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文革小组的角色

中央文革小组（以下简称中央文革）在文革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让我们从江青和陈伯达的两句话说起。

在审判四人帮时，江青讲过一句话：“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1)1963年，江青曾对王光美说：“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2)

戚 本禹在回忆录里讲到，在二月逆流之后那段时期，陈伯达很惶恐。戚本禹说："陈伯达老是动动摇摇，顾虑重重的，一天到晚说丧气话，讲文革不行了，再这样搞下 去，将来很多问题都要由我们来承担责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们聪明，也更有政治经验。知道得罪了那么多人，最后就会殃及自己。他老给我们这么说。我们说， 你这叫前怕狼，后怕虎，你跟着毛主席革命，还怕啥呢。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也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 败。”(3)

这 就是中央文革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中央文革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推行政治大清洗的执行机构，打个通俗的比方，就是打手（用江青的话就是狗）。中央文革 是毛泽东的打手，毛泽东叫它打谁它就打谁。有时，毛泽东想打倒某人，但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好直接说出，他就借助身边亲信之口传达自己的意见，而不是以自 己的名义正式发布。由于这些亲信被认为最了解毛最知道毛的意图，他们的讲话往往被外界视为毛本人意见的延伸。这样一来，毛既能够通过他们试探党内外的反 应，又能够保留回旋余地。如果反应良好，便就可以顺势推动下去；如果反应不佳，或者引发了超出预料的政治后果，则可以出面修正，如果惹出的麻烦大了，那就 把责任归于代言的亲信，开刀问斩，以安抚人心，稳定局面。这样，毛就使自己总是立于不败之地，并总是处于最后裁决者的位置。这就叫“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 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这就叫“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

中 央文革是怎样扮演自己的角色的呢？这可以分为两方面：有些事，中央文革自己直接出面，发布文件，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喉舌上发表 社论、评论或文章，提出口号，组织批判，部署行动。但也有些事，中央文革自己不好直接出面去说去做，它就发动、引导和利用群众、利用群众组织去说去做。那 么，中央文革又是怎样利用群众利用群众组织的呢？这又可以分为两方面：有些是公开的指示和引导，发文件发文章，接见群众或群众组织的代表发表讲话，还有一 些则是不公开的授意和面授机宜。文化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文革中，群众可以使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成立组织，还可以集会游行、 开批斗会，甚至对被批斗者实行人身控制即所谓群众专政。群众可以说出、作出中央文革无法或不便去说去做的事情。由此形成了“毛—中央文革—群众”这样一种 闭环。中央文革在文革中的又一重大功能，就是承担政治中介的角色。一方面，它是毛泽东意志的延伸，另一方面，它是群众运动的引导。这就对应了上述江青和陈 伯达的两句话，既是中央文革作为政治代理人的权力所在，也是作为代理人的风险所在。

（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构成的两大特点

中 央文革小组成立于1966年5月28日，早期共有成员18人。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 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以及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各一人：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后来又增补陶铸为顾问。

在 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变动很大。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尹达、穆欣、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陶铸等10人先后被打倒或排挤出局，于是中 央文革小组成员就成了8个。按照官宣的排序是：陈伯达（组长）、江青（第一副组长）、康生（顾问）、张春桥（组员）、王力（组员）、关锋（组员）、戚本禹 （组员）、姚文元（组员）。所以人们在谈到中央文革时，通常就是指上面这8个人。

1967 年8月，王力、关锋、戚本禹垮台（戚本禹垮台的时间稍晚一些），中央文革就剩下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1970年8月陈伯达垮台，不过那已 经和中央文革这个机构没什么关系了。因为早在1969年3月的九大后，中央文革虽然没有宣布解散，但实际上就已经停止了运作。

中央文革的成员有两大特点：1、绝大多数是秀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专家。2、陈伯达、江青以及戚本禹都是毛的亲信。陈伯达曾长期担任毛的理论秘书；江青是毛的夫人，其亲信程度自不待言；戚本禹既是毛办公室系统的人，也是江青的重要秘书和助手。

中 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大多是共产党的理论家，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照说，这几个秀才在党内的地位本来并不高（在中央文革成立之初，上述8 位成员，陈伯达和康生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其余6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到了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陈伯达、康生跃升为政治局常委，但其余6个依 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至于到了九大，王关戚垮台了，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进入了政治局，不过那时中央文革小组作为机构已经淡出），在群众中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也相当有限；可是在文革发动后短短几个月间，他们一跃而居于权势的顶端，他们的权力，他们的名声，包括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甚至比那些内阁重臣和封疆大 吏们还要大得多。

这 种情况是文革前十七年从未发生过的。不过，它看来又很合情合理。文化革命既然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那么，意识形态的专家们理当在其中发挥最重要的作 用。毛时代的中国本来就是高度的政教合一，文革更将之推向极端。在这里，党国的统治表现为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统治即意识形态的统治。在这里，意 识形态的权力高于传统形式的权力，精神的权力支配着世俗的权力。整个社会明确宣布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这就意味着，谁被赋予毛泽东思想的 权威解释者的角色，谁就成了现实政治斗争中的最高法官。

