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文革史专家余汝信编写的《康生年谱》，先前我对这本书做过评论；2024年12月又出版了余汝信编写的《陈伯达年谱》。

陈 伯达是中共头号理论家，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文革中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1966年12月陶铸被打倒后，陈伯达在名义上就成了中共的第四号人 物，排名仅在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之后。但是好景不长，在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批陈整风”，从此陈伯达消失于政坛。

在 我的记忆中，陈伯达的垮台并未引起什么震动。那一来是因为早在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 胜利”，“全国山河一片红”，尤其是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之后，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一个机构，就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从公众视野中淡出了；二 来是因为在陈伯达垮台的1970年8月，革命小将都被下工厂下农村，接受再教育，不再是革命小将，离开了政治舞台，因此对革命也就不那么关心了，对中共高层的路线斗争也没 什么兴趣了，所以陈伯达的垮台在我们之中没有引起什么震动。

如 果要问起我们老三届这批人对陈伯达有何印象，恐怕大多数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陈伯达在1966年10月下旬所作的题为“两个月运动的总结”的报告，在这个报告 中，陈伯达对横行一时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严加批判，指其为“反动的血统论”。另外，陈伯达不时挂在嘴边的“我是小小老百姓”这句 话，也给我们留下较深的印象。

陈 伯达确实算得上中共头号理论家。事实上，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都是共产党的理论家。过去，他们这种人在党内的地位并不高 ，在群众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相当有限。可是在文革发动后短短几个月间，他们 一跃而居於权势的顶端，在群众中享有的威信甚至比那些内阁重臣与封疆大吏们还 要高得多。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是以往十七年（1949-1966）从未发生过的；不过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又很合情合理。文化革命既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 命，那么，意识形态的专家们理当在其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共产党的统治本来就是意识形态的统治，在这里，意识形态的权力高于传统形式的权力。精神的权力支 配着世俗的权力，整个社会明确宣布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这就意味着谁被赋予毛泽东思想权威解释者的角色，谁就成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最高法 官。换言之，中央文革小组就是文化革命中的宗教裁判所。它由教皇亲自任命，由精通经典的教士而组成。文化革命一度造成 了一种似乎是由掌握革命理论的人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格局。这看来更符合一般热忱的信徒们所想象的理想国。

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秘书，中央文革另外两个重要成员，江青和戚本禹，也是毛的秘书。因为他们离毛很近，所以他们最知道毛和其他高级领导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最能领会和揣摩毛的意图，所以被选来做毛的打手。

陈伯达被打倒，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毛的打手后来又被毛打倒，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戚本禹在回忆录里讲到，在“二月逆流”之后那段时期，陈伯达很惶恐。戚本禹说："陈伯达老是动动摇摇，顾虑重重的，一天到晚说丧气话，讲文革不行了，再这样搞下去，将来很多问题都要由我们来承担责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们聪明，也更有政治经验。知道得罪了那么多人，最后就会殃及自己。他老给我们这么说。我们说，你这叫前怕狼，后怕虎，你跟着毛主席革命，还怕啥呢。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也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陈伯达担心，因为毛发动的这场大清洗得罪了太多的人，而有些人到头来还是要留用的，为了安抚这些人，毛就会把他们中央文革的某些人抛出去牺牲掉，但是毛本人的地位并不会改变。这就叫“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

其实，当年斯大林搞大清洗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在大清洗中，内务部扮演了和中央文革在文革中类似的打手角色。斯大林先是任命雅戈达做内务部长，整肃了很多苏共干部，也引起很多怨恨，然后斯大林把雅戈达撤职，随后又关押又枪毙。接下来斯大林又任命叶若夫当内务部长，叶若夫搞得更狠，又引起很大怨恨，然后斯大林又把叶若夫撤职，随后又关押又枪毙。斯大林永远正确永远胜利，错事坏事都是打手们干的。陈伯达担心他们落到雅戈达和叶若夫那样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倒台就是重复了雅戈达和叶若夫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