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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联有存在的权利吗？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
我们不允许“中国民联”在中国境内活动，不允许《中国之春》在中国境内发行。对“中国民联”在中国境内设立秘密组织，一律予以取缔；在中国境内流传的《中
国之春》一律予以收缴。对参与其活动的人员，区别情况，区别对待。为首组织“中国民联”的王炳章等极少数几个人，他们是背叛祖国、公开从事仇视和破坏社会
主义制度的敌对份子。
在国外参加“中国民联”后，又回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触犯刑律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王炳章等人的欺骗下加入“中国民联”的一般成员，我们坚持教育
的方针，只要他们声明与“中国民联”正式脱离关系，不再从事“中国民联”指派的活动，就既往不咎。过去，国内有极少数人，不明“中国民联”的真相，曾与
“中国民联”有接触，只要今后不再接触，就不予追究。
应当感谢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的这番话，因为它有助于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真正应该注意的问题上来。众所周知，在此之前，某些领导人和有关方面早已不止一次
地点明批判过“中国民联”，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些批判的弦外之音分明是要否认中国民联的存在权利。不过这一层隐含的意思毕竟没有讲得十分明白，这就使得海
内外不少人抓不住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因此他们很容易把注意力放在诸如“中国民联的纲领是正确的吗？”“《中国之春》上的文章说得有道理吗？”等具体是非问
题上来，而把“中国民联究竟有没有存在的权利”这个更重要的问题置之脑后或置于次要位置上。于是，有些人，或者是出于真心实意（？），或者是出于自以为高
明的策略考虑，在某些公开场合下，说几句中国民联的坏话，表示和中国民联划清界限，等等。现在好了，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讲话了。他的讲话明白无误地传达了
这样一个信息：即，他们所做的一切，决不仅仅是要批判中国民联的错误，而是要取缔中国民联的存在。所以，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问题就是：中国民联有存在的
权利吗？
权利先于是非
这里实际上有两个问题；赞不赞成中国民联的纲领和主张，这是一回事，承不承认中国民联有正当的存在权利，这是另一回事。民主政治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
权利先于是非。
所谓“权利先于是非”，意思是说，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和平方式表达和提倡自己的政治观点，不论这些观点本身是否正确。你可以不同
意别人的观点，你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提出你的观点以及反对别人的观点，但是任何人、包括执政党、政府，都没有权利去压制别人。不但是你不能去压制别人，当你
见到有其他人、尤其是执政者，试图利用强力去压制别人时，每一个公民都必须站出来反对，都必须坚决维护别人的自由权利。只有在每一个公民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的前提之下，相互之间的批评讨论才能得以正常展开。政治主张上的是非是一回事，自由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是另一回事。我们必须首先考虑权利的保障问题，其次
才是考虑观点的是非问题。这就叫权利先于是非。
与此相反的原则是“是非先于权利”，你的主张合我的意，我允许你说你做；你的主张不合我的意，我就禁止你说你做。按照这种原则行事，我们将没有公民而只有
顺民，没有独立思考而只有唯唯诺诺，没有对最高权力的监督而只有当权者的无法无天，人民的政府将不是人民的公仆而变成人民的太上皇。
对一个人权利的侵犯，就是对一切人权利的威胁
毫无疑问，中国民联不是中国民主力量的唯一代表，因此，反对中国民联并不等于反对中国、并不等于反对民主。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像共产党。共产党总是宣称它
是全中国人民的唯一代表，所以，它宣称谁反对中国共产党谁就是反对中国、就是反对中国人民。
一方面，作为一个主张民主、主张多元、反对专制、反对垄断的组织，我们坚决认为：反对中国民联不等于反对中国、不等于反对民主。换句话，我们坚决承认，任
何人、任何组织（包括执政党）都有权利批评我们、反对我们。但是，另一方面，我必须强调的是，任何人、任何组织（尤其是执政党或政府）都无权否认我们的存
在权利。我们必须懂得：对一个人的权利的否认，就是对全体人的权利的否认；对一个人权利的侵犯，就是对所有人的权利的威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必须
指出，否认中国民联的存在权利，实际上就是否认每一个人的政治权利。
事情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当局禁止中国民联在中国境内活动，它实际上禁止的乃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结社自由；当局禁止《中国之春》在中国境内发行，它实际上禁止
的乃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出版自由。不仅如此，当局还宣布禁止人民阅读《中国之春》，声言凡与中国民联有过“接触”者就要“追究”，这哪里是仅仅针对我们中国
民联，分明是针对全体中国人民！本来，由于实行封锁，国内一般人知道中国民联、《中国之春》的人很少，为什么当局要动用大小宣传工具通令天下呢？他们这样
做的目的很清楚，那就是杀一儆百、借题发挥。他们无非是企图以此恫吓人民，警告人民：“你们完全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凡是我们不让你们做的，你们就不能
做；凡是我们不让你们说的，你们就不能说；凡是我们不让你们看的，你们就不能看。”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全面专政”的气味。面临着这种对
公民自由的权利的非法压制，谁能说它仅仅是关系到中国民联的事情呢？
毫无疑义，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位中国公民，都应该起来维护中国民联，不是维护中国民联的纲领和主张（假如你不同意或坚决反对的话），而是维护中国民联的存