换言之，中央文革就是文化革命中的宗教裁判所。它由教皇亲自任命，由精通经典的教士而组成。文化革命一度造成了一种似乎是由掌握革命理论的人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格局。从表面上看，这更符合、而不是更不符合当时广大革命信徒所想象的理想国。

再 有，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有几个和毛的关系非同一般。首先是江青。江青名义上只是副组长，但因为她是毛的夫人，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拥有最大的话语权。在几个组 员中，戚本禹年纪最轻、级别最低，排名很后，但是在组员中的话语权却最大，就因为他和毛、和江青的关系最密切。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成员和毛的关系最亲近， 他们最了解中共高层的恩恩怨怨，最了解也最能揣摩毛的心思；而毛有什么想法常常也最早告诉他们；换言之，他们是、也被别人视为毛的代言人。

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中的权力就表现在，他们可以宣布什么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什么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什么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什么是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谁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谁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在当时，这样的一句判决就有生杀予夺的无比威力。

不 言而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这种权力是毛泽东赋予的。一旦毛泽东不再承认他们的讲话代表了毛的路线，一旦毛泽东不再承认他们是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解释者，他 们的权力顷刻之间便化为乌有。王关戚一度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最活跃的，到处讲话，影响极大，可是一夜之间就从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不留踪影，不知所终。这样 的结局也是很特殊的。

如 前所说，中央文革的成员们既然被赋予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权威解释者的身份，因此就取得了意识形态大法官式的一锤定音的巨大权力。然而，一旦毛泽 东不再承认他们的这种权威解释者的身份，他们的巨大权力也就瞬间化为乌有。他们一垮台就垮得十分彻底，就垮得不留踪迹。在这一点上，中央文革这批秀才们和 其他共产党干部的情况也很不相同。其他干部或多或少是允许"犯错误"的，唯独中央文革的成员们不行。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被视为毛路线的权威解释者，这种 事怎么能打折扣呢？要是人们发现中央文革成员的讲话也是可对可错，也是可能符合毛路线或可能不符合毛路线，因而可遵从可不遵从甚至可造反，这个权威解释者 的解释就没有权威了。是故，一旦某个中央文革的成员被判定是"犯了错误"，准确地说，一旦毛本人感到有必要对某一中央文革成员的某一言行加以公开的纠正， 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立即打倒，当下清除。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其他的中央文革成员们继续保持他们的权威地位，从而继续发挥他们原有的政治功能。

大致上讲，我们可以把中央文革成员的讲话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传达毛的话；

第二种是从自己之口说出毛不好说出的话；

第三种是揣摩上意，说出他们自以为符合毛的想法、但未必符合毛的想法的话；

第四种是他们自己的话，和毛的想法没关系。

问 题是，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的话，除了第一种明确交代是毛的话是毛的意思以外，听话的人无法分清你说的话是后三种的哪一种，他们无法分清你说的哪些话是 毛的意思（“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哪些话只是你自己揣测的毛的意思，并不一定真的是毛的意思，以及哪些话根本不是毛的意思，而只是你自己的意思。 当毛批评中央文革某成员的讲话是错误的时候，他的意思当然是说你的话属于后两种，但实际上却很可能是第二种。你其实是说出了毛自己不好说出的话。毛发现这 些话产生了他不希望产生的后果，他需要纠正这些后果，他就把这些话归在你名下，对你实行惩罚。

事 情并没有到此为止。中央文革的成员一旦被判定“犯了错误”，不但是立即打倒，当下清除，而且对当事人秘密关入监狱，连家人都不通知；在关押期间对当事人不 进行任何审讯，而且不允许群众或群众组织对之展开揭发批判。这中间的道理并不复杂。如江青所说：“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对了算主席的，错了算我江青 的”，那言下之意也就是说，要罚就罚我。当然，作为毛的夫人，江青是不能罚的。受罚的会是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既然这些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所犯的“错 误”，其实就是说了主席不好说的话，天机不可泄露，所以必须要让他们失踪，人间消失。当然不能对他们审讯，也不允许外面的群众对他们揭发批判，因为一审讯 一揭发批判很可能就会发现他们原来是毛的代言人，就会发现他们的“后台”竟是毛本人。本来，中央文革的这种失败实际上是毛的失败，但如陈伯达所说，“毛主 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我们”被注定成为毛的失败的替罪羊，而替罪羊的命运就是吃哑巴亏，就是被灭口。

