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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今年7月6日，是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九十歲誕辰。在此期間，達賴喇嘛發表講話，對自己繼任的問題作出明確闡述。其內容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達賴喇嘛制度將會延續。
「甘丹頗章信託基金會」（Gaden Phodrang Trust）及其董事會，將負責尋訪並認證轉世靈童；該基金會將遵循藏傳佛教傳統，並與各大教派領袖及其他宗教領袖協商。
繼任者將誕生於自由世界，即在中國之外。
不出意料，中共當局對達賴喇嘛的這番闡述表示強烈否定。中共搬出所謂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其核心內容亦可歸納為三點：
必須在中國國內尋訪；
必須以「金瓶掣籤」方式確定；
必須經「中央政府批准」。
然而，中共的這三項主張皆站不住腳。
一、關於「國內尋訪」
在藏傳佛教歷史上，早已有於中國以外尋訪轉世活佛的先例。例如第四世達賴喇嘛雲丹嘉措（1589–1616）誕生於蒙古，是蒙古族人。當時中國為明朝（1368–1644），而明朝版圖並不包括蒙古。
其理甚明。藏傳佛教的弘傳本就超越西藏地域與中國國界。活佛轉世的尋訪範圍主要依據藏傳佛教的信仰傳播與信眾分布，自然不受地理疆界限制。自古以來，藏傳佛教的信仰圈已涵蓋北至蒙古、南及印度諸地，因此在蒙古與印度尋訪達賴喇嘛轉世靈童，早有先例。
當代以來，自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於1959年流亡印度後，藏傳佛教已走向世界，在中國之外的信眾達五、六百萬人之多，遍布蒙古、印度及歐美各地；事實上，中國境外已有多位轉世活佛，其中不少並非藏族。因此，在中國以外的自由世界尋訪達賴喇嘛轉世靈童，既合理，又完全正當。
二、關於「金瓶掣籤」
清代曾有若干皇帝以「金瓶掣籤」方式介入達賴喇嘛轉世的認定，但實際上，真正依此程序認定的達賴喇嘛僅一、兩位，多數歷代達賴喇嘛——包括現任第十四世——均未經金瓶掣籤程序而確定。
退一步說，清朝皇帝之所以如此，尚有其宗教理由：彼等信奉佛教，並尊奉達賴喇嘛為上師。滿清皇帝介入轉世事宜，是基於與西藏間「施主與上師」的特殊關係。
然而中共當局既不信仰佛教，又不尊奉達賴喇嘛為上師，何以有資格干涉達賴喇嘛轉世？
達賴喇嘛早已明言：「現今的中共是批評宗教的無神論者，尤其視佛教為愚昧落後的象徵，且不遺餘力地指責我是魔鬼。若他們說不允許魔鬼轉世，倒也說得過去；但如今卻是中共堅持要自己尋找魔鬼的轉世。若中共政府要插手達賴喇嘛的轉世問題，必須先成為宗教信徒，承認輪回，再去找出毛澤東與鄧小平的轉世，然後再來干涉我的轉世，那才合理。總之，這是我的轉世，除了我之外，誰都沒有理由插手。」
他並補充道：「任何政治權威，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領導人，若出於政治需要選出所謂達賴喇嘛轉世靈童，則無人需要承認或信仰那個孩童。」
三、關於「中央政府批准」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曾稱：「達賴喇嘛的稱號是中央政府冊封的，否則不具合法性。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也是經當時民國政府批准認定的。」
此說並不符合事實。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並非經民國政府批准認定。事實上，民國政府曾有意干預，但西藏政府並未理會。從遴選、確認到坐床，均由西藏攝政王及僧團自行完成。坐床典禮時，民國政府僅派蒙藏委員會代表吳忠信前往觀禮。