在（自由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这不仅仅是维护中国民联的权利，同时也是维护所有人的权利，也是维护我们的共和国的权利（如果我们还希望她是共和国的话）。
必须学会保护“异端”的自由权利
我们知道，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最初一段日子里，共产党并不是唯一正式存在的政党，当时的俄国还存在着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多个与共产党平等的政党以及一
系列并不属于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团体。在共产党一统天下后的最初一段日子里，布尔什维克派也还不是党内唯一正式存在的一派。在布尔什维克派垄断全局后的最初
一段日子里，斯大林也还并不是其中为所欲为的唯一的绝对的领袖。如果说俄国历史上空前残暴血腥的独裁专制是在三十年代大清洗中完全形成的话，那么，冰冻三
尺，非一日之寒，导致这一极权统治形成的最初动力，早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就发生了。后人读史，免不了要感到纳闷，那些后来依次遭到无情清洗的共产党
人、老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的亲密战友们，当他们无比卖力地去摧毁那些其它政党、其它派别以及其它昨日之亲密战友时，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难道他们就真的一
点也不能从前面一批批牺牲者的命运那里看到自己未来的归宿吗？也许确是如此，因为这些共产党人、老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的亲密战友们大都是些目光短浅的狂热
份子。但恐怕也不尽然，其中有些人难免没有想靠整倒别人来抬高自己。另外就是出于自保，唯恐自己不能站在胜利的一方，尽管明知这一方并不正义。还有一些人
则是自作聪明，他们企图通过和“异己份子”划清界限的办法来加强自己在“自己人”圈子里的发言地位。独裁者（他们都是洞悉人类弱点的大师）则巧妙地利用了
上述各种不同的心理状态，从而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最终达到绝对权力的顶峰。
这里，我们要特别向大家提醒一个事实，那就是，斯大林每一次搞清洗，他都能成功地组成一个多数。没有一次清洗不是郑重其事地通过了多数票表决（而且常常是
全票赞成）的方式实现的。由此我们引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便是，假如我们不能学会保护“异端”者的自由权利，也就是说，假如我们在政治斗争中不十分注意
承认和保护政敌（或论敌）的正常存在权利，我们必然使自己沦为独裁者的帮凶并最终难免不成为独裁者手下的牺牲品。保护自己权利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保护别人
的权利、保护政敌（或论敌）的权利。当年法国的伏尔泰和卢梭观点不和。卢梭写了一部书，让伏尔泰批得一无是处，但是，当伏尔泰得知当局要封禁卢梭的这部书
时，他挺身而出为之辩护。他对卢梭说：“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这种话的权利！”每一个关心自由民主的人，应当牢牢记住这句话。
公民，就是一个具有坚定的权利观念的人
非常不幸的是，在苏联发生过的事情，在中国又一次地重复发生，而且在烈度和广度上，后者还大大超越了前者。“文革”之后，痛定思痛，人们开始了深刻的反
省。许多人提出了要说真话、至少是不要说假话、不要说违心之话、也就是不撒谎的道义要求。这一要求无疑是正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专制社会就是一个谎言的
社会，如果我们大多数人都坚持做到不撒谎，专制统治马上就会陷于半瘫痪。
不过，我这里要指出的一点是，单单是不撒谎还是不足以改变专制的，虽然它可以使专制失去相当部分的效力。笼统地提倡说真话也不是万无一失。因为：
第一、如果我们没有明确的权利观念，说真话有时也会助长专制。当年的布尔什维克们一度不也是很真诚的吗？但正是他们的这种真诚促成了一个专制统治的出现。
第二、在个人权利毫无保障的条件下，说出全部真话往往要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因此对于许多普通人来说，要求他们处处说真话也许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过高的苛
求。
不错，时至今日，绝大多数人都已经抛弃了昔日那种视不同政见者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务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后快的荒谬思想。换句话，在今天，绝大
多数人都坚决摒弃了整人的错误行为。但是，愿不愿意去整人，这是一回事；肯不肯为他人的权利作辩护，这是另一回事。如果我们仅仅做到前一点而不能做到后一
点，自由还是毫无希望的，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权利也还是毫无保障的。众所周知，在专制统治的鼎盛时期，人们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你被迫去参与对他人的迫害。在这种形势下，保持沉默不语就已经是一种了不起的举动。只是，如今的形势变了，专制统治的黄金岁月早已一去不返，它差不
多已经失去了强迫人们充当其全部罪恶的帮凶的力量。在今天，在整人的运动中保持沉默已经不再是一种需要勇气的行为。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与此同时，我
们又必须看到，在今天，已经过了多年的连绵不断的政治迫害之后的今天，专制统治已经可以不再需要借助于人民之手给予它“再一次推动”，它可以凭借由“第一
次推动”所获得的巨大惯性的力量自我维持。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立场去反对专制，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摆脱它的压迫。专制统治依靠人们的
幼稚的狂热而建立，依靠人们的世故的冷漠而维持。没有公民的社会怎么可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呢？希望我们的社会民主吗？请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公民。什么是公民
呢？就是一个具有坚定的权利观念的人。
【选自《中国之春》第五十九期(一九八八年四月号)】
——《北京之
春》 http://beijingspring.com/bjs2020/bjs/zcwx/34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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