《三 国演义》里有这样一段故事。曹操征讨袁术时，军队长期作战，粮草不足，士兵饥饿。曹操问管粮官王垕有没有办法解决粮荒。王垕说仓库里的粮食已经不够，于是 曹操让他采取“小斛散粮”的办法，也就是减少每斗粮食的实际份量，以暂时维持供应。不久，士兵发现粮食不足，怨声载道，军心动摇。曹操于是暗中对王垕说： “吾欲借汝头以示众。”王垕大惊，申辩说这是曹操自己的命令，自己只是奉命行事。曹操却说：“吾亦知汝无罪，然不杀汝，军心何以安？”于是将王垕斩首，并 把他的罪名公布为“克扣军粮”，以平息士兵的不满。

这和中央文革某些成员例如王关戚的“犯错误”及其被灭口的下场，不是很有几分相似吗？

（三）毛利用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利用群众

在四清运动时，毛泽东曾当着刘少奇的面说：“我只要动一根小指头就能打倒你。”(4)但问题是，沿用1949年以来党内斗争的惯例，毛泽东很难把刘少奇置于死地，也很难防止刘东山再起。

1965 年9月，毛泽东约见彭德怀，动员彭德怀到三线任职。根据《彭德怀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记载，毛在谈话中说：“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嘛。你也许是对 的”，“说不定真理在你那边”。(5)11月底，彭德怀赴成都，就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这表明，在1965年秋，毛对彭德怀的处理已经从“政治隔 离、长期闲置”转向“重新使用”。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按照传统的党内斗争模式，彭德怀的处理已经到了触底回升的阶段，已经到了“降职、安排工作、戴着帽子 使用”的地步，不可能再继续原来的惩罚力度了，更不可能把惩罚再升级了。

当 然，考虑到就在毛对彭讲出那番话并降职任用的同时，江青早已在上海暗中布置姚文元写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们有理由推测毛是在玩弄两手游戏，毛 对彭的讲话和安排工作是别有用心。这种推测有多可靠暂且不论，重要的是，如果不是发动一场打破常规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就不可能重新启动并大幅度升级对彭 德怀的迫害。

1966 年12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私下和北京地质学院和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头头面授机宜，要他们去成都揪回彭德怀。彭德怀被揪回北京后，在北京军区和红 卫兵的共同“监护”下被软禁，接受审讯和写交代材料。周恩来明确提出，要批斗彭德怀必须得到中央或他的批准。然而到了1967年7月，康生、陈伯达、戚本 禹等却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航、北地的红卫兵头头时，当面鼓动红卫兵批斗彭德怀，接下来又打电话鼓励红卫兵直接采取行动，于是北京高校的红卫兵们先后举行了 一小一大两场批斗会，还在批斗时对彭德怀拳打脚踢。这样就突破了传统的党内斗争模式，通过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又通过红卫兵，把原本已经降职使用的彭德怀再 度回炉热烤，给予更残酷的打击迫害。

再 谈刘少奇。在1966年8月举行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就工作组问题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作 了检讨。在会后发布的中央领导人排名中，刘少奇从原来的第二位掉到第八位（顺便一提，邓小平在会上也作了检讨，但在会后的领导人排名中依然留在第六位。这 已经预示了刘、邓后来不同的政治命运。虽然此时毛还没有公开说“刘、邓要区别对待”，但从排名变化来看，毛已经在事实上开始区别对待两人了）。从八届十一 中全会上对刘少奇批判的调门来看，比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调门还低。按照早先党内斗争的惯例，接下来刘少奇可能会失去中央的领导职务，但至多也 就是连中央委员也丢掉。就在1967年1月17日，“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已经响遍全国，毛在接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还说：“文化大革命绝不是打倒 一切，对刘少奇、邓小平，我的意见，在召开下次党代表大会时，还是应该选举为中央委员。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是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 同意。”(6)注意这个“可能红卫兵不同意”：现在我们都知道，“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是1966年12月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带头把它带到社会的，而 蒯大富是在张春桥向他面授机宜才那么做的。换言之，所谓“红卫兵不同意”，其实就是毛自己通过中央文革暗中安排制造的。1967年3月30日，戚本禹发表 文章批判电影《清宫秘史》。这篇文章借题发挥，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种不点名的方式，把批判刘少奇推向高潮。再接下来，中央成立专案 组，终于挖出——其实是编出——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的罪证。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将刘少奇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从 政治上宣判了刘少奇的死刑。

从毛对陈平说要保留刘少奇的中央委员，到中央全会给刘定性“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对刘少奇的处理能完成如此大幅度的升级，就在于毛利用了中央文革以及中央文革利用了红卫兵利用了群众，从而超越了党内斗争的常规，完成了毛心里想做、但又不能说出来的事情。

李 志绥在回忆录里写道，1967年7月，中央文革趁毛不在京时，组织群众包围中南海并揪斗刘、邓、陶。毛回京后，李将此事告诉毛。毛说：“文革小组做事不听 打招呼。不要他们当面斗，不听。”李写道：“我因此知道公开批斗刘、邓、陶是文革小组自作主张。不是毛的本意。”(7)

