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搞运动为什么要给百分比？

毛时代政治运动有个特点，就是按比例整人。每次运动不但规定要整那些人，而且还规定一个百分比。例如在1951年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即镇反运动中，毛泽东就规定，杀反革命“按千分之一的比例”。在1955年发端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肃清反革命运动”即肃反运动中，中央规定了“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中央规定“一个单位应有百分之五的人定为右派分子”，如此等等。

按比例整人杀人，这无疑是十分荒唐的。因为按理说，政府应该先制定明确的标准，然后根据这个标准去定罪去杀人，该戴帽子的就戴上帽子，该处决的就处决，运动结束后做个统计，得出戴帽子的占多少百分比被处决的占多少百分比。也就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下，等运动结束后才能得到百分比。可是按百分比整人杀人却是倒了过来，在运动一开始就先定下百分比。这不是整个搞反了么？

这些百分比到底是根据什么确定的呢？为什么整人还要给个百分比呢？这些百分比并不是根据严谨的社会学调查统计确定的，而是毛泽东党中央根据政治需要确定的。

为什么要规定百分比？主要是出于实际操作的考虑。不规定一个百分比，各级领导怎么知道该杀多少反革命该打多少右派呢？因为像镇反、肃反和反右这一类运动，当局给出的定性标准和处决标准都是政治标准，不是法律标准，用的都是政治语言，不是法律语言。这和土改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还有所不同。地主总得有地才能算地主，资本家总得有资本才能算资本家，好歹还有点客观的可量度的标准。可是谁算右派谁不算右派，唯一的依据是看他们的言论，是看他们的言论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可是哪些言论算反党反社会主义哪些不算，这里并没有一个硬标准，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清晰的硬标准，只有一个抽象的、模糊的、伸缩性很大的软标准。再加上没有稍微像样一点的程序，因此到头来完全取决于各级领导者自己的主观判断，完全取决于各级领导者的自由裁量。由于各级领导者的情况千差万别，对于同样的言论是不是该算右派言论必然是仁者见仁，淫者见淫，各执一词，大相径庭。于是到头来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有的地方的领导蛮横霸道，恨不得把一大半知识分子都打成右派；有的地方的领导比较开明比较有人性，一个右派都不肯打。这样，各个地方各个单位打右派的数字必然会五花八门，呈现出很大的差异。这就难免给外界以荒诞怪异之感，使整个运动不好开展。毛泽东党中央搞镇反、肃反，搞反右，目的是杀人立威，是锁住知识分子之口，但若是听任下面各级领导各自按照自己的认知去做决断杀反革命打右派，下面的各级领导很可能下不了那么狠的手，从而达不到运动的目的，所以就规定了百分比的硬指标。

规定百分比，看上去既是反对了右倾，也是防止了左倾即扩大化。其实主要是为了反对右倾。因为党中央毛泽东出尔反尔，从整风鸣放突然转到反右，很多地方领导一时间转不过弯子，跟不上趟，因此在起初是不想把头天还鼓励别人提意见的知识分子大批的打成右派的，现在中央给出百分比了，下面必须完成指标，不完成指标就有右倾之嫌，搞不好会把自己也陪进去，于是只好按照指标打右派。为了完成指标，各级领导就把那些他们自己本来不认为是右派的人也打成右派。

四川大学副校长谢文炳就是一个例子。四川大学的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是四川省委书记兼成都军区政委李井泉，谢文炳是校第三小组组长。川大的反右临近尾声，上面定下的右派指标还有两个没完成，于是就把前阶段整风期间知识分子的言论再审查一遍，以便再找出两个凑数。当翻阅到一个名叫载星儒（四川大学原校长彭迪先的秘书）的材料时，发现他一句鸣放的言论也没有。李井泉问：“此人为何不发言？”谢文炳回答：“此人出身地主，不敢说话。”李井泉说：“哎呀，以沉默反抗现实，不是右派是什么？！”有了此人，还差一个才完成指标。这时候，谢文炳副校长仗恃自己是解放前地下党负责人的身份说话了：“李政委，川大教授知识分子三分之二都是右派，怎么这么多？如果信得过川大党委，能否给我们一点权限进行甄别一下？”李井泉笑了，轻描淡写地说：“我知道还有一个右派是谁了……”于是，谢文炳被打成了右派。

镇反运动也是如此。我们知道，所谓镇反运动，其实是借题发挥，是假借镇压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的名义，其实是镇压那些早已放弃反抗并因此得到中共承诺宽大处理的国民党政府人员，甚至包括那些得到中共承诺既往不咎、一视同仁的起义投诚人员。中央要求杀反革命，下面的人跟不上趟，一时间不理解上面的意图，对那些自己先前已经承诺宽大处理的国民党政府人员下不了狠手。毛泽东一方面批评下面的人右倾，另一方面给出百分比，下面的人为了完成指标大开杀戒。这样才有了血腥的镇反运动。

需要补充的是，无论是镇反、肃反，还是反右，毛泽东党中央虽然规定了百分比，但实际上杀死的人数和打成右派的人数都远远超出了规定的比例。镇反运动，说的是杀人“按千分之一的比例”。当时全国人口是五亿，千分之一就是五十万，但实际上，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坦承：“反革命杀了一百万”。反右运动说是百分之五，按当时的估计，中国的知识分子大约五百万，百分之五就该是二十五万，但事实上打成右派的超过五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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