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兄生于1947年，我生于1955年，大我八岁。论年龄，我们应该是同一代人，但论思想，他是我的启蒙者；论行动，他是当代中国自由运动的先驱之一。

    我与胡平兄初期见面是在八九年初的纽约。八九运动爆发时，在《北京之春》编辑部，在朋友聚会时，在胡兄家，我们关注的中心自然是国内的一举一动，大家都很激动，特别渴望能够为国内做点什么。于是，有了那份《改革建言——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

    我觉得，与其隔着大洋激动，不如回国参与。我决定回国时，一些朋友反对，一些朋友支持，胡兄的坚定支持，帮助我下了最后的决心。

    早在不认识胡兄的1980年，在长春吉林大学读书的我，就开始阅读胡兄的《论言论自由》。他的思想让我激动，他的逻辑使我折服，他的才华令我羡慕。后来，当我对胡兄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胡兄就不仅是思想上的先知先觉者，也是中国民间自由运动的极少数行动者之一。八十年代的胡兄，就是我心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

    翻阅大学时代自己的读书笔记，其中就摘录自《论言论自由》的某些段落，比如：

    “有了言论权利不等于有了一切，但是，丧失言论权利则必然导致失去一切。”

    “言论自由好比空气，唯有失去它时一般人才会感到它的存在价值。言论不自由所造成的损害也正象窒息，看不见刺眼的伤口。”

    胡兄在八十年代的写作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最大贡献，还不在于他的自由思想，而在于他突破了毛式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率先创造了独立于独裁意识形态的自由价值观和民间话语。如果说，民主墙一代的政论标志着观念的突破，但在语言方式上大都印有毛式话语的鲜明痕迹，那么，胡兄的《论言论自由》，不但完成了清醒的观念突破，而且洗涤毛式话语的痕迹。现在回想起来，民主墙一代的观念突破还不太会令人吃惊，但在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已经彻底"毛化"的语境中，在绝大多数开明人士都在用毛式话语表述改革之时，胡兄居然能够用一种全新的语言方式来写政论，堪称一个小小的“奇迹”。

    在胡兄的流亡生涯中，写于1998年的《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无疑是他的流亡写作中最重要的篇章。胡兄对六四后中国精神状态的透视，象三十年前写作《论言论自由》一样，依然是力透纸背的锋利和环环相扣的严谨，甚至，重读如同初读。

    胡兄揭示大屠杀后惊人的道德衰败，不敢坦言的懦弱、看破红尘的玩世、惟利是图的厚黑，言行背离的分裂，而且犬儒得那么理直气壮!

    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中，用“犬儒主义”来解析六四后中国精神危机且解析得精确，胡兄应是第一人。

    胡兄1987年出国，写作此文，已经去国十一年。但他的睿智仍然能够跨越宽阔的大洋，穿透光阴的阻隔，洞见国人的精神病灶。在这种穿透力的背后，是他的梦牵魂绕，心灵从未离开过故土。

    值此胡兄六十岁之际，送给胡兄几句话：

    仿佛转瞬，胡兄已经六十岁了，《论言论自由》发表已经三十年了，六四也已经十八年了，中国仍然没有言论自由，不免令人神伤。但时至今日，我仍然坚信胡兄三十年前所言：“言论自由是极权主义社会的阿基利斯之踵。”“解决言论自由问题是战胜极权主义的第一步，也是最后一步。”

2007年8月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