李 志绥得此结论未免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错，在文革中，中央文革做的很多事都是“背着毛主席干的”。有些事毛并未发过指示，有些事发生时毛根本不在现 场，有些事毛还讲过几句不赞成的话；但我们若因此而断定这些事与毛无关甚至是违反了毛的本意，那却未必。很多事，毛心里想做，但不好明说，因为他不愿承担 责任。打手们心领神会，先意承旨，代为实行。为了不露痕迹，打手们往往还要背着毛下手。毛很可能并未下过密令将刘少奇虐待至死（用的着吗？），但打手们深 知毛对刘恨之入骨，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所以他们才敢将刘活活整死。中央文革的妙用就在这里：主席不好说的话我们来说，主席不好做的事我们来做。

说 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没有根据的，不过在党内确有不少干部比较认同刘少奇。刘主持工作以来，颇有成效，势力大增。毛泽东要一举铲除刘的体 系，也就是说，毛不但想把刘少奇彻底打倒，还想给其他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干部一次震慑。由于要打倒的干部和陪绑的干部都太多，不可能通过传统的党内斗争达 到目的。再说，毛还要大力提拔亲信和新人，而这些亲信和新人原来的职位太低，循常规不可能使他们坐直升飞机占据要津，这也是毛要采取文革这种非常手段的一 个原因。

在 运动初期，各地群众响应号召起来造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当权派纷纷被“炮轰”、“火烧”，这已经让大多数干部尝到苦头。但是在那时，按照党内斗争的程序 被撤销职务的干部极少，大多数干部是一边挨批判，一边继续当权。1967年1月，中央文革的张春桥创造了造反夺权的新模式，首先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立刻得到毛的支持。接下来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单位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实行三结合：1、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主要是造反派），2、人民解放军代表， 3、革命领导干部代表（从原有干部中挑选一部分“站出来”的）。

因 为只有被结合进革委会、成为“新生红色政权”的干部，才继续掌握实际权力。其余大多数干部，虽然官职名义上还挂着、党籍也还在、工资还发着，但由于原来的 权力机构已经被取代、不复存在，也就没有岗位可履行职责，于是便落入一种有名无实、被迫闲置的状态。当时的人把这种状态叫做“靠边站”。

1968 年5月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被树立为典型，毛泽东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8)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市县、各系统纷纷 在偏远、艰苦的农村建立五七干校，把大批靠边站的干部、被打倒或半打倒的“走资派”、以及精简下来的机关人员“一锅端”送过去。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干校 学员的主要工作是从事体力劳动，其余时间则是学毛选，斗私批修，以及诸如此类。

就这样，一个“三结合”革委会，一下子就轻而易举的使大量的当权派靠边站；五七干校被标榜为“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大学校”，其实却成了大量靠边站干部的集散地。再加上普遍的被“炮轰”“火烧”，就这样，毛泽东就达到了给许许多多大大小小干部一个震慑的目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央文革在文革中发挥了何等独特的重大作用，以及它是以何种方式、如何发挥这种作用的。

（四）中外历史上有哪些机构和中央文革比较类似

中央文革小组很独特，即便在毛时代也是很独特的。毛时代一共27年，中央文革只存在了3年。中外历史上几乎没有和它同样的机构。不过有些机构和中央文革比较类似，例如中国古代某些皇帝的内廷机构、西方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以及斯大林大清洗时期的内务部。

明 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以及某些朝代皇帝重用的宦官系统，和中央文革有些类似。它们都是最高统治者直接控制的特殊机构，用来绕过常规的官僚系统而对外朝 官员实行监控和整肃。它们的任务是监察官员、侦查案件、打击皇帝认为危险的人物。这些机构的负责官员的品级不高，但由于得到皇帝的授权而拥有极大的权力。 和中央文革不同的是，厂卫和内廷宦官直接掌握镇压工具，中央文革并不直接掌握。古代内廷主要是秘密警察和监视机构，不具有中央文革那样的公开的意识形态解 释功能，更没有能力操控全国性群众运动。和中央文革类似的是，它们的权力完全来自皇帝的信任，一旦皇帝的态度变化或需要平息官僚集团的不满，厂卫的头目或 有关的宦官往往被抛弃。

在 前面，我把中央文革比作西方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两者有不少相似之处，包括两者都只是作出裁决，不具有实施惩罚的能力。但两者也有很大的不同。首先，西方 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和当代共产国家的政教合一有所不同。中世纪的西方社会是二元的，政府和教会是两个分立的实体。共产国家则是高度的一元化。再有，宗教裁判 所是一个常设的机构，中央文革不是。也有宗教裁判官过于激进，把过多的人或事打成异端。教廷会出面纠正，运用内部的规则和程序进行调整，惩戒乃至撤换裁判 官，但一般不必也不会抛出当替罪羊的。另外，在动员和操控群众运动方面，中央文革远远超过宗教裁判所。

如果说在历史上，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最类似的是斯大林的大清洗，那么，和文革中的中央文革最类似的就是斯大林大清洗时期的内务部。

