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 极权统治存在时,一般人困惑的是,这样的一种统治,怎么可能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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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政۰观察】选择更多年


 

 

 

 



灰姑娘与穷书生




胡平 



2026年6月6日



灰姑娘的传说各国都有,因为美女是不问出身的。“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但是千金小姐爱上穷书生的传说唯有中国,因为中国有科举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中国并不是神话而是屡见不鲜的现实。

西方有骑士的的传说,古代中国也有平民靠武功上升的事例,这是中外都有的,但是这与科举制不同,因为它不是一种常规化常态化的上升管道。这个区分很重要。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通过武功上升的案例,而在于这种上升是否构成一种制度化、可预期、可复制的社会通道。

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出身寒微而因军功崛起的人物:卫青原本只是骑奴;戚继光、岳飞等人虽然不属于最底层,但也是靠军功成名。花木兰的传说讲的也是靠武功上升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的花木兰没有接受尚书郎。然而这些事例大多具有特殊性。 一个平民可以按照科举规划自己的人生:读书,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虽然成功率有限,但路径是清楚的。而靠军功上升则需要很多偶然条件:必须有战争;必须有立功机会;必须活下来;必须得到上级赏识; 必须不被政治斗争吞没,等等。 因此军功上升是一种事件性的机会,而非日常性的制度。 

科举则不同。从隋唐到清末的一千多年间,它构成了一条持续存在的晋升阶梯。无论天下是否太平,这条路都在那里。这就造成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后果:人们对成功的想象会围绕最稳定的上升渠道展开。靠军功上升在中国在外国都存在,但它是一种非常态的、机会性的上升方式;科举上升则是一种常态化、制度化、代际延续的上升方式。

过去,西方有贵族阶级,中国有士大夫阶级。前者主要靠世袭,相对封闭,后者靠科举,高度流动。科举制对社会结构的型塑起了重大作用。至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那是另一个问题。此处不论。

附录:写在中国高考日(2020年7月7日)

7月7日、7月8日,是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日子。全国各地总共一千多万高中毕业生参加这一场有 可能决定他们人生前途的高考。记得77年、78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前两场高考,录取率只有5%,真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物以稀为贵。那时候,大学生 就是金字招牌。现在不一样了。今年的高考,据中国官媒《中国日报》报道,录取率将近90%。如今,上大学不是问题,上好大学才是问题。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可 以上全国一流学校。因此高考仍然充满激烈的竞争。

网上看到一幅照片,是寒门子弟参加高考的励志口号:“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 一个无钱、无权、无势的“三无”人员,在整个人生中,也就只有在统一的高考竞争中,才有凭自己的能力战胜那些“三有”人员的希望。话说得很夸张,但细细品 味,何尝不是实情呢。

不消说,中国的高考有很多弊病,但相比而言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高考最大的特点,就是统一、量化、标准化,这也便于阅卷和评判。正是由于标准化,所以在中 国司空见惯的权势、金钱、人情、关系等等难以进入,相对是一块净土。今天的中国人之所以对高考制度情有独钟,一方面是有古代科举制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则 是文革中废除高考的惨痛教训。文革初期的一件大事就是废除高考。理由是高考是智育第一、分数挂帅,是“一张卷纸定终身”,不能反映真才实学,等等等等;于 是改为“推荐与选拔相结合”。这看起来很好,实行起来却很糟。因为它给形形色色的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弟多的不成比例就是 明证。

当今中国,腐败无处不在,高考领域也不例外。在中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大规模的向北京等大城市倾斜;而在录取的时候,中小城市、尤其是农村的考生还要受 到第二次政策性歧视,他们的考分必须比北京等大城市的考生高出很多才能被同样好的高校录取。就在这次高考前,媒体又揭露出山东的陈春秀、苟晶等被他人冒名 顶替上大学的丑闻,舆论为之哗然。照说,这种弊案本不难查出,之所以禁而不止,主要就是因为惩罚太轻。在古代,科场作弊是重罪,因为它关系到千千万万寒门 子弟的上升机会,关系到公平正义。近日,有全国人大代表和教育界人士,提议立法,加大打击高考作弊的力度。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 搞冒名顶替这种勾当的都还只是小权贵,大权贵根本用不着搞冒名顶替,一个条子、一通电话就解决问题。中国的反腐败任重道远,一党专政是最大的腐败,我们要 做要改的事还多得很。

首发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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