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距今已经整整六十年了。

然而，直到六十年后的今天，在中国，文革仍然被列为敏感话题，当局不允许对之展开自由的讨论。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回顾文革、讨论文革不只有学术的意义与历史的意义，而且还有政治的意义与现实的意义。

西方著名的文革史家、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里讲到：没有毛泽东主义的文革，就没有邓小平主义的改革。正因为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推行极左的经济路线外加闭关锁国，致使中国民生凋敝，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物极必反，穷则思变，这才刺激出邓小平的经济改革，重新引进资本主义，从偷偷摸摸到大张旗鼓。国人追求物质的欲望正因为被压抑得太深太久，一旦放开闸门，势必爆发出惊人的冲动与活力，令世界刮目相看。

不过，麦克法夸这话只讲对了一半。文革浩劫，首先的、主要的、大量的是政治迫害，是史无前例的思想罪和文字狱。物极必反，它理当激发出强大的自由化运动。事实上，文革结束后，中国首先爆发的也正是自由化运动，包括民间的民主墙运动和官方的思想解放运动，平反冤假错案，批判“两个凡是”，等等。这一强大的自由化运动在八九民运达到高峰。

八十年代自由化浪潮的兴起，固然和中共结束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西方的思想再一次进入国内有关，但它首先地、主要地是一场内部自生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它正是对文革的反弹。

和传统专制相比，和文革前17年相比，文革中的政治迫害要更普遍、更彻底、更残酷、更频繁，以及更反复。这就促使一些人，甚至包括一些中共老干部，出于对政治迫害的深刻恐惧，或多或少地、自发地萌生了自由主义理念。在这里，西方已有的自由主义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中的自由成分，还有中国前几代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哪怕是以只言片语，并且常常是以被歪曲的方式被我们所了解，都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或者是起到了可贵的提示作用。

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茱迪.史珂拉写过一篇很有名的论文，题目是《恐惧的自由主义》。文章指出，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产生于对残酷的宗教迫害的恐惧。史珂拉写到：“自由主义.....起源于后宗教改革的欧洲。它起源于基督教内部教义的正统性要求与博爱、信仰与道德之间的极度紧张。宗教战争的残酷性使得众多基督徒从教会的公共政策转向了这样一种道德，这种道德把宽容当作基督教的博爱的一种表达。例如，有人会想起加尔文教徒中的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昂。”（茱迪.史珂拉《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左高山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关于这位卡斯特里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一书中有详细的描写。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为了宣扬新教思想，曾经遭到罗马教廷的无情迫害；然而，等到新教得势后，手握大权的加尔文却实行了比罗马教廷更严厉的思想专制，在迫害异端异教方面竟然比罗马教廷还更残酷，美丽的日内瓦城一度陷入无边的黑暗和恐惧。在这时，年轻的教士卡斯特里昂挺身而出，发表了《论异端》一书，有力地谴责了宗教迫害和思想专制，为宗教宽容和思想自由发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正像茨威格所写的那样：物极必反，两极相通。恰恰是在那些受到不宽容的理念影响最大的国家，令人惊讶地变成了欧洲最早实现宽容思想的自由国家。政治自由的理念恰恰就是从要竭力扼杀个人自由的加尔文思想体系中演变而来。恰恰是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些最早受加尔文思想体系影响的国家最热衷于把自由民主作为立国的理念。（斯蒂芬茨威格《良知对抗暴力——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舒昌善译，三联书店，2012年，第233页）

不难看出，当今中国自由主义的发生过程，和当年西方自由主义的发生过程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共建政以来，建立起远比当年西方更彻底的政教合一，实行了远比传统专制更严厉的专制，首先是思想专制，是对各种不同政见的残酷迫害。从平民到高干，很少人不生活在恐惧之中。文革浩劫则把这一切发展到史无前例的登峰造极。物极必反，这就从反面催生了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必须看到，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并非西方理论的舶来品。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在文革这段最黑暗的时期自发生长起来的，具有强烈的自发性和内生性。

我强调这一次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一次发现经验的过程。和第一次、即清末民初那一次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同，那一次的自由主义几乎完全是从外部学来的一种观念。而这一次自由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中国内部自生的产物。

以民主墙运动为例，那无疑可称之为一场自由主义运动。首先，民主墙运动开始于1978年，当时中共尚未实行对外开放方针。其次，参加民主墙运动的活跃分子，从年龄上讲大都在二、三十岁左右，他们过去从未受过西方式的教育，大部分连大学都没上过，基本上都是自学成才，他们的思想信念，完全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极为封闭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考查这批活跃分子的地区分布，不仅有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当时与外界略有来往的地区，也有象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等相当隔绝的地区。再看这批人的个人背景，大部分并非出自官宦家庭或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谈不上有什么特殊的“家学”渊源或与外部世界的特殊交往渠道。至于他们的个人身份更是十分平凡。对比当年的容闳、严复、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和胡适之之辈，上述几方面的差异都是很明显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民主墙运动活跃分子们所具有的自由主义观念，基本上不是来自课堂、来自老师、来自与西方世界的接触，甚至也不是来自书本。文化革命把人类一切进步思想统统贴上“封资修”的标签被批判被封存。在那时，我们被允许阅读的只有毛思想、马列，外加鲁迅。在那时，我们能读到的西人和前人有关自由主义的论述是极其残缺不全的。它们象远处传来的乐曲，若有若无、时断时续，非有心人不能听见。听者少一半是靠听觉，多一半则是凭借自己的想象，勉力将之敷衍成篇。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是从自身的经历与反思中，重新发现了自由主义。