内 务部和中央文革都是秉承伟大领袖意旨，对党政军内大批干部、包括若干党国领导人实行严厉整肃的政治工具。有种流行的简单化的说法，说斯大林搞大清洗靠秘密 警察，毛泽东搞文革靠群众。其实不尽然。斯大林的大清洗同样需要大规模发动群众。斯大林的大清洗也经历过动员普通党员和群众攻击中上层精英的阶段：先是联 合干部压制普通党员，再转而支持基层反对地区中坚和高层精英，最后又重新强化干部权力以恢复秩序。这其中的第二阶段，直接动员普通党员群众揭发上级领导， 摧毁高层精英提供了群众力量。这和文革中的“炮打司令部”、对各级领导“炮轰”“火烧”的那一阶段，也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最活跃的那一阶段颇有类似之处。曾 经一度，普通党员和群众的揭发举报达到疯狂的程度。在苏联的大清洗中，内务部拥有非常权力，可以逮捕任何地方上的党的官员，群众对他们认定的“人民的敌 人”则没有直接处置权；而在中国的文革，中央文革对干部没有直接处置权，群众组织倒可以对这些人公开批斗乃至实行“群众专政”。

内务部和中央文革一样，都与群众有大规模的互动，但前者的互动程度远不如后者。文革中群众的参与程度是大清洗中群众的参与程度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内务部的意识形态性也远远低于中央文革。中央文革管的比内务部宽，它不只是揪出敌人，还要管文化、艺术、教育等等。

内务部和中央文革还有一个相似点，那就是，其成员和领导者往往会成为伟大领袖调整政策时的牺牲品。先后主持大清洗的内务部长雅戈达和叶若夫就都是斯大林亲自下令撤职并处死的。这就是斯大林大清洗版本的“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

（五）王关戚的垮台验证了“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

1967年8月26日，毛泽东对头一天向他做汇报的杨成武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9)

王关戚的罪状主要有两条，一是反军乱军，一是搞乱外交系统，损害国际形象。然而这两条罪状都大成疑问。

先 说第一条罪状“反军乱军”。其主要事实是关锋等发表在8月1日《红旗》杂志的纪念建军40周年的两篇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和《向人民的主要 敌人猛烈开火》。这两篇社论明确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斗倒斗臭，并宣称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让我们梳理一下有关这个问题的时间线。

1、早在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里就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10）可见，“揪斗军内一小撮”这个意思毛早就讲过了。

2、文革初期，军队不介入。1967年1月，毛要求军队支左，但很多军队出于思维惯性，大多支持保守派，引起造反派不满，引起军队和造反派的冲突。

3、 在1967年2月举行的中央碰头会，按照毛的意思，会上批评了中央文革的极左。有些地方的军队便加大了对当地激进造反派的打压。但接下来，中央碰头会转 向，按照毛的意思转为反右，反击“二月逆流”。先前受压的激进造反派获得平反后加大对军方的攻击。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11）。军方受到更大的冲 击。

4、武汉720事件爆发，毛、林和中央文革都作出强烈表态，在武汉事件中受伤的王力回京，受到超高规格的欢迎。

在这种背景下，《红旗》杂志8月1日发表的两篇社论实在是顺理成章。社论中的提法都并非首创，无非是对先前的说法予以较为系统的表述而已。

更 重要的是，此时的毛还没有从武汉720事件的冲击中冷静下来。毛不但曾经同意了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而且对整个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认为全国 75%以上的驻军都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必须“武装左派”。在《红旗》杂志8月1日社论发表的三天后，8月4日，避居上海的毛以“毛润之”的署名单独写信给 江青，表示同意林彪对时局的看法，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的专政”两个问题，称“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12)

毛的这两条意见作为最高指示向下传达执行。其引出的后果可想而知。

根据上述时间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要说军队的乱象，第一个该负责的是毛本人。

关于搞乱外交系统、损害国际形象这一条，情况大同小异。这里略谈两句。

所 谓搞乱军队和搞乱外交系统，这两个问题分别和两个事件有关。和军队有关的是武汉720事件，和外交系统有关的是姚登山事件。1967年，印尼排华浪潮升 级。4月24日，中国驻印尼临时代办姚登山被驱除回国。4月30日，姚登山抵达北京首都机场，受到极高规格欢迎，被誉为“红色外交战士”。第二天，5月1 日，姚登山受邀上天安门城楼。那时有张照片，姚登山左手挽着毛泽东，右手挽着江青，再左边是林彪、徐仁（中国驻雅加达领事）、康生，再右边是周恩来， （13）一时风头无两。姚登山回国后，迅速成为外交部激进造反派的旗帜。姚登山事件和武汉720事件一样，一下子就把外交部的问题和军队的问题推向了更激 进的方向。

