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专制下的中国，有一个群体：他们遭受迫害的时间最早，受迫害所持续的时间最长，受害的人数最多，程度最深；至今没有得到平反，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他们的苦难也被遗忘得最彻底。——这个群体就是地主和富农。
地主富农是中共专制下最大的受害群体。我们还必须提到地富的子女。尽管在毛时代，家庭出身歧视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其间仍有轻重之分。身在农村的地富子女无疑是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子女中最不幸的一群。有些地方，地富子女在老的地富死去后被“接班顶替”，沦为专政对象，其悲惨固不待言，就是在其他地方，地富子女也是准专政对象。各种好事，如升学、招工、参军、提干，统统没有他们的份。他们和别的农民相比，同工而不同酬，犯同样的过错则罪加一等。在婚姻问题上更是备受歧视，尤其是男性，有多少地富家的小伙子，又结实又能干，却老是娶不着媳妇，只好长期打光棍。在各种二代中·，地富二代身处最下层。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最先富起来的人，竟然有很大一批就是地主富农的后代。
上海学者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里写道，他沿着黄河考察，发现，在农村，先富起来的人，主要是地富后代。
曹锦清写道：“乡村地主之子代，或孙代，在集体化时期，政治上受到全面压制。在农村改革开放浪潮中，这些绝了政治爬升之望的地主子孙在工商领域里率先致富者往往而有。其中致富者与他们的那个阶级出身的人数比起来，有一个相当高的比例。我在江浙一带调查时已发现这一现象，如今在北方农村再次听到这一情况。这在全国范围内是不是一个十分有趣且普遍的现象呢？如果是一个普遍现象，就必然存在一个普遍性的原因；这或许是这一阶级的子孙对改变自己曾十分低下的社会地位，有着更强烈的冲动。改革开放虽向一切人提供了人身自由与经济机会，但他们更早、也更强烈地利用这一机会。二是这一阶级的子孙在城市里有较多的可资利用的社会关系。缺少可资利用的城市社会关系资源的村民，单凭自己的努力，是难以在工商领域内发迹的，这是一个普通农民都懂得的道理。”（第72页）
我们知道，中共第一部描写土改的红色经典是作家周立波写于1948年的《暴风骤雨》。这部小说描写了东北一个叫做元茂屯的村子的土改全过程。半个多世纪后的2004年，两位纪录片导演蒋樾和段锦川，到小说《暴风骤雨》的原型黑龙江尚志县元宝屯，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在第二年《云之南》纪录片影像展推出。纪录片讲述了元宝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变迁。有一处，画外音说：“从1984年开始，元宝村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重新分配给了农民。经过20年的发展，当年那些地主富农的后代，将同村人的土地或租或买，又将土地重新慢慢归拢起来，形成了产粮大户。”在纪录片里，元宝村现任党支部书记张宝金说：现在干得好的那些大户，还是原先那些成份不好的（即地富），干的是最好的。剩下一般的，还是中农成份的，也有咱贫下中农，可是比较少。（转引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郭建教授《五部〈暴风骤雨〉中的土地改革》，《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下卷，第467页。宋永毅主编，香港田园书屋，2019年）
西方学术界也注意到这一现象。
2020年9月17日，《经济学人》发表文章称地主后代收复失地（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20/09/17/the-families-of-chinas-pre-communist-elite-remain-privileged）。文章说，毛泽东带领下的革命狂潮，中国的地主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之一，历经1949年建国前后多次群众斗争几至体无完肤。然而根据一份由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学者所共同进行的工作研究报告指出，当年地主的后代很大部分已经“收复失地”，重享他们家族在解放之前的特权。相对于其他家庭，他们大多都有较好的教育和富有。他们的价值观以及取向，均与1949年之前社会地位低微的后代们有所分别。社会的不公似乎对他们影响不大，他们较有生意头脑，更支持市场经济，更倾向于个人主义以及相信勤奋可致富。这群学者对旧社会上层的后代很快地收复失地有如下的解释，他们的亲属在海外帮助他们收藏了一笔财富，但更重要者就是这些家庭在大陆国内仍然维系了一个有力的网络。报告指出，这群得以翻身的后代，大多都出身于一个强力的家族架构，尤其是农村背景的。研究指出，尽管他们的长辈历经毛泽东翻天覆地的年代，但上一代的高层次想法和概念，却灌输给下一代。因此之故，毛泽东逝世才45年，一度被斗得死去活来的上层阶级，得以再度夺取社会金字塔的顶层。
我当过知青，我也问过当过知青的一些朋友，在当年插队落户的地方，后来是哪些人富起来了。回答几乎一样，都说是地主后代富起来的占很高比例。其实用不着我们现在去询问，就凭当年我们的印象我们几乎就可以推断，那些地主后代多半——当然不是全部——会是先富起来的一批，因为在当年我们就发现他们多半比别人更勤劳更能干。
为什么深受压迫的地主后代能够收复失地？按照曹锦清和BBC报道中学者的分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有较好的家庭教育，一是有较好的社会关系。
我认为这两个原因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先说家庭教育，在毛时代，有几个地主敢在家里实行自己那一套的教育？有几个地主在子女面前还有家长的威信？再说社会关系，较好的社会关系并不是只有地主家才有，也不是家家地主都有。就是有较好社会关系的地主家庭，由于在毛时代的政治环境下，这种关系是被压抑因而很淡薄很疏离，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未必马上就变得很热络很有力，因此对地主后代的帮助也是有限的。
在我看来，地主后代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的程度上，应归功于基因遗传的力量。中共统治中国这几十年，好比做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实验，其时间之长，样本之多，边界条件之确定，都使得其结果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地主后代这个群体，受到了长达30年的打压，外部环境之恶劣超过任何其他群体。然而一旦他们获得了和其他群体同等的机会，便立刻脱颖而出。这证明了基因遗传的力量。
文革初期，老红卫兵提出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被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批为反动的血统论。一时间声名狼藉。如今有不少人说，现在看来，这副对联其实没错啊。不对，这副对联确实是错的。因为这副对联强调的并不是先天的遗传，而是后天的影响。因为革命和反动是政治理念的问题，而政治理念，如同宗教信仰，都是后天形成的，不是先天遗传的。现在爱说红色基因，但我们知道，红色不是基因，没有红色基因。人的智力、人的性格，是可以遗传的，但人的政治观点或宗教信仰是不可能遗传的。“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说的是父与子在性格、智力上的相似，说的是人的性格、智力，如同人的体貌，可以遗传，但不是说政治理念或宗教信仰可以遗传。这一点是需要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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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传媒》首发。2023年8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