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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每日每时都感觉到他周围的世界在扩充，所以他视人生为实在。
老年人每日每时都感觉到他熟悉的世界在消逝，所以他视人生为幻梦。
不怨天尤人乃是一种极大的美德，也是一种极高的要求。在构成一颗刚毅的灵魂的诸多因素中，不诉苦肯定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种。
一个要成功伟大事业的人，必须克服四道障碍:在第一阶段，他不要因为众人的夸奖而沾沾自喜;在第二阶段，他不要因为众人的责难而怒气冲冲;在第三阶段，他不要因为众人的冷漠而心灰意懒;在第四阶段，他不要因为众人的崇拜而忘乎所以。
对每一个人而言，最理想的事业应当是下述三者的结合:
从道义上，你相信它是你应该做的;
从才力上，你认为它是你适宜做的;
从兴趣上，你觉得它是你乐意做的。
成功=奋斗+运气。
一向运气好而轻易成功的人常常不承认自己有运气，因为他们只看到了自己的奋斗。
长期奋斗而终于成功的人却很承认运气的作用，因为他们深知光靠奋斗还是不够的。
历史不会被遗忘，但是会褪色。我们并不曾失去往事的记忆，我们失去的是当年的激情。
“无产者”和“贵族”是两个矛盾的概念。说“无产者贵族”好比说“圆形的方”。
历史上不乏无产者获得权势而成为贵族的先例。一般来说，他们在获得贵族的地位后立即就注意学习先前贵族的言行举止，接过那一套贵族的文化，于是他们就逐渐地变成了贵族而不再是无产者。
然而，共产党的统治，至少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却造就了一批可以称之为“无产者贵族”的人。他们声称自己身居高位而不改本色。曾经一度，人们指望这批人能够一身而兼具“无产者”与“贵族”两者的长处。不幸的是，放眼望去，只见更多的倒是这二者的恶性综合:他们业已失去了无产者的朴实而只留下了它的粗野，他们没有学得贵族的高雅而只学得了它的骄横。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具有自己的文化遗产，哪怕他们仅只是漂亮的服饰，文雅的措辞，甚至不过是某种有闲又有趣的游艺。行将就木的“无产者贵族”们，你们又会留下些什么东西呢?
当代中国人的悲喜剧在于:我们生活的时代在不断的变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是在每一个时代，大多数人都以为那是变不了的，是不会变的，所以他们总是拼命改变自己以适应时代。这样，在下一个时代到来时，他们又无法适应了，于是他们只好再改变自己。照理说，在经过了如此频繁的变来变去之后，一般人总该有自己的某种主见了。可惜不然。君不见在今日之中国，许多人不是又在努力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的时代吗?因为他们以为，现在这个时代是不会再变的了。
在揭示一个人的人格时，语词可以是最弱的证据，也可以是最强的证据。它是最弱的，因为说假话、说大话是那么的容易;它是最强的，因为在某些特定的境遇下，一个人说什么、如何说、多说几句还是少说几句，当下就决定了他全部的命运。此时此地，语词即其人。
理性地争论政治问题应该就事论事。我们应该根据对方的论点论据进行争辩。追究别人的动机或背景，这对于了解一个人是有用的，但对于了解一个问题却是多余的。如果我们在讨论问题时总是把对问题的看法和对人的看法混在一起，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想当年，我们都信仰过毛泽东，但是我们的信仰往往不是批判性思考的产物，而是我们不曾怀疑。不曾怀疑的原因是我们下意识地知道怀疑会招致可怕的后果。也就是说，我们由于不敢怀疑而不去怀疑，由于不去怀疑而没有怀疑，到头来连我们自己都以为我们真是百分之百的信仰了。
孤独和孤独感并不是一回事。孤独是一种存在状态，孤独感是一种心理状态。最深刻的孤独感往往不是产生于离群索居，而是产生于喧闹的人群。“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最深刻的孤独感是：当你生活在喧闹的人群之中却又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
除了纯动物性的感官快乐外，凡略带精神性的、人性的感受，包括审美，都离不开他人的分享或参与。连孤芳自赏的心理也需要他人的介入。什么是孤芳自赏?孤芳自赏就是你坚持一种与众不同的追求，别人不理解、不以为然，别人向你投来惊讶、好奇、不满乃至憎恶的眼光。恰恰是这些未必令人愉快的种种眼光，才使你有了孤芳自赏的自怜又自傲的感受。阮籍对他瞧不起的人翻白眼。如果没有这号人走近你的身旁，你把白眼翻给谁看?如果别人根本没有察觉到你的白眼，你翻了又有什么用?