8 月7日，王力在钓鱼台接见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时的讲话和插话，后被整理成著名的“八七讲话”。讲话明确支持打倒陈毅、夺取外交部业务权。就是 这篇讲话，被毛批为“大、大、大毒草”。但问题是，毛对姚登山曾有过高调的鼓励，对外交系统激进造反派提出的口号也有过默许的表态。王力在回忆录里为自己 鸣冤叫屈，反复强调自己讲的那些话“差不多是主席的原话”，（14）还说毛其实早已看过“八七讲话”的整理稿却并未反对，如此等等（15）。这就是说，搞 乱外交系统、损害国际形象的指控也很成问题。

到 了八月下旬，毛意识到形势不妙，军队和外交系统都出了大麻烦，赶紧急刹车挂倒档。毛知道他不能不对外界有个交代。他当然不会承认自己的责任，于是就把一切 归咎于王关戚，亲自下令把他们抓起来。陈伯达说的“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在王关戚的问题上得到最清晰的验证。

王关戚的垮台实际上是中央文革的失败，也是毛的失败。下面两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戚 本禹在回忆录中写道，1967年8月下旬，毛通过杨成武传达指示，批评王力、关锋的主要错误。当晚在钓鱼台16号楼，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宣布对王 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对外称“请假检讨”）。戚本禹受命把两人送到钓鱼台2号楼安排隔离。他回来向周恩来等人汇报后，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先后离开会议 室。这时，江青突然嚎啕大哭，哭得很伤心。在场的张春桥、姚文元和戚本禹都感到十分惊讶，姚文元也跟着流了泪。戚本禹后来出狱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关锋。关锋 表示，他相信江青的哭是真实的，因为大家毕竟一起战斗过那么长时间，还是有感情的。(16)

江青嚎啕大哭。这说明她知道王力、关锋是在替她江青以及文革小组背锅受过。江青知道这是中央文革的失败。

另 一件事是，1967年9月24日，毛从南方视察回京，王海容前来汇报情况，提及王关戚一事。毛没有直接回答，只念出两句唐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 不自由。”然后下逐客令：“你回去吧，我要休息了。”(17)毛用这两句唐诗回答王海容，流露出他的无奈，流露出他受制于形势的不得已。这也就是隐隐地默 认了自己的挫败。只不过他用抛出替罪羊的方式维持了永远正确的表象，掩盖了他的失败。

（六）陈伯达在二月逆流与九届二中全会

按照戚本禹的回忆，陈伯达那句话“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是在二月逆流期间讲的。为什么陈伯达会在二月逆流期间讲出这句话，因为在那时他差一点成为牺牲品。

这 事要从“打倒陶铸”谈起。1966年春夏之交，陶铸从广州调进北京，接下来迅速地升任为第四号人物，排名仅在毛、林、周之后。陶铸也增补为中央文革小组的 顾问。陶铸不赞成对刘邓无限上纲的穷追猛打，因此被江青视为保皇派，毛也表示赞同。有了毛的话，江青和陈伯达便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公开定性“陶铸是中国最大 的保皇派”，与会群众边喊出“打倒陶铸”的口号。殊不知没过几天，毛得到来自多方面的对中央文革不满的信息，提出让副总理和老帅批一批中央文革。江青不出 席会议，因此批评就都冲着陈伯达了。毛也批评陈伯达喊“打倒陶铸”，是“一个政治局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18)陈伯达自然感到非常紧张。

陈 伯达本来就知道当中央文革是个得罪人的差事，搞不好就会成为牺牲品。陈伯达本来是不愿意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但是推不掉，只好勉为其难；又遇上专横霸 道的江青，他这个组长也当得很窝囊。陈伯达是在获知毛对陶铸的负面评价后才在群众集会上喊出打倒陶铸的。这属于“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但主席又变了 主意，不打算打倒陶铸了，那么，像他这样“一个政治局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的做法就该倒霉了，不打倒陶铸就该打倒自己了。陈伯达发现自己担心沦为替罪羊结 果还是成了替罪羊，所以他嚷嚷要自杀。共产党的规矩，党员的一切，包括生命，都属于党，因此自杀就是自绝于党就是背叛党。陈伯达还引经据典说共产主义者也 可以自杀，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就是自杀的。估计陈伯达那句“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就是在这种情境下说出的。

不 过好在虚惊一场，因为毛又一次改变了主意。由于那几个老帅和副总理对中央文革的攻击过于猛烈，在毛看来，那就是对中央文革的否定，也就是对文化革命的否 定，也就是对毛自己的否定。于是毛的态度来个180度大转弯，转而力挺中央文革，批判几个老帅和副总理掀起的“二月逆流”，同时正式宣布打倒陶铸，陈伯达 有惊无险，度过一劫。

陈伯达在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上被毛打倒，但不是作为替罪羊，而是由于“跳船”。

