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中共决定把创新置于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这看上去很好。但是，把创新列入国家规划，这就大可推敲了。因为创新和国家规划二者之间是有矛盾的。
真正的创新，按定义就是不可规划的。规划是用来规定未来的活动的，但未来的活动总是会产生许多原先预见不到的变化，尤其是发明创造。发明创造按定义就不是
预先可以知道的，你能预见到一位科学家明天会创造发明什么新理论新技术吗？如果你今天就准确地预见到了这位科学家明天创造发明的东西，这个东西就不是那个
科学家明天创造发明的，而成了你自己今天创造发明的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2016年的一次讲演中提出：颠覆性技术创新在目前制度下是难以实现的。颠覆性技术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
斯滕森提出，它被定义为一种另辟蹊径、会对已有传统或主流技术产生颠覆性效果的技术。根据克里斯滕森的定义，颠覆性技术能够打破现状，改变人们的生活、工
作方式，重新配置价值体系，并引领全新的产品和服务。与其他技术不同的是，颠覆性技术将造成利润空间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导致传统企业被新兴企业所取代。
颠覆性技术创新本身的特点就决定了：在新想法、新技术刚刚冒尖的时候，大多数人一般都不看好、不赞同，甚至无法理解。而中国现有的重大科研项目都是搞专家
评审制，专家们坐在一起评审、投票，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把真正具有创新想法的项目给投没了。
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推出《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库恩批评了传统的科学的累积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科学的发展只是已被认识了的东
西的逐渐的、连续不断的增长，好象是一块接一块的积木逐渐垒成的一面笔直的墙。实质上这种立场只承认科学的增长，不承认科学的革命。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
并不是新知识在旧知识上的平稳的逐渐累积，而是通过周期性的根本变化和主要观念的更替来实现的，也就是经过周期性发生的科学革命来实现的。
无论是库恩的科学革命，还是克里斯滕森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其特点都是不可预见；不可预见的事情自然也就不可能预先列入国家规划。
不错，中国利用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科学技术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认真考察便可发现，这些成就多半属于抄作业，多半是发挥后发优势，其间有
改进有扩充，有博采众家，更上层楼，但是缺少真正的创新。道理很简单，一个能够让相当一批官员和专家们首肯的创新，必然是已经“新”得很久了，已经不算
“新”、更谈不上“创”了。这正是举国体制、计划经济的致命短板。
徐匡迪呼吁，“对颠覆性创新的意愿应给予宽容、理解与支持。”徐匡迪说，可能对未来产生影响的颠覆性创新技术，需要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机制，需要战略眼光
以及风险投资机构的支持。在习近平挤压市场经济、回归计划经济的今天，徐匡迪的呼吁能起多大作用，令人怀疑。更何况，“对颠覆性创新的意愿给予宽容、理解
与支持”，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