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建立中国的民主工程学——王天成《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评介（2025年2月）

当今世界，最重大的问题莫过于中国问题，而中国的民主转型则是重中之重。正如戴雅门（Larry Diamond）教授所说：“ 中国向何处去？ —— 这是未来数十年内，全球民主前景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事实上，这或许是前途未定的世界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1

王天成先生的《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正是为了回答我们时代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大转型》一书主题宏大，涉及议题相当广泛。作者提出要建立“民主工程学”这样一种学问。“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民主转型的发生原理、动力机制，探讨民主转型的战略、模式、路径、步骤、节奏；研究民主政体的制度设计、宪法选择，探讨民主转型完成后如何巩固民主、提升民主的质量、使民主持之久远；预测民主转型过程中有可能发生的政治经济危机，寻求化解危机的策略、方法”2。

作者强调要学习和吸取前人的和外国的种种经验，尤其是学习和吸取第三波民主化的种种经验。对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诸如革命与改良的问题，暴力与非暴力的问题，作者都力图首先从概念上予以澄清，并进而给出了自己的主张或说明。

《大转型》一书富于建设性。例如，未来民主中国是采用总统制还是采用议会制？如何安排转型期间的选举顺序，全国性选举、省级选举和县级选举，何者为先何者为后？什么样的制度架构最有利于处理民族问题？怎样实现转型正义，即怎样对待过去侵犯人权的罪行及罪行的执行者？等等。作者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并阐明了其理由。

根据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实证研究，转型过程一般分为自由化和民主化两个阶段。作者首先对自由化和民主化这两个概念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和界定。这在中文语境中并非不重要。因为在过去人们常常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譬如 1979 年的民主墙运动和 1989 年的民主运动，我们都称之为“民主运动”，但实际上它们属于自由化运动。因为这两场运动的诉求都是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基本上没提出选国会选总统。

再有，作者根据第三波民主化的经验，提出自由化先于民主化。这一点也很重要。在研究了全球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案例，作者按照转型速度把它们分为快中慢三类。转型速度包含从自由化开始（即开始冲击言禁、党禁）到民主化实行（即举行全国大选）选举的时间跨度即 L-D 跨度。作者主张中国应该采取快速转型。

我们注意到，东欧以及蒙古等共产国家，从自由化到民主化的转速都很快。这是因为在共产国家，原有的宪法都规定了各级议员和官员须由选举产生。但是在过去，这些选举都沦为假选举，原因就在于政府打压言论自由从而窒息了选举。只要有了言论自由，假选举马上就变成了真选举。未来中国从自由化到民主化的转型进度应该也会一样。

不过，未来中国从自由化到民主化的转型，有一点是和前苏联、东欧以及蒙古不一样的。因为按照中国的原有的宪法和选举法，只有县区级人民代表才是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省市级的人民代表以及全国人大的代表都是间接选举产生的。这就使得全国人大的代表（即国会议员）在反映选民意愿上打了折扣。再说，采用这种方法，就需要接连举行三场选举：一是选出县区级人民代表，二是再选出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一级的代表，三是选出全国人大的代表。时间既长，成本也高。如此说来，在未来中国的民主
转型中，我们应该先修改旧的宪法和选举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即国会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王天成还提出，未来中国转型的恰当顺序，应该是全国大选先于省级选举。第三波民主化的经验证明，对于那种存在国家认同亦即分裂问题的国家，第一次自由选举 ——“ 奠基性选举 ”—— 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如果第一次选举是地方性的，将会使得竞选的焦点集中在反对国家的民族主义议题上，选举一完成全国政府的正当性和权威就立即下降了。而如果第一次选举是全国性的，它将会加强人们对国家的认同，促进全国性政党的形成，提升全国政府的正当性与权威，从而大幅减少了 L-D 跨度内的不确定性。西班牙的转型是按照先全国大选后省级选举的顺序进行的，转型进行得很顺利，并维持了国家的统一。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转型则是全国性选举落后于地方选举，结果导致了国家的分裂乃至战争。

我们知道，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宪法都规定了各共和国有退出联盟的权利。这一规定在共产党一党专制时期自然是一纸空文，而一旦启动了民主转型，原先承诺的空头支票立即就变成了可兑现的合法性依据。因此，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转型过程中，很容易导致国家分裂，但同时也使得分裂可以和平的进行。中国不同于苏联和南斯拉夫。中国不是联邦国体，中国宪法不承认各省有独立的权利，也没有公投自决法。因此中国的转型如果走先地方后中央的顺序，不但可能导致分裂，而且还可能导致暴力与战争，导致民主转型的中断。所以未来中国的转型更需要采取全国大选先于地方选举的顺序。即便我们承认某些地区对独立的追求有其合理性，那也应该把解决统独问题放在民主转型实现之后。王天成讨论大转型，非常注意顺序问题，也就是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的问题。这无疑是很重要的。

王天成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讨论 “ 与过去结账 ” 即转型正义问题。作者着重介绍了第三波民主化中关于转型正义的争议和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政策原则主张。我想补充的一点是，未来中国转型中的转型正义，有一个其他第三波民主化国家都没有的问题，即经济清算的问题。中国本来是实行公有制的共产国家。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私有化改革。由于中国的私有化改革是在没有民主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它必然沦为权贵私有化。时至今日，中共权贵、尤其是高官家族，早已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产和集体资产瓜分殆尽。未来中国的转型正义，必须要对权贵们的不义之财进行清算。经济清算问题是中国特有的问题。俄国东欧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们的私有化改革是在民主参与的条件下进行的。南韩、台湾也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们过去没搞过共产，因此也没有进行过私有化的改革，也就不会发生体制性的权贵私有化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都不能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经验，我们必须提供出自己的思路和解决方案。

王天成这本《大转型》，不但面向未来，深入讨论了未来中国启动民主转型后的各种问题，而且还聚焦当下，对当下我们应该如何促成转型的发生展开了严肃的讨论。

围绕着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两个问题，改良还是革命？暴力还是非暴力？作者指出，转型应是改革与革命的混合物。他借用英国历史学家提摩太 • 伽登 . 阿什（Timothy Garden Ash）自己创造的一个词：refolution（revolution+reform，革命 + 改革），中文可译作 “ 革改 ”3。谈到暴力非暴力，作者坚定地主张非暴力。理由是：首先，统计数据表明，在成功的民主转型中，绝大多数依靠的是非暴力抗争；其次，通过非暴力赢得转型的国家，获得的民主更稳定；再有，面对今日的中国，暴力抗争不具有现实性。王天成并不是否认人民有拿起武器推翻暴政的权利。他强调的是，在当今时代，暴力革命既不现实，也不是最佳选择。作者指出：就当今中国的情况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当坚持非暴力抗争，而在于如何使非暴力抗争更加有效。这确实是我们当下面对的关键问题。

注释 …………………………………………………………………………………………
1 戴雅门（Larry Diamond）《民主转型22讲》，前言：“致中文读者”，第3页（天安门民主大学翻译，香港溯源书社，2015年6月）
2 王天成：《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第7页（香港晨钟书局，2012年4月）

3 同上书，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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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中国民主季刊》2025年第一季。链接：https://chinademocrats.org/?p=4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