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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孕药的发明导致全球生育率的降低，未来的技术发展或许可以逆转这一趋势
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生育率（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经历了断崖式下降。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生育率从1960年的4.7-5.0降至2025年的2.2-2.4。其中，美国从1960年的3.65降至2025年的1.6-1.79，欧洲许多国家同期从2.5–3.0降至1.4，东亚同期下降的幅度最大，从1960年的5.0-5.5降至2025年的1.0-1.03。
导致全球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很多。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技术因素，是口服避孕药的发明（以及堕胎技术的进步与合法化）。这使得人类第一次把“生不生孩子、生多生少”变成了可以自由选择的事情。
十月怀胎很辛苦，养育子女很劳累。我在《论体育精神》（1986年）一文里写到：“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导师。为了使人类能很好地完成繁衍后代的使命，大自然给我们心中注入了爱情。这样一来，男人和女人出于对相爱和快乐的追求而互相结合，生儿育女的目的反而被放到了第二位，结果是使繁衍后代的任务得到了最有效的实现。”在过去，很多男人和女人并不是为了完成繁衍后代的使命而相互结合的，他们结合只是为了满足爱的需求和性的需求，生儿育女常常是副产物。一旦有了安全、可靠、简便又廉价的避孕技术和堕胎技术，满足爱与性的需求和生孩子成了可以分离的两件事，那就难免会有人选择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于是生育率就降低了。
过去也发生过生育率降低现象，由于战争、瘟疫或灾荒。战争、瘟疫或灾荒除了大量减少了育龄人口之外，战争造成不少男女分居，聚少离多；瘟疫与灾荒造成人的生理机能衰退，如此等等。但这次生育率降低不一样。这次生育率降低是发生在和平时期，繁华岁月，富裕国家。本来，欧美在二战结束后一度出现生育率大幅提高（即所谓“婴儿潮”），但是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却发生了生育率的急速下降。这就不能不归因于避孕药的发明与普及。1960年，美国的食品用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第一款口服避孕药Enovid，其有效率超过99%。它首次将性行为与生育相分离，从而使得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育自主权，一方面催化了性解放运动，一方面降低了总和生育率。避孕药带来的社会变化如此巨大，所以有人称之为避孕药革命（The Pill Revolution）。
从现在的情况看，全球生育率降低这一趋势还会持续下去。那么在未来，这一趋势有无可能改变呢？应该说是有可能的。既然现在的生育率下降基本上是避孕药的发明这一类技术因素造成的，那么未来也可能由于技术的发展而使得生育率回升。
近些年来，人类生育技术已经取得了若干重大进展，例如试管婴儿、冻卵、代孕。不过这些技术主要是帮助不孕夫妇或延迟生育者，对“不想生”的人没多大意义。真正可能对提升生育率起作用的技术是人工子宫。据专家估计，完整的人工子宫（从胚胎到足月全在体外）的技术可望在未来一二十年内实现。完整的人工子宫可以使女性免去十月怀胎之苦。这就会使得一些原先因为怕受十月怀胎之苦而不肯生育的女性选择生育。当然，人工子宫不可能像避孕药一样廉价，因此很不容易普及。要降低人工子宫的成本需要更多的时间，也许还要加上一定的政府补贴，才可能使生育率有所回升。此外，养育孩子的辛劳也可以借助AI技术的发展而减轻。
未来技术的发展，既可免除十月怀胎之苦，又可以降低抚育子女之累，这就有可能使得生育率回升。毕竟，人想传宗接代、复制自己的基因，想亲子之乐、舔犊之情，也是出自本能的愿望。这种愿望既然会出于对成本高昂的顾虑而抑制，也会出于成本的降低而激活。至于说生育技术的发展会引发怎样的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另当别论。此处暂不论及。
不过话说回来，如今的生育率降低，貌似是出于对生儿育女的成本高昂的顾虑。但讽刺的是，生育率降低不是发生在穷国而是发生在富国，在一国之内，也不是发生在贫穷的人群而是发生在并不贫穷的人群。所以，生育率降低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成本高低的问题，而是生育理念改变的问题。如果说到目前为止的经验告诉我们，生育率降低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结果，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推测，一旦人口降低到某一程度，人类的生育理念又会改变，又会自愿的提高生育率了。
2026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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