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不平”先生来信，说他准备把他的书稿《文革中公民抗争的文字记录》出版，问我愿不愿意给他这本书写篇序言。我立即回信：愿意。义不容辞，一定要写。你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幸存者，为那些英雄树碑立传是我们的义务。

我和“不平”先生还没见过面，我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不过我早就把他引为同道，视为好友。我读过他的书，读过他很多文章，也读过别人对他的介绍（印红标博士在《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一书中对他有整整8页的介绍）。我发现我和他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是同龄人，都是文革前的高三生，我们都在文革中开始了独立的批判性的思考，呼吁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我们先后都来到了美国。“不平”先生长期以来致力于文革的研究以及文革史料的发掘，尤其注重文革期间的公民抗争；而这些也是我一直关切的。

“不平”先生写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革掉的是什么？革掉的是中国人民的大脑，革掉的是中国人民的嘴巴。中国人都成了无脑儿，中国人的嘴巴，除了吃饭的功能以外，仅有的功能就是背语录。谁违背了，要么吃子弹，要么蹲监狱。文化革命中的受害者，那是以千万计的”。而“在这腥风血雨的年代，为了反对文化大革命，为了反对个人崇拜，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中国的有骨之士，有血之士，有脑之士，站了出来。面对着文化革命的狂风巨浪，面对着个人崇拜的逆风恶浪，他们伸出了双手，喊出了：不。他们伸出的臂膀，弱似螳臂，他们喊出的声音，微若蚊鸣。但是，他们喊出的，却是人世最强音。他们不怕监狱，无畏酷刑，不惧不得超生的十八层地狱，不惮祸延九族。他们无愧为中国的英烈。”

在文革中，敢于进行独立的、批判性的思考，这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勇气；而敢于把自己的思考公开地说出来，那就需要更大的勇气。“不平”先生很看重“说出来”。他这本《文革中公民抗争的文字记录》就是“说出来”的文字记录。这本书所收录的文字，都不止是亲友间的私下交流，也不是“抽屉文学”，而都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公开说出来的。作为文革的过来人，我和“不平”先生一样，我们很能体会到充溢在这些作者心中的那种不可遏制的冲动：说出来，说出来，一定要说出来。一定要在暴政肆虐的时候就说出来，一定要在暴君活着的时候就说出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不平”先生这本书，收录了文革期间200多位公民的抗争文字。在当时我就知道其人其文的有：伊林.涤西、遇罗克、桑伟川、白智清、李一哲、李春光、四一四反革命信件案（1969年）和三一二反革命匿名信（1969年）；文革结束后知道的有：刘文辉，王容芬，张志新，李九莲，不平，朱锦多，史云峰和王申酉。其余的，是我读了“不平”先生这本书才知道的。然而我们都知道，还有许许多多勇士和他们的文字，我们至今都不知道。关于他们的记录，有些或许还沉睡在公安机关的蒙上灰尘的档案堆里，有些或许已经随风而逝，尸骨无存。

这里，我特意提请读者注意本书编者“不平”先生的一组文章。1972年5月12日，“不平”在上海市人民广场贴出一份长达22张的大字报《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不平”详细地论证了真理没有阶级性。我们知道，中共否定自由否定民主的一整套话术，就是给自由和民主打上阶级的标签；因此，从否定真理的阶级性出发，就可以逻辑的推出自由和民主没有阶级性的结论。在《论自由的阶级性》一文里，“不平”进一步明确地表达了对自由、首先是对思想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的认同与追求。

“不平”先生的大字报《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只贴出半天就被撕掉，《论自由的阶级性》等几篇则不曾公开发表。“不平”先生这几篇文章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小，但是这种思想文本的存在却十分重要。因为它揭示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生过程，揭示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自发性和内生性。

美国政治思想家茱迪.史珂拉（Judith N.Shklar，1928-1992）指出，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产生于对残酷的宗教迫害的恐惧。“自由主义……起源于后宗教改革的欧洲。它起源于基督教内部教义的正统性要求与博爱、信仰与道德之间的极度紧张。宗教战争的残酷性使得众多基督徒从教会的公共政策转向了这样一种道德，这种道德把宽容当作基督教的博爱的一种表达。例如，有人会想起加尔文教徒中的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昂。”

关于这位卡斯特里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一书中有详细的描写。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为了宣扬新教思想，曾经遭到罗马教廷的无情迫害；然而，等到新教得势后，手握大权的加尔文却实行了比罗马教廷更严厉的思想专制，在迫害异端异教方面竟然比罗马教廷还更残酷，美丽的日内瓦城一度陷入无边的黑暗和恐惧。在这时，年轻的教士卡斯特里昂挺身而出，发表了《论异端》一书，有力地谴责了宗教迫害和思想专制，为宗教宽容和思想自由发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不难看出，当今中国自由主义的发生过程，和当年西方自由主义的发生过程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共建政以来，建立起远比西方中世纪更彻底的政教合一，实行了远比传统专制更严厉的专制，首先是思想专制，是对各种不同政见的残酷迫害。文革浩劫则把这一切发展到史无前例的登峰造极。“不平”先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萌生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理念。他这几篇文章的存在就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发生史的物证。

英人约翰.福克斯（John Foxe，1517-1587）著有一部《殉道史》（The Book of Martyrs）。据说，在世界历史上，教会史学家的书绝少能对历史产生影响，唯有约翰.福克斯这本《殉道史》是个例外。作为一本家喻户晓的书，在成千上万户家庭中，它曾与天路历程和圣经摆放在一起。《殉道史》记录了从早期基督教到十六世纪的基督教殉道者，其中多数是被罗马天主教处决的基督新教殉道者，人物以英国人为多。英国首相丘吉尔说：“世世代代的英格兰人在童年时期就从福克斯所著、附有令人毛骨悚然插图的《殉道者书》中，知悉那些高贵臣民牺牲的悲壮故事。这些故事已经成为人民共同记忆的一部分。”

我们必须为我们的英雄树碑立传，并使之成为我们国家、我们人民的共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