作为感情，恨和爱都离不开和对象频繁的感性接触。我们很难恨那些我们平时接触不到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大暴君反而比小爪牙更不容易招致人们切肤之恨的原因。
倘若这个世界没有了敌人，只怕我们便会憎恨原来的友人;正如同我们的四周没有了友人，我们便会觉得那旧日的敌人也有几分可爱。
敌人可能是最好的朋友，因为他们最热衷于寻找我们的缺失，这就促使我们随时保持清醒。
同样的，有些朋友可能是最坏的敌人，因为他们太宠爱你因而太姑息你，到头来反而害了你毁了你。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的另一个意义是，改变信仰的内容是容易的，改变信仰的方式或态度却很难。一个极端主义者一辈子可以改变好几次信仰的主义，但始终不变的是那种极端的态度。一个具有开放态度的人，即使他信仰的是一套封闭的主义，他也仍能保持其心灵的开放。反之，一个心灵封闭的人，哪怕他信仰了一套开放的主义，他也不改其封闭。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与其说是在和不同的主义打交道，不如说是在和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性格打交道。
我们这代人的不幸在于，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恶，各种各样的恶，几乎所有的恶。有些恶原本是相反相克的，有此恶则必无彼恶，殊不料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却让我们全遇上了——虽说是在不同的阶段。在经历了如此多的恶之后，心地善良者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有信仰，但也比任何时候都更难于保持信仰。
马克思主义以它的理想主义赢得众多真诚的信徒，然后以它的犬儒主义毁掉这些信徒的真诚。正象火以光亮吸引飞蛾，然后以它的热烧死飞蛾。
我们都有一颗良心，良心总是在寻求安宁;但是，除非我们敢于正视这个不安宁的世界，否则，我们的良心永不会真正的安宁。
我越来越相信，实现自由的强大杠杆是唤起人们的同情心。实现自由，意味着要保护少数。少数既然是少数，他们就没有足够的力量自己保护自己，他们就必须得到多数的宽容。这就要求多数要有同情心，有恻隐之心，能够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实现自由，就是要唤起人们的这种精神。
在正常的社会里，不正常的人是不适应者。在不正常的社会里，正常的人是不适应者。然而，一般人又总是希望自己能够与社会相适应，于是，他们就会为了适应不正常的社会而把自己变得不正常。
记忆不是一本印好的书，无论什么时候去翻阅其内容都保持一样。记忆是一支万花筒，里面的材料虽然就那么不变的几样，但每次去看都能呈现出不同的图案。
一位奏折派经济学家宣称:经济学只问效益，不问道德。道德是道德学家之事，不是经济学家之事。
这使人想起一个外科医生的笑话。某兵士身中一箭，前来求治。这位外科医生拿出手锯，三下两下锯掉箭杆就算完事大吉。兵士说：“箭头还在里边呢。”外科医生答:“那不是我的事。那是内科医生的事。”
共产主义事业的兴亡史告诉我们，看有多少人愿意为一桩事业而死还是很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看有多少人愿意为这一桩事业而生。
设计一种良好的制度无非是以毒攻毒，利用小恶防止大恶;因此，再好的制度也不可能消除一切恶。据说，有一位异想天开的年轻人，找到爱因斯坦，说:“我要发明一种万能溶液，一切物质都能溶解掉。”爱因斯坦当即反问道:“那你用什么东西去装它呢?”同样的，如果一个人妄想设计出一种能够消除人性中一切恶的制度，我们就要反问他一句:你这个制度又利用什么东西去启动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