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面对雪山， 想起了朱正琳 (附朱正琳文）

10月23日上午，接到徐友渔电话， 告知老友朱正琳病故的不幸消息。我非常震惊：怎么会呢怎么会呢？去年5月我们见面时他不还好好的 么？怎么就走了呢？

 

其后，网上发布了友渔写的 讣告。其中写道：

“正琳是美国东部时间21号晚因肠梗阻急症住院，CT检查结果是堵塞段有不明 物，开始用保守疗法灌腸，结果灌肠后引起的肠痉挛导致不堪忍受的巨痛、胀气，遂紧急手术抢救，术后血压、血氧都上不去，没能恢复过来衰竭而去，最后的诊断 是结肠癌引起的肠梗阻，送医的医院是匹茨堡最好的医院。正琳夫人傅锡明大姐说，正琳近期也没什么大症兆，排便有点干。但也是一天一两次的。他经常陪火娃 （孙儿）耍闹、不亦乐乎！还说这半年感觉身体轻便、有精神，过得很开心。仅痛苦一两天就走了，是个好结局。”

 

一位学医的朋友、原上海外 科医生何岸泉看到朱正琳的讣告，发了一段推文——

 

“误诊致死。灌肠是以为便秘 （屎结成硬块）。误诊证据之一。实际上是结肠肿瘤梗阻了肠道。灌肠后果造成肠道痉挛胀气后剧痛（剧痛为腹膜炎症状，估计已经造成肠穿孔）。误诊导致错误操 作造成严重后果。穿孔性腹膜炎，菌血症败血症，全身性休克，手术失败，死亡。可以告医院。”

 

据说梁启超就是死于误诊， 死于一起医疗事故，外科医生在手术中误将好肾摘除而留下了病肾，也是在一家上好的医院、当时中国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

 

朱正琳享年72岁。突然想起他在什么文章 里专门提到过72岁的寿命。一查，找到了， 就在他那本《外面的世界》“游走篇”的引言里。这篇文章大概写 于2012年，当时他们一批老朋友兴 致勃勃地筹划外出旅游。这批老朋友大都六十开外，包括朱正琳在内四位最老的已经过了六十五岁，所以有朋友甚至半开玩笑地说：“要把这事提高到‘有生之年’的高度来考虑。”朱正琳写到：“记得有人说起，按联合国当 时提供的数据，中国男性的平均寿命是72岁，我当即回应道：‘哈！如此说来，我只能订最 后一个五年计划了！’（《外面的世界》，第265页）”

 

如今朱正琳果然死于72岁，而且死在旅游之地。朱 正琳的儿子朱小蓬定居美国，住在匹兹堡。父子平时相隔万里，如今，朱正琳能在妻子儿子的陪伴下告别人间，也是幸事。

                                                                                作 者與朱正琳

我和朱正琳结识于1980年10月。

 

我先是从《中国青年报》读 到了朱正琳的故事。这天，听同学说朱正琳来了，和我的宿舍就隔几个壁。我马上就去他的宿舍，进门打招呼，自报家门，然后对他说：“我想我们一定会成好朋友。”后来朱正琳对我说，他当时 感到很突兀，“怎么这个人一来就说会成好 朋友啊？”

 

这不奇怪。那时，我知道 他，他还不知道我。我们有太多的共同之处：我们都是出生于47年，都是来自大西南（云贵 川，他来自贵州，我来自四川），都是“出身不好”，都是“思想反动”“反革命”（我挨过批，他坐过牢）， 进北大前都是“社会青年”，都是做临时工，都没上过 大学，都是考的西方哲学，都是考的第一名，都有北大专门派人外调，都经历过一番周折（他比我更周折），都是最后一个得到录取通知书。有这么多共同之处，怎 么能不成好朋友呢？

 

朱正琳曾经写文章说起他刚 进北大时的疏离感，“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学校”，很长时间不知自己身在何 处，对北大很难建立起认同感。我刚进北大时也有同样的感觉。记得开学不久，有次和同学们一道进办公楼礼堂听某人作报告。那是我第一次进这个礼堂，当我坐在 座位上我总觉得会有人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要赶我出去。我当然知道这不可能，可就是禁不住总这么想。我们都是被剥夺得太久了，久到已经对被剥夺的处境习惯 了，以至于当我们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东西时反倒不适应不习惯了。

 

