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来，由于王书君和唐元隽两个案子，有关海外民运中的中共线人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和议论。
对于海外民运，中共线人问题不是新问题，而是老问题。
海外民运中混有中共特务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事实上，海外民运从一开始就很可能混有中共特务。
大致上讲，中共特务有两类，一类是“打进去”的，即本身就是中共的特工，隐藏自己真实身分，被派来打进混入某些团体；另一类是“拉出来”的，即本来是民运人士，由于对民运失去信心，屈服于中共的威胁及利诱，当了特务。在海外民运内部，特务可能有三种角色：一是挑拨离间，挑起恶性内斗；二是提出某些极端的观点和主张，试图把民运引向歧途；三是当线人，向中共有关部门提供民运的信息。我这里只谈第三种：线人。
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就和其他民运组织的负责人讨论过线人的问题。我发现我们彼此的看法非常一致。我们都认为，民运组织内部很可能、几乎必定会混有中共的线人。由于我们缺少侦调手段，很难准确的识别和清除。除了发现可疑的情况向FBI报告外，海外民运在找出和清除中共线人这个问题上做不了什么事。但是我们又都认为，即便有线人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
第一、有关海外民运的信息，绝大部分本身就是公开的。在海外，我们发表批判中共专制的政见，参加这样或那样的民主组织与活动，本来就是面对公众，面对中共当局。我们知道我们的言行可能招致中共对我们的或大或小的某种压力以及对国内的亲友造成某种困扰——依各人不同的情况而论，我们自愿付出可能的代价。既然线人向中共提供的信息无非就是我们这些公开的言行，因此它们不可能给我们造成额外的伤害。
第二、有些信息，例如我们的一些内部会议和内部的交流，虽然我们不对外公布，但并没有机密性，因为这些信息在政治性质上和那些公开的信息没什么两样，即便泄漏外传，即便被线人告密被中共知道，对我们也不会造成额外的伤害。
第三，我们也有很少量的一些信息需要保密。这些信息如果被中共知道，就可能对相关人士造成伤害。例如，我在当中国民联主席期间，曾经帮助过被中共当局下令通缉的民运领袖偷渡出境；我办杂志的时候，有作者为自身安全要求用化名发表文章，不愿让外界、首先是不愿让中共知道其真名实姓。这种事我都会很小心谨慎，都没出过问题。大体上说，在真正需要保密的问题上，民运人士基本上都是知道保密的，线人很难获得这类机密的信息。
说到王书君的案子，从2022年3月媒体公布王书君的案子，到2025年4月法院对王书君作出判决，整整三年，有充分的时间，揭发、举报、调查、取证，凡是疑似受到伤害的人，凡是疑似被破坏的事，想必都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与调查。最后，法官作出裁决。纽约时报发表关于王书君案的报道，其中写道：“法官陈卓光（Denny Chin） 在判刑时表示，虽然王书君与中国官员分享资讯，犯下严重罪行，但没有证据显示他的行为对任何人造成人身伤害。”
海外民运三十多年来，一定有过不少线人。再者，三十多年来，有不少民运人士淡出民运，有的已经离开海外回到了中国，有的还成了当局的座上宾，其中有一些人曾经还担任过民运组织的重要职务。估计这些人中，有不少是把他们知道的民运信息告诉了当局。三十多年来，也有不少海外民运人士以及和民运人士有较多往来的其他人士回过国，或探亲访友，或开会或做生意或旅游观光。据了解，很多人回去时都会被有关方面请“喝茶”，免不了要问到海外民运的情况。这些人不是线人，但其中不少人也向当局提供了若干民运信息。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没听到有哪个海外民运人士因此而遭到额外的伤害。想想也是，三十多年了，要是中共线人和被喝茶的人能对海外民运人士造成额外的伤害，那还不早就闹得沸沸扬扬、伤痕累累了？那还不早就有一大堆受害者指认特务、愤怒控诉了？这就证明了，身在自由世界的海外民运由于其公开性这一特点，使得中共线人不可能对我们造成额外的伤害。
海外民运很可能混有中共线人，过去有，今后仍然有。我们无法避免海外民运中混有中共线人，但是我们应该、也可以做到让线人对我们不可能造成实际的伤害。那就是上面说的第三点，对真正需要保密的信息——如果你确实有这种信息的话——严格保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