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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有句名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迫使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这话用在马克思主义头上早已完全失效，用在人权观念上倒十分贴切。仅仅几年之前，中共还一口咬定人权是“资产阶级口号”，如今它也开始正面地谈论人权。无论如何，这总是人权观念的一个伟大胜利。
但是围绕着人权观念，我们和中共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系列重大分歧。这里，我们不准备对这些分歧展开全面的讨论。我们只是提出我们的一个基本主张：言论自由是第一人权。
中共说生存权才是第一人权。可是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言论自由，生存权只是一句空话。三年饥荒，十年浩劫，几千万中国人死于非命，就是因为少了言论自由。否则，这类危害人民生存的错误早就得到制止了。不错，有些时候，一个国家并没有言论自由，而那里的人民也能生存下去。甚至还生存得不坏。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生存只是来自统治者的思想，不是来自人民自身的权利。那些把其它人权──例如生存权、发展权视为第一人权的人忘记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除非你有言论自由，也就是说，除非你在自己的生存权、发展权受到侵犯时能够大声疾呼，从而唤起全社会普遍关注，否则你的生存、你的发展就没有任何保障。
中共对西方国家说，你们不要把你们西方的人权观念强加给我们中国。错了。现在的问题，不是西方人要把他们的人权观强加给我们中国人，而是一小批中国人要把他们的人权观念强加给广大的中国人民，而且是用坦克车、机关枪作为强加的手段。
中共总是强调中国有中国的政治传统。这话也对。但传统是个复杂的东西，有好传统也有坏传统。早在尧舜时代，中国人就在交通要道上树立高大的木柱，专供人民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包括批评统治者的意见之用。古人称作“谤木”，就是后来华表的前身。中共为什么不去继承这个传统，而偏偏要继承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传统呢？
有人说，实现人权需要一个过程；做事总是要讲个轻重缓急；现在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实行言论自由还没有条件。此话不通。两千年前的曹刿早就指出：一个统治者要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那倒有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不是说到之时便能做到的；但统治者若想老百姓的自由不受侵犯，那他只要有这份意愿就行了。毕竟，实行言论自由并不是要求政府做什么，它只是要求政府不做什么。谁也无法只凭一道命令就让全国人民都成百万富翁，但只要有一道命令取消因言治罪和释放思想犯，言论自由顿时便可实现。
有人担心，实行言论自由会导致天下大乱。这不仅是“杞人忧天”，而且是“伯虑忧眠”。历史上，因为压制言论自由而导致天下大乱者比比皆是；因为实行言论自由而引出社会动荡者古今未有一例。
还在北京之春运动时，我们就系统地提出了言论自由的主张。事实一再证明，我们当初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高兴地看到，国内的《法学》杂志九三年第一期登出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实行言论自由是当务之急。可见这已经是普遍的认识。
今年是联合国的人权年。不久前，在曼谷和维也纳分别举行了两次国际性人权会议。在此我们再次提出言论自由问题，希望能引起世人的广泛注意。我们相信，在中国，搬掉因言治罪这座山只差最后几铲土了。让我们再加一把劲。
——原载《北京之春》
1993年7月号 http://bjzc.org/bjs/bc/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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