在 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先单独见毛，告诉毛他打算谈谈宪法的问题，也批评批评张春桥关于“天才”的观点。毛同意了，毛对林说张春桥的后台一定是江青，并且对 林说不要点张的名。（19）林彪在会上讲话后，引起与会的一百多个中央委员的热烈反应。陈伯达在会前不知道林彪要讲这番话，在林彪讲完话后还特地向林求证 是否事前向毛告诉过他讲话的主题。在得到肯定的回复后，陈伯达发挥其理论家的优势，连夜编辑出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的关于天才的语录，为林彪讲话 助威。与会的中央委员们都听出来林彪讲话批评的是张春桥。一来是他们大都对作为中央文革的张春桥很不满意，又看到连毛身边的汪东兴都那么起劲，更相信林的 讲话也是毛的意思；再加上过去一年多中央很明显在收拾文革派势力，各地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大都被“五一六”的罪名一网打尽。几个在1967年初靠造反夺权而 上位的省市一把手，黑龙江的潘复生、山东的王效禹、山西的刘格平和贵州的李再晗，本来在1969年3月的九大上都升任中央委员，可是其后都被免去了他们在 所在省份的一把手职务，只剩下上海的张春桥还在当他的上海市一把手，下来也该轮着张春桥退位了。这就是为什么一百多个与会者一边倒的拥护林彪讲话。不点名 的批评张春桥。

饱 受抨击的张春桥十分紧张。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面见毛。据说张春桥抱着毛的裤腿哭诉。这时又重演了二月逆流那一幕。毛转而保张，和一百多个与会者唱反 调，“反潮流”，并且挑出陈伯达予以批判。陈伯达被打倒，但不是作为毛的替罪羊，而是被毛认定为“跳船者”：你陈伯达本是中央文革的人，你本该和文革派站 在一起，可是你看到反文革一派的势力大，跳到他们的船上去了，所以要打倒你。

（七）康生坚定不坚定

戚本禹说，陈伯达老是动动摇摇，顾虑重重的。康生比他坚定。(20)

《康生年谱》告诉我们，九届二中全会，康生虽然没有像陈伯达一样被打倒，但是也着实的被吓到了。一则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再说康生的恐惧也有他的道理。因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发表那番讲话之后，第一个发言附和林彪的就是康生。

《康 生年谱》里写到：1970年11月，康生的身体状况明显恶化。据康生的保健医生顾英奇的回忆：康生自1970年11月开始厌食、拒食，体重下降10多公 斤，并出现营养不良性水肿，身体衰落。”“主要症状是怀疑别人在食物中下毒，因而不吃不喝，导致营养障碍、消瘦、脱水。他还有强迫症。后来，在他同意进食 后，每顿饭的品种、食物和餐具摆放的位置、进食的顺序都不能变，少有变化，他就大发脾气，甚至不吃饭。他坐的位置也是固定的，他整日坐在沙发上，两条腿放 在前面的脚踏上，两只手分别放在两边的沙发扶手上，低头闭目，长时间以这种姿势坐着。”“他的情绪经常是抑郁和烦躁交替，抑郁期情绪低沉，对周围事物无兴 趣，消极悲观，烦躁期，他非常容易激动，双手握拳不断地做上下激烈锤击状，满面涨红，呲牙裂嘴，大喊大叫，双目半闭，上身坐起，⋯⋯不管抑郁或烦躁，怀疑总是存在的，怀疑的核心是有人要害他，因而他拒食，拒绝服药和输液。”(21)

从 这段记叙看来，康生既是真的有病，也是在装病。康生厌食、拒食，又是蓄意地自伤自残，硬是把自己折腾出病来，把假病折腾成真病，轻病折腾成重病。康生称病 不参加政治局的会，毛泽东怀疑康生装病，问周恩来，康生是不是司马懿，因为林彪的事？(22)康生的精神失常，一方面是真的失常，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假装失 常。装病装疯的目的是示弱，是为了避祸。康生是何等资深的老革命，又一直被认为是毛泽东的亲信，谁知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竟是这般模样这般状态！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被打倒。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虽然饱受惊吓，但毕竟没受牵连，后来还更上层楼，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当上了副主席，在党内成了第四号人物。戚本禹说康生比陈伯达坚定，不跳船。这话也不全对。因为康生最后还是跳船了。

《康 生年谱》写到：康生在临终前，突然对身边工作人员大骂江青是叛徒、王八蛋。还找邓小平、周恩来私下单独谈话。谈话内容，无人知晓。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才有 传闻说，康生告诉周恩来，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曾有过政治变节行为。随后，康生还约见王海容和唐闻生，说江青和张春桥都是叛徒，并托她们转告毛泽东。 (23)

康 生临终前的这一举动非常奇怪。首先，康生应该很清楚，江青和张春桥都不是叛徒。我们知道，早在文革初期，上海的红卫兵炮打张春桥，就指控张春桥是叛徒。此 后，有关张春桥是叛徒的说法就没断过。但正如张春桥本人所言：“我从来没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啊？”江青就更不用说了。包括后来审判四人帮，江青和张春桥 都被判死缓，给他们罗列的罪状中，也没有叛徒这一条。可见，叛徒这一指控根本不成立。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康生在临终前还要指控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呢？再 有，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里写到：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夫妇前去看望在玉泉山治疗的周恩来。“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 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 要说出去啊。’”(24)按说，周恩来和康生都是主管情报工作的，对高层的人事背景比谁都清楚，那他们为什么会不约而同的都指控张春桥是叛徒呢？可见在这 里，说张春桥是叛徒已经成了他们的接头暗号：说出这句话，就等于宣示了他们反对四人帮、反对文革的立场。