朱正琳说，在进入北大之 初，他担心，在步入成功之道后，会不会有意无意地放弃初衷？朱正琳有这样的担心，说明他不需要担心，要担心的人是不会有这份担心的。如他所言：“从那个年代活过来的我们， 确实见证了某种值得终生守望的东西。”不少人只知道朱正琳散淡与 随和的一面，他们不知道朱正琳还有热血与坚守的一面。举一件事就够了：1989年4月21日，国内一批学者作家发表 联名信，要求政治改革、消除腐败、实现言论自由；朱正琳名列其中。20年后，2009年6月23日，刘晓波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遭正式逮捕。海内外签名 声援刘晓波：呼吁无罪释放刘晓波；首批签名者中就有朱正琳。真正的勇士未必总是在形势顺利时冲得最远的人，但必定是在恶浪袭来时屹立不退的人。朱正琳就是 这样的人。

 

1990年春，我赴欧洲开会，那时 朱正琳正在德国汉堡大学做访问学者。我专程赶到他的住所，和他整整谈了一个下午。听他讲八九讲六四。讲到北京市民，朱正琳格外动容。他还给《中国之春》写 了篇文章，题目叫《体系在谎言中的妙用》（见附录），用的是笔名“郑乙”。文章谈到“我们久已羞言的‘良知’”，当年是如何被“体系”所遮蔽，后来又是如何挣脱“体系”而觉醒。

 

人生来具有判断是非善恶的 道德直觉。朱正琳写道，“这样一种判断的获得和表 达，从来都是直截了当的，不需要任何理论的的支持，也不需要所谓‘实践的检验’。不要小看了这种判断。世 界上所有的谎言，都是为了使人们丧失作出这种判断的能力。几十年，我们接受和参与制造了一大堆概念，我们所听到的和总是在跟著说的谎言早已成了体系。体系 的妙用在于，任何一个判断似乎都不可能是直接的，而只能是一个‘推论’。这就不仅造成你反驳一个 判断的困难，而且使你踌躇自己作出一个判断。如果任何一件事的好坏都须从原始共产主义说起，而且还得一直说到共产主义，你当然只好缄口不谈。天长日久，我 们也都习惯于认为，好坏是论证出来的，而不是可以直觉的，不学习‘理论’，就不能知善恶了”。

 

朱正琳的文章从“我们久已羞言的‘良知’”谈起，这个切入点既独特又 深刻；作者的分析议论也十分精彩透辟。我很喜欢这篇文章，多次在自己的文章里引用。这里也向读者推荐。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陈嘉 映在黑山沪的家，是我们一帮学哲学的朋友们不定期聚会的场所。大家有着相同的志趣和知识背景，又各有不同的个性与偏好，自然营造出一种极为难得的交谈氛 围。朱正琳是谈话高手。他对世事人性的洞察，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去年（2018年）5月，朱正琳和太太傅锡明来 到纽约，到我家中小坐。离上次即1990年那次汉堡相见，我们已经28年没见面了。不过在这段期 间，通过来往的朋友，通过互联网，彼此还是有联系，互相关注的。再说，君子之交不需要时时浇灌。可以相隔万里，可以一别多年，但只要一见面一开口，一切就 无缝接轨，自然而然。

 

朱正琳夫妇这次到美国来是 探望在美国匹兹堡工作与定居的儿子。我早就见过他的儿子。大概是1981年的暑期，朱正琳的太太领 着儿子来北京探亲。在朱正琳的宿舍里，我见到他们一家。朱正琳说他儿子叫朱小peng。我问哪个peng，大鹏金翅鸟的鹏吗？他说 天蓬元帅的蓬。我一听就笑了。姓朱，天蓬元帅。对了，我和朱正琳都属猪，怪不得我们都喜欢猪八戒。不过我想，一般人看到“朱小蓬”这个名字多半并不会马上联 想到天蓬元帅。

 

朱正琳本来就很豁达，退休 后的日子过得很是潇洒。18年那次见面时，他说他身体 还好，以后会不时的到美国来。19年果然又来了。想不到我们 还未曾再见面，就永远见不到面了。

 

朱正琳其实还挺浪漫的。他 说过：“关于死，我的确有一个理 想，那就是：死在海拔很高终年积雪的大山上，譬如喜马拉雅，譬如阿尔卑斯。如果能够选择死的方式，我会选择离开人群；如果能够选择死的地方，我会选择终年 积雪的大山。当然，我也只是个‘口头革命派’，到头来多半还是会乖乖地‘死在床上’。”朱小蓬说，父亲的骨灰将会 按照他的遗愿，选择一个美丽的日子抛洒在美国的雪山下。

