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笔谈的题目是 “ 知识分子与反抗的共同体 ”。乍一看去，知识分子似乎是最难形成共同体的。别的群体，至少从理论上说是有共同利益的，因此可以形成共同体。或者说，别的群体本来就是按照其共同利益来定义的。知识分子则不然。因为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就是持有不同观点而互相争论不休。借用早先那套阶级斗争的术语，那就是，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持有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分别属于不同的阶级。不存在知识分子阶级。知识分子不是共同体。如果说持有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也有共同利益，那就是他们都需要发表言论的空间即言论自由。但也不尽如此，因为有些主张专制主张极权的知识分子就是反对言论自由的。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认同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这一共同体就是通过争取和维护言论自由而形成的。

记得 2009 年年底，刘晓波被判重刑。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向她的知识界文化界同仁发去询问，请他们谈谈对刘晓波案件的看法。有些人没有回复，而几乎所有的回复者都对刘晓波被判刑表示反对。有些回复者声明他对刘晓波的观点并不赞同，甚至强烈反对，但是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对刘晓波以言治罪。有的人干脆引用伏尔泰那句名言 ——“ 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反对刘晓波的观点。或许有些人本来是赞成的，但不敢明说，甚至还要假装说不赞成，免得给自己惹麻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捍卫了刘晓波的权利，维护了言论自由。这种说法的好处是，风险很小 —— 因为你并没有表示你赞成那种 “ 反动观点”，你甚至还表示和反动言论 “ 划清了界限 ”，当局怎么好整你呢？这件事告诉我们，争取和维护言论自由其实并不艰难也没多大风险。

当局惩治异议人士的一个手法是孤立异议者，要大家与之划清界限。我们要建立知识分子的反抗的共同体，就要反其道而行之。我们要和“ 划清界限” 划清界限。

这里有两个榜样，第一个是杨小凯。杨小凯潜心治学，他没有参加过异议人士的组织，但从来不忌讳和异议人士公开交往，从不忌讳在异议人士办的刊物上用真名真姓发表文章，也多次参加过反对政治迫害、争取言论自由的签名活动。另一个是徐友渔。徐友渔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但同时他又和被当局打入另册的异议人士相处无间。由于当局的威胁和抹黑，很多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总是避免和体制外的异议人士沾边。徐友渔决意要改变这种情况，他和刘晓波成为好朋友。他和晓波倾心交谈，达成共识：“ 今后，就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而言，如果看法一致，我们可以在同一份声明或呼吁上发声，让我们的主张以一个系列而不是两个系列的面貌出现，让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界限不复存在。” 这样做的人多了，当局孤立异议者的意图就破产了，反抗的共同体就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