不只是民间，不只是年轻人，就在中共党内，甚至就在中共老一代领导人中间，也萌生了宽容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思想，例如胡耀邦赞成言论自由，朱厚泽倡导三宽（宽容、宽厚、宽松）。这里尤其要提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八十年代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期间，习仲勋提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习仲勋说：“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保护不同意见。从党的历史看，不同意见惹起的灾祸太大了！‘反党联盟’、‘反革命集团’、‘右倾投降’、‘左倾投机’等等，我经历过的总有几十起、上百起，但最后查清楚，绝大多数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属于思想问题，有不少意见还是正确的。我们对党的领导人，应当热情拥护，对党的方针、政策应当坚决执行，但是对领导人的主张，对党的方针、政策，不是不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因此，我想，是否可以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规定什么情况下允许提出不同意见，即使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该受处罚。” 针对有人提出，要保护不同意见，但言论不能出格，不能反党反社会主义，习仲勋明确表示不赞同，因为什么叫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标准很难掌握。习仲勋说：“改革之初，我在广东省工作，建议中央批准设立经济特区。当时就被一些人斥为向境外资产阶级投降。如果对现行政策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还有可能改革吗？”结论很简单：仅有思想而没有触犯刑律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任何人都不能因发表不同的政治观点而处以刑罚。（高锴习仲勋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炎黄春秋》2013年12月号）

习仲勋未必读过洛克、密尔，也未必读过伯林、哈耶克。同样的，象胡耀邦、朱厚泽、习仲勋这类共产党领导人，都未必读过多少西方的自由主义大师的著作。他们的宽容理念与自由理念主要是来自他们自身的经验，尤其是对毛泽东文革的恐怖经验以及对这种经验的反思。

在所谓太子党、红二代那里，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例如刘少奇之子刘源。在1980年北京高校竞选运动中，在北京师院就读的刘源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站出来竞选。他在一次答辩会上讲到自己参选的个人动机时说：〝……这十几年，我与全国人民共同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我的家中死了四个，六个进监狱。我自己，起码可以说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再少了。我甚至都不敢完完整整地回顾自己的经历，那太令人不寒而栗了……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决不允许让别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说话。为了避免灾难重演，就必须铲除产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实现民主，不管有多难，路有多长，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去争取民主。〞（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香港 田园书屋，1990年，第352-353页）

另外，据了解，陶铸的女儿陶斯亮、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陈毅的儿子陈昊苏，在八九民运中都是同情学生、同情民运的。那又如何看待今天的习近平呢？习近平不像是习仲勋的儿子。倒像是毛泽东的孙子。不少人把习近平今天的政治理念追溯到他的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尤其是文革期间的经历。习近平要效仿毛泽东是来自他在文革期间的经验。这种解释显然不能成立。习近平在文革中的经历很有些类似于刘源，那又怎么会从中得出要效仿毛泽东、热衷于搞专制搞个人集权呢？

正好有一个参考系：薄熙来。2011年，薄熙来在回答共识网的主编周志兴时说：“按道理说，我应当不喜欢毛泽东，因为我父亲在文革中被整了十二年，我自己也坐过监狱；但是我想来想去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引自周志兴 : 薄熙来小聪明制造的大问题，链接：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311512.html）

薄熙来这句话告诉我们，他曾经一度是不喜欢毛泽东的，他是又经历了一段时间，“想来想去”才转向，转而决定走毛泽东的路。我们有理由推断，习近平以他个人和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他原本也是不喜欢毛泽东的。考虑到习仲勋在八十年代中期提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以及在1987年中共元老逼退胡耀邦事件中的反对态度，那时的习近平即便不是支持和同情他父亲的立场，起码也不会是站在他父亲的对立面的。我们有理由推断，习近平也是又经历了一些时间，“想来想去”才选择了他今天的政治理念。在这一重大转变的过程中，“六四”无疑是一个拐点。

如前所说，文革浩劫，首先的、主要的、大量的是政治迫害，是史无前例的思想罪和文字狱。物极必反，它理当激发出强大的自由化运动。事实上，文革结束后，中国首先爆发的也正是自由化运动，包括民间的民主墙运动和官方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种种非毛化举措。这一强大的自由化运动在89民运达到高潮，但是被邓小平的“六四”屠杀所中断。此后又经历了一系列事件，今日中国，竟然又出现了类似于毛泽东式的专制集权。这看上去似乎是文革的延续，但严格说来不是文革的延续，因为文革早已被阻断，随之而起的是对文革的强势反转，如今则是对反转的再反转；而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击退这一再反转。这就是我们今天研究文革、反思文革、批判文革的意义之所在。

文革浩劫是一党专制与个人独裁之罪恶的集中表现，批判文革就必须归结到反对一党专制反对个人独裁。文革从反面催生了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我们的自由民主理念不是舶来品，而是来自我们自身的共同经验。既然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本身就诞生于中国本土，那就不存在所谓西方式自由主义是否能移植中国这个假问题。一旦我们认清了我们的来时路，我们就会对今天的抗争更有底气，对未来的前景更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