 

圣诞节，我一家四口前往滑 雪胜地科罗拉多州。老朋友齐光夫妇分别开车载我们一家和他们一家到了君主山（Monarch Mountain）。面对皑皑雪山，我不由 得想起了朱正琳，感慨万千。

 

2019年岁末于纽约

 

附录：

 

                   体系在谎言中的妙用

                                                                              郑 乙

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城里，“市民”，这一寻常的称呼一度取代 了“人民”那个庄严的概念。一字之 差，一件看不见、摸不著的圣物立刻就实实在在地出现在广场、出现在街头、出现在通往城区的各个路口。那里有几十万、上百万普普通通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就是他们，把几十万大军生吞吞地拦在了北京城外！在那历史奇观中，曾有过这样一个一瞬即逝的小镜头。一个小孩在军车下仰面向一位战士喊道：“叔叔，你千万别进去！那里 面都是好人呀！”那位战士顿时泪下。----他懂了。事情突然变得那么 简单。

一、请记住这一声喊。北京 市民冒著风险、费尽唇舌，就是为了表达这样一个简单而又鲜明的判断。这判断不是出自历史的洞见，也不是出自理性的分析，它只是出自一种庸常的见识、一种无 由的关怀，或者说，出自我们久已羞言的“良知”。这样一种判断的获得和表 达，从来都是直接了当的，不需要任何理论的支持，也不需要所谓“实践的检验”。不要小看了这种判断。世 界上所有的谎言，都是为了使人们丧失作出这种判断的能力。几十年，我们接受和参与制造了一大堆概念，我们所听到的和总是在跟著说的谎言早已成了体系。体系 的妙用在于，任何一个判断似乎都不可能是直接的，而只能是一个“推论”。这就不仅造成你反驳一个 判断的困难，而且使你踌躇自己作出一个判断。

如果任何一件事的好坏都须 从原始共产主义说起，而且还得一直说到共产主义，你当然只好缄口不谈。天长日久，我们也都习惯于认为，好坏是论证出来的，而不是可以直觉的，不学习“理论”，就不能知善恶了。因此， 当我们开始感到谎言的不可忍受并试图加以拒斥时，每每不由自主甚且煞有介事地摆出一副与说谎者理论的姿态，而且到头来还总是痛感自己“缺乏理论”。“可是，皇帝并没有穿衣服 呀！”在那一声喊中，有关皇帝的 新衣好看还是不好看的争论就完全没意义了。对谎言的反驳难道不是这样简单吗？如果有人还要求那小孩论证“为什么说皇帝没穿衣服”（这样的事也是发生过 的！），那就只能是一种胁迫，要那小孩改口，直到说出：“我错了。”不，还没有完，那小孩必须“说清楚”自己为什么“错了”。事实上，谎言的体系中也 必有直接的判断。“这鹿是马”，就这么简单，无论它联著 多少论证。如果你不想绕开这个直接的谎言，你终于要直接了当地说：“不，这不是马，是鹿。”问题确实只在于你有没有说 出这个“不”字的勇气。这“不”字倘说不出口，“体系”就会立即向你展现它的全部“逻辑力量”。无论你是想承认还是想反 驳，你都会忍不住地说了（现成的）上句就想说（现成的）下句。

当初布哈林在法庭上半心半 意地分析自己的“罪行”，越说竟越来劲，无非就是 因为受到这种他摆弄惯了的力量的驱迫。轻车熟路，他比别人表演得更出色一些也不足为怪。事实上我们每一个共产主义的臣民都不会对此种“逻辑力量”感到陌生。有人说过，共产 主义的臣民都养成了“第二天性”。我们对世界的反应常常是 出自这“第二天性”。“第一天性”则深藏不露，回到家里才开 始折腾自己：“我为什么当时没表示我的愤 怒？”而实际是我当时并没有感到 愤怒（只感到害怕？），只是回来后才怒不可遏。

