特殊的宗教思想体系或哲学思想体系。只要它们不拒绝宽容，就不必在它们中间进行选择”。

10年前，2013年9月，英国牛津大学召开当代中国思潮学术研讨会，邀请了自由派、新左派、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的若干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与会，会后有 28位学者达成了一份“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简称“2013牛津共识”。我以为这个“牛津共识”很有意义。它试图表达的就是超越左右之争、超越各种思想流派的共识，也就是是我所说的广义的自由主义。“牛津共识”全文不到900字，是由分别代表自由派、新左翼、儒家、基督教的四位学者——秦晖、黄纪苏、陈明、何光沪共同定稿的。

在《论言论自由》（1979）一文中，我写到：“中国人为自由民主奋斗了一百多年，为什么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得到？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一代还要从零开始？假如我们的前人当年就确立了自由主义的某些最简单、最根本、最起码的原则，从而奠定一块坚实的地基，让一切后来者有一方稳定的立足之地，今天的中国何以至此？ “我们在这里千言万语，只是要表明一个意思：一定要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一定要让言论自由的原则深入人心。无论人们对民主的理解还有多大分歧，无论人们对实行民主有多少审慎的顾虑，无论人们在其他方面有些什么不同的观点，在实现言论自由的这一点上，大家总是可以没有什么疑义的吧。”在《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命运》（1991）一文里，我提到过底线的意义，把言论自由当作底线或基石。

遗憾的是，三、四十年过去了，我们仍然没有争得言论自由；但唯其如此，我们还应继续争取，而争取的方式之一就是，让言论自由原则成为更多人的共识。

首发《中国民主季刊》2023年第三季

超越左右之争 确立基本共识

超越左右之争确立基本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