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就是我刚才要问的问题，在海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少人认为少数民族政策不应该加强他们分离的倾向。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某种一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胡平：主体民族比较容易有这种现象，他把别的民族当成自己同化的对象，而并不把别的民族放在同自己完全平等的地位上。同时，他们也有国家的安定、统一的考虑。

但问题在于，过去的中国是一个帝国，而过去的帝国往往是一国多制，一体多元，他有自己的主体民族，但也有其他的民族。在过去的帝国体制下，这些少数民族的地方都有自己相当的自主性。不管是俄罗斯帝国也好，奥斯曼帝国或奥匈帝国也好，它的行政区域五花八门，有叫省的，叫自治市的，有叫共和国的，有叫王国的，叫大公国的，不同的实体都有相当的独立性的，而不同的实体制度都是不同的。

记者：您提到帝国，一种帝国思想，或者说一种大一统的思想。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上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思想。有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民众认为，中国如果要民主化，就要实行联邦制。那么，中国的这种大一统的传统可以通过联邦制得到改变吗？

胡平：可以的。实际上现在世界上很多联邦或邦联都是从过去的帝国发展过来的。帝国时代的大一统和共产党的大一统是不一样的，帝国时代的大一统是基本上尊重不同民族的自主意识的，所以很自然地就会演化成现代的联邦制或邦联制。

现在共产党的大一统才是一个危害，它是强调用一个东西把所有东西都笼住，一国之下没有多制，一体之下没有多元。在五十年代，中共不是有个十七条协议吗？说是要尊重藏人的自主，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共产党就知道，要把西藏纳入中国的版图，就要尊重别人的自主性。包括人家的社会生活方式，人家的政治制度，不要轻易去改变它。但中共后来破坏了这一点，践踏了十七条协议。

记者：这里就要问个为什么？您提到，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中国传统上的大一统思想，增加了新的原则，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胡平：最初这是和它的革命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拿西藏问题为例，它就是要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改革。按照它自己的定义，它原本是尊重西藏原来的那套制度的，但它又有自己的理论。它认为西藏的农奴制是落后的制度，西藏必须要进入到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全人类必然的归属，所以你也要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改造，这就是意识形态的理由，以搞社会主义的理由否定了藏人原来的这套制度。

但到了后来，中国共产党也知道它那一套制度是错误的，它也打算放弃了，但它和西藏已经形成了不承认其自主性这种关系了，它也不愿意做修正。尤其是江泽民九十年代初在会见台湾的沈君山的时候，谈到台湾和一国两制的问题，沈君山就说西藏应该实行一国两制啊，江泽民就说，西藏是应该实行一国两制，只不过我们路已经走过来的，不能再走回去了。

记者：谈到西藏问题，我就把它作为访谈的最后一个问题。您在书中谈西藏问题时，为“中间道路”做了辩护。我们知道达赖喇嘛一直主张“中间道路”，但似乎中国政府对“中间道路”还是比较忌讳。我跟国内的汉族民族政策研究者聊过，他们中有人认为所谓“中间道路”最终就是要走向独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胡平：他们这种观点就比较荒谬。你仅仅是因为怀疑别人是把自治作为最后独立的一个跳板，就不允许真正的自治，那就和你的初衷完全违背了。你当初还是接受自治这种观念的，也就是知道应该承认别人的这种自主性。并且这种看法还包含一种假定，就是你认为，中国的大多数少数民族，包括藏族、维吾尔族等等，是不愿意留在中国内的，所以必须用绳子把他们套住。这个和你建立一个尊重别人利益、各民族平等的国家的设想岂不是相反吗？也就是说，你暗地里对别人抱一种相当负面的看法和评估。

记者：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国的统治者对少数民族还是不信任的，是这样的吗？

胡平：是的，就是不信任。他们觉得，你们其实是被强制而不得不留在我们这里，只要我们不给你门口上锁，你一定就跑了。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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