为了不使自己的“第一天性”太过于难堪，我们终于练就 了一身漫不经心地说谎的功夫。我们以此来保护自己，甚至于以为这样就可以保存自己。但是，“体系”制造者也从来没想要你相信 他的每一步“推论”，他只想要你跟著他不停地 进行“推论”。体系是一种运动！只要你 永远只能以“第二天性”与世界照面，你的“第一天性”就一文不值。“不是德性，是惯性。”这句在北京城广为流传的笑 话，恰好表达了我们的生存状态。有了这种惯性，“第一原理”便可以隐藏起来，在背后支 持每一步推论。这是何等经济的操作方式！这“第一原理”不是别的，就是赤裸裸的暴 力。因此，谎言的功能远不止于遮掩，它实是专制政体运转的法则。谎言与暴力，就这样形成了专制整体这枚钱币的两个面。孟德斯鸠说过，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 怖。我们或许还可以说，如果其臣民没有被驱赶著不停地说谎，该原则就尚未确立，也就是说还不够恐怖。赵高当年在朝廷上指鹿为马，迹尽荒唐，实际上却是吃透 了这条原则的表现。以此观之，近几年来“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的确是一大“失误”。要不然，学生们和市民们 至今都仍在惯性之中，那小孩何至于敢那样喊？是的，小孩也同样是不敢的。安徒生在写他那篇脍炙人口的童话时竟没有想到这一点！

二、然而，那一声毕竟是喊 出来了。中国人可谓是屡遭荼毒，乃至于曾有一度，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骂中国人没救了。谁曾料到，在一九八九年，学生们率先说出了那个“不”字，而市民们竟立即表达了 自己的判断：学生们是好人。事情很清楚，中国老百姓并未沉沦，他们依然没有丧失判断的能力和表达的勇气。于是，钱币的另一面不得不翻出来了。学生们和市民 们只是因为表达了自己就给自己招来了血光之灾！难道不是么？！“不要以为共产党软弱可欺！”早在三十三名知识份子上书 要求释放魏京生时，就有人这样说过了。表达就是“欺负”！“还击”只是迟早的事，“革命的两手”，哪一手曾经软过？

毛泽东有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 惧的。”这话的意思和“我思故我在”一样地清楚明白：我什么都 不信，所以我什么都敢干。当然，也得有一个必要条件：“我们有三百万军队怕什么？”----有恃方能无恐。“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并未虚言“主义”二字，他们其实也有一信， 那就是信奉且只信奉暴力。“唯”字已含有只相信的意思了， 毛泽东为什么还要在前面加上个“彻底”？因为许多的“唯物主义者”也常常会被自己参与制造的 谎言绕昏了头，不能始终一贯地守住“第一原理”。“高处不胜寒”，要守住“第一原理”谈何容易？可一旦守住了， 就可以说：“我即第一原理。”所以，毛泽东的这句话原只 是自咏自叹，邓小平却表明了自己不愧为毛泽东的传人。芸芸众生也不是不相信暴力的有效性。

全副武装的军队要打进城 来，老百姓的血肉之驱哪里挡得住？这是常识，人皆有之，倒不需要李鹏之流来提醒。他们总还是以为，“良心”也应是人皆有之：“你们怎么忍心开枪打学生？ 我们怎么忍心看著他们被打死？”他们甚至没有计算过，首先 被开枪打死的将会是他们自己，老百姓的冥顽不化就在这里。四十年来接受了多少“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所进行的“教育”，到头来却仍然死抱住这种 庸常的见识和无由的关怀不放。我们确实不得不为之一哭，这就叫做“人心不死”。这就叫做“民意不可欺”。这就叫做“人类良知不可泯灭！”待到长安街被血洗之后，大 军“一举攻占”天安门广场，“四点半到五点半广场上未死 一人”，还是“和平解放”，而死伤在长安街头的北京 市民果然没在计算之列！“第一原理”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犹抱琵琶半遮面”，羞答答地作欲退不退状。“人民解放军”在街头帮助市民扫街，扛著 扫把（当然还背著子弹上膛的枪）高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市民们，什么事情都没发 生，回到惯性中去吧！谎言的体系于是又开始运转，一个“推论”接著一个“推论”。

市民沉默了。在沉默中却依 旧顽固地坚持著那些庸常的见识，无由的关怀和简单的判断（乃至于齐奥赛斯库垮台，北京人竟然过起圣诞节来了！）。老百姓所坚持的，本来是“历史”和全部历史谎言之外的东 西。这一点，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明白？“时光仍在流逝，街市依旧太 平”。只是这一回，北京城里却 暗暗滋生出一种在大地里潜藏已久的期待，期待著复仇女神的降临。据说，那几位与岁月同样古老的神只以他们的愤怒代表了正义。北京市民和中国人民看来还有 难，让我们祈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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