阿沛·阿旺晉美於1989年即明確指出：「沒有吳忠信主持坐床儀式這回事，他只是以國民政府代表身份『觀禮』而已。」
為何民國政府當年希望參與？因當時西藏政教合一，達賴喇嘛既為宗教領袖，又為政治領袖，即西藏地方政府首腦。對國民政府而言，作為宗教領袖的產生他們無權干涉，但作為地方政府首腦的產生，則與中央有關。為體現「中央—地方」關係，他們主張至少須經中央認可。然而，多數藏人並不承認西藏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也不接受中央的從屬定位。結果，國民政府欲干預而未果，只能派員觀禮。中央方面報稱是「主持」，但藏方僅視之為「貴賓觀禮」。
從民國角度看，他們的干預尚有一點道理——因當時政教合一。但此理於今日已不復存在。流亡藏人自2011年實現政教分離，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退出政治職務，僅保留宗教領袖身分；而中國境內自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區」後，法律上亦規定達賴、班禪不再是地方政府領袖。既如此，現今中共當局又有何理由干預其轉世？
此外，中共當局還聲稱「藏傳佛教沒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此說同樣錯誤。2013年6月，《亞洲週刊》（第27卷第22期）刊載中共中央黨校社科教研部靳薇教授訪談，文中指出：「歷史上也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傳統。」這句話極為關鍵，因它屬於史實而非觀點。凡了解藏傳佛教史者皆知確有其事。
（二）
達賴喇嘛轉世制度已有六百餘年歷史，其間並非一成不變，今後亦可調整。而決定是否變革、如何變革的權力，自然在達賴喇嘛本人與藏傳佛教機構及信眾之手，與中國政府毫無關聯。
此處，不妨參照西方羅馬教皇的繼承制度，以助理解。
在十一世紀以前，羅馬教皇由世俗君主或義大利貴族遴選或認可。教皇尼古拉二世於1059年規定，教皇由樞機主教選舉產生，但仍需法蘭克王亨利一世及其繼任者批准。至1179年第三次拉特朗會議與1274年第二次里昂會議確認後，才正式規定教皇可由樞機主教單獨選出，惟法、西、奧三國君主仍保有否決權。至二十世紀初，教皇庇護十世廢除此種世俗否決權。1914年，本篤十五世遂成為首位無需世俗介入而由教會單獨選出的教皇。
由此可見，早期世俗權力對教皇繼承影響極大；隨歷史發展，其影響力逐漸削弱，終至歸零。
昔時君主干預教皇繼承，是因政教合一，君主皆信仰基督教，奉教皇為精神領袖。彼時教權與王權互為依存：新教皇須得君主認可，君主登基亦需教皇加冕，以示「君權神授」。
隨後政教分離確立，教皇繼承制度的改革由教會自行決定，非世俗權力所能干預。今日歐洲已完全政教分離，教皇由宗教機構單獨產生，世俗君主登基亦無需教皇加冕。
這即是政教分離——國家機器不干涉宗教，宗教亦不干涉國家。
再觀俄羅斯東正教牧首制度之演變：沙皇時代政教合一，牧首須經沙皇批准；蘇聯時期東正教受壓制，1943年斯大林為凝聚民族情感而暫予空間，但牧首仍須政府認可。1991年蘇聯解體後，東正教復興，牧首由教會選舉產生，政府不再干預，實現政教分離。
達賴喇嘛已多次闡述轉世觀念、制度起源與尋訪方法，強調：達賴喇嘛轉世屬宗教事務，任何政治權威皆無權干涉。其立場——無論從藏傳佛教傳統、政教分離原則，或藏傳佛教全球化的現實——皆完全合理、正確。
簡言之：達賴喇嘛轉世，是達賴喇嘛的事，是藏傳佛教的事，與中共這個無神論政權毫無關係。中共當局無權干預達賴喇嘛轉世。
（三）
中共當局炮製的那一套「尋訪與確認達賴喇嘛轉世」辦法，錯誤而荒謬。未來若真推出所謂「官方達賴喇嘛」，必不會得到絕大多數藏傳佛教信眾承認。這場政治操弄注定成為歷史笑柄，最終被徹底廢棄。
2025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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