康 生为什么在临终前跳船？那显然是因为邓小平地位的迅速上升。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度打算让王洪文当接班人，可是王洪文是扶不起的天子。毛又打算安排张春 桥，可是遭到整个官僚系统、尤其是军方的抵制。于是，毛泽东决定再度启用邓小平。1973年2月，邓小平复出，先是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紧接着就出 任解放军总参谋长，进入了政治局，等到了1975年1月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邓小平又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此时的邓小平，一身兼任中共中央 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第一副总理和总参谋长，摆明了要全面接班的架势。康生不傻，他不肯和四人帮陪葬，所以就纵身一跳，以举报江青张春桥 是叛徒的方式，和四人帮做切割，向反文革一派交上了投名状。

康生死于1975年12月16日。作为党国第四号人物，康生葬礼的规格很高。第二年，毛泽东死，四人帮被抓，反文革派掌握大权。反文革派没有接受康生的投名状。在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判决书上，已经死了的康生被列为主犯，开除出党，骨灰移出八宝山。

（八）余论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8个核心成员中，江青是最重要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官宣的排序是王张江姚，那显然是根据他们的职位。等到1980年审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江青就排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第一位了。

在中央文革的成员中，戚本禹最重要。在1980年的审判中，先后于1967年8月和1968年一月入狱的王关戚，已经坐了12年牢的王力和关锋免予起诉，戚本禹则被重判18年，到1986年才出狱。

陈伯达被判刑18年，应在1988年出狱，但是在1981年判决后即获准保外就医。据说邓力群曾向陈伯达转达中央的态度说，你的情况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不同。政治结论不会改变，但实际处理、生活待遇和今后的安排，会有所区别。(25)

有几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狱后写了回忆录或接受过采访。其中最值得看的是王力和戚本禹。这里我只谈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作为替罪羊的结局。

王 力把这一点说的比较清楚。王力在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狱中生活的描述。王力写到：“特别残酷的是，江青他们多次叫人把窗子用黑布挡起来，使你不知道白天黑 夜，二十四小时用喇叭放噪音，不给看病，还强迫灌一种药，吃下去使你造成幻听幻视。我还记得，有一次喇叭里，是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大声说：‘这次运动，除 王力一人外，一个不杀。王力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是现行反革命！’反覆广播。我憋了三小时，最后高呼：‘王力从小就是共产党！现在为了党的利益，为了 毛主席的威信，根据最高指示，王力宣布承认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我拥护枪毙王力，这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这个牺牲是必要的。’我反覆高呼三遍，然后就走 向刑场。一天在喇叭里宣布枪毙多少次，每次宣布枪毙，王力就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唱国际歌。然后又宣布不枪毙了。”(26)

在 这里，王力说给他强加的那些罪名都是虚假不实的，但是他又表示，他甘愿为这些虚假的罪名接受被枪毙的结局。因为那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党的利益，为了毛 主席的威信。这就用一种很怪诞的方式，说出自己是替罪羊是牺牲品。就好比《三国演义》里王垕，接受了曹操的逻辑：我是无罪的，但是为了安定军心，我甘愿戴 着罪名被枪毙。

注释：

（1）纪思道《毛的遗孀江青自杀》，《纽约时报》，1991年6月5日。链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60715/archive-jiangqing-suicide/

（2）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99页。

（3）《戚本禹回忆录》香港 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版 第675页

（4）王光美、刘源等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5）《彭德怀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789页

（6）毛泽东主席接见马共总书记陈平等谈话记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ia-chinese-mao-19670117.htm

（7）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湾 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1994年 第473页

（8）《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一条新路》，《人民日报》1968年10月5日

（9）宫力：毛泽东与70年代中国外交新局面的艰辛开拓，2013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https://www.dswxyjy.org.cn/n1/2019/0228/c423964-30916549.html

（10）《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人民日报》1967年5月16日。

（11）林彪：关于青海问题的指示，1967年3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inbiao/mia-chinese-linbiao-19670325.htm

（12）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 2003年，第232页

（13）照片链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4/23/n13979615.htm

（14）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页。

（15）同上，第64页。

（16）《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第658–659页。

（17）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242页。

（18）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115页

（19）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291页。

（20）《戚本禹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第675页

（21）余汝信编《康生年谱》，香港 新世纪出版社，第668页

（22）同上，第669页。

（23）同上，第679-681页。

（24）邓榕（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50页。

（25）王文耀、王保春《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炎黄春秋》 2014年第12期

（26）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