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说：假如当年的昂纳克，也就是最后一位正式的东德领导人，成功地把东德的民主化镇压下去，柏林墙也还有，东德的老百姓也还是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人权，但是昂纳克跑到巴黎逛了一通红磨坊，跑到美国逛了一通拉斯维加斯，忽然觉得花花世界很好，他也不想搞什么共产主义了，他就开始搞开放，就是要跟西德搞经济一体化。西德的资本可以过来，然后东德生产的商品可以过去，而且可以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创造全世界任何民主国家不可能提供的那种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比如说你看中那块土地，我就给你抢过来，你想赶走谁，我就给你赶走谁，比如说工人不准讨价还价，农民也不准讨价还价，国家财产想给谁就给谁，老百姓的财产想抢过来就抢过来，官商勾结什么的都可以做。

如果昂纳克政府真是实行这一套，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很简单，西德的工厂就会一窝蜂地跑到东德来，然后把整个东德变成一片血汗工厂，然后生产出大量的廉价商品去覆盖西德的市场，那样一来，西德的工业就垮掉了。当然在东德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就像我们现在在中国看到的，环境污染、血汗工厂、贫富差距、腐败，都会很厉害。但是假定东德人能接受，又假定西德也玩这个游戏，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呢？秦晖认为，最后结果是，西德现在的这套社会制度将会完全崩溃。首先工会垮掉了，福利瓦解了，整个100多年来建立的所谓文明资本主义制度将荡然无存。

面对这种困局，西德只有三个选择，一个是西德人搞自己的柏林墙，把东德的商品挡住不让进来，搞贸易保护主义，或者你把自己的投资管住，我的资本不许出去，你的商品不让进来。现在的西方就在这样搞，贸易保护主义越搞越厉害。但你这样做，在道义上就要付出很大代价，因为这套自由贸易制度本来是你自己倡导的，你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二，如果你不修柏林墙，你就要把你自己的条件降低到东德水平，否则你就不能跟它竞争，福利和自由都要大大往下降，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向东德看齐。如果西德真的做到这点，老实说你也就被东德统一了，因为从社会制度上讲你已经向它学习了。

第三，西德在现行的体制上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不管是自由还是福利的减少都会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不要说别的，看一下现在的希腊，福利减一点，马上就有人上街，而且闹得天翻地覆，更不用说引进东德的制度。如果你硬要这样干，西德就会发生社会动乱，那东德甚至不是完全没有可能采取军事手段统一西德。

当然，昂纳克寓言只是寓言。昂纳克寓言并没有在德国发生。可是，昂纳克寓言在中国发生了。其实，昂纳克寓言就算在德国发生了，后果也未必有那么严重——毕竟，东德很小，人口很少，只有1600万，而西德的人口有4600万，东德的人口还不到西德的三分之一。可是，在中国上演的昂纳克寓言就很不一样了。中国的人口有14亿，而所有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包括欧盟（把脱欧的英国也算上）、日本，还有韩国，加起来才只有10亿。中国能吸收多少发达国家的资本？一旦中国成了血汗工厂，那会对自由世界的经济、并进而对自由世界的政治乃至整个秩序造成何等的冲击？这些都不再是寓言，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已经是现实。昂纳克寓言在世界范围内正在上演。

我们知道，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之一是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是两百年前由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的。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如果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那么到头来，交易双方都可以增进自己的利益。然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理论前提之上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生产要素在一国之内可以自由流动，在两国间则不能流动。在李嘉图的时代，国与国的自由贸易只限于产品。在当时，资本和私人企业是不会移动的，是留在本国的。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却是在产品自由流动之外，还加上了资本和私人企业的自由流动。人员的流动也增加了，不过人员的流动总有各种障碍，因而总是缓慢的、有限的；而资本的流动则易如反掌，十分快捷。既然比较优势理论赖以成立的理论前提发生了重大改变，因此，原先从比较优势理论推出的结论也就不一定还成立了。

不错，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与贸易给两国的经济都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是在一国之内，不同群体的受益情况却可以很不相同。在美国，跨国资本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失去工作的劳工则是相对的乃至绝对的受害者；在中国，最大受益者是政府。另外，两国的受益情况也不等同，总的来说，中国受益要比美国大。这就印证了昂纳克寓言。

秦晖所言：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其主要特点“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劣币驱除良币，坏资本主义胜过了好资本主义。

（三）

那么，为什么昂纳克寓言没有在昂纳克的德国发生而却在中国发生了呢？其实，秦晖讲的昂纳克寓言本身就给出了解释。秦晖说：假如当年的昂纳克，成功地把东德的民主化镇压下去，然后又放弃了共产主义而搞起了改革开放，于是就会发生昂纳克寓言。但实际情况是，东德共产党领导人没有镇压东德的民主化，东德是在与西德先实现了人权一体化之后才搞的经济一体化，所以德国没有发生昂纳克寓言。中国则不然。中国是在镇压八九民运之后再九二南巡大搞对外开放，所以就发生了昂纳克寓言。共产国家搞经济改革会否发生昂纳克寓言，关键在于是否镇压民主化。在这里，“六四”事件是关键。

秦晖并不是历史决定论者。秦晖并不认为，发生了六四，以后发生的一切就都是命中注定的、不可避免的。秦晖讲到，尽管中共恋权者的倒退后来导致了1989年对民主诉求的惊世镇压，但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启经济改革，又导致了民主诉求的再起。而且与1989年前的民主诉求基本使用“体制内”话语（如“社会主义民主”）或“五四话语”（如“反封建”）来表达不同，1992年以后的民主诉求更多地向西方话语“接轨”，“自由主义”、“宪政”、“人权”“转轨”、“转型”、等等都成为热词，并与当时突破性的经济转轨相关联，诉求更加丰富，讨论与“争鸣”也更热烈。网络舆论的出现更促进了这一切。在中共掌握防火墙技术和网管、网警的控制严密化以前，网上舆论几乎全被“自由派”（不是美国语境下的自由派，而是指一切不满极权体制的人）主导，言论尺度横向比同一时期传统媒体、纵向比1989年以前都要大得多。那时的中国虽然还远谈不上言论自由，但直到2013年《南方周末》“宪政梦”被压制事件为止，在将近20年时间内，中国的言论空间之大，是1949年以来空前的，也是迄今绝后的。

如秦晖所说，九二南巡导致民主诉求的再起，中国加入世贸推动了与世界接轨的呼声，也强化了政治改革的呼声。“六四”后这一波自由化虽然在后来遭到压制，但这一过程以及结果也并不是必然的。历史从来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只不过在某些大背景下，一种或然性要比另一种或然性更大，存在着路径依赖，但并不是命中注定，而在关键时刻的某些关键人物的行为可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正像昂纳克寓言所预言的那样，美国果然打起了贸易战，搞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可是，传统的保护主义放在今天行不通。传统的保护主义（主要是高关税壁垒、全面进口限制等）在当今高度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很难取得预期的正面效果，搞不好还适得其反。因为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不同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全球化，因此，川普仍然采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贸易保护主义也无法解决今天的全球化造成的问题。

（四）

秦晖这本书对第三波民主潮的逆转作出了深刻的剖析，同时也提出了拯救民主的若干方案。相比之下，前者是重点。毕竟，知难行易。我们首先要对第三波民主潮的逆转有正确的认知，包括充分的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尔后才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应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秦晖这部书是一记沉重的警钟。

2026年2月14日

首发：自由钟双月刊杂志2026年3月号总第10期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