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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中国庆祝中共建政76周年，我们在海外批判中共政权。也只有在海外你才能批判中共政权，在中国国内是严厉禁止的。这本身就说明，中共政权应该批判，必须批判。
眼下就有一个案例。9月19日，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女士第二次因“寻衅滋事”的罪名被判处4年监禁。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张展到武汉采访，在社交媒体上传多段在当地医院、社区等地拍摄的视频，批评官方防疫措施不当，掩盖了疫情的严重性，没有顾及底层民众的权益。当年5月，张展被捕，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去年5月获释后，张展继续维权活动，支持曾为她发声的基督徒同道等其他维权人士，在社交媒体上继续披露中国维权人士遭受骚扰和压迫的案例，以及疫情期间的封控黑幕。去年8月，张展再次被捕。当局指控张展以“虚假信息损害国家形象”，再次以“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就这样，张展女士仅仅是披露了一些维权信息以及披露了当局在疫情问题上的一些实情，就陷入8年牢狱之灾。
张展女士的案子告诉我们，在今日中国，当局对言论的压制到了何等严酷的地步。过去，很多人以为，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共政权即便不走向政治民主，起码也会变得较柔和、较宽松。殊不知今日中共政权，不要说和八十年代相比，就是和江胡时代相比，都是变得更蛮横、更严厉。言论空间的萎缩就是一个标记。
网上有句流行语：为什么一个政权要禁止言论自由？只有3个解释：1、它过去做了很多坏事，怕人们提起；2、它正在干坏事，怕人们批评；3、它准备干坏事，怕人们揭露。总之，禁止言论一定与坏事有关，绝对不是好事。
中共建政76年，罪恶累累，罄竹难书。首先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迫害，从土改、镇反、反右、文革浩劫，到六四屠杀、镇压法轮功、镇压少数民族、镇压维权活动与压制异议。历史上有很多政治集团，为了夺得政权而进行血腥的战争，杀人如麻；不过一旦政权到手，大规模的杀戮也就结束。唯独中共不然。中共在夺权之后杀死害死的人，要远远超过它在夺权之前杀死害死的人。这是一个最不寻常、也最为恶劣的事实。记住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评价中共政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今日中共，最引以为傲的成就莫过于物质建设上的成就。其实，这种成就只是发生于改革开放这四十几年。毛泽东把中国的经济搞得一塌糊涂，一贫如洗，还造成了3年大饥荒饿死4千万人的大悲剧。当5年前中共当局得意地宣称，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有8亿多人摆脱贫困。这无意中承认了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贫困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竟然占比80-90%！40多年来，中国的脱贫率世界第一；那是因为此前的30年，中国的造贫率世界第一。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立刻取得经济上的迅猛增长，秘诀就一条，那就是当年官方媒体所说的“松绑”。中国人过去被捆绑住手脚，迈不开步子，一旦松绑，立刻大步前进。于是很多人惊叹：这个人走路的速度怎么增长得这么快呀。真是奇迹！
中国的经济改革到底是什么？那就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特点就是，共产党改革改掉的东西，就是当年共产党革命建立的东西；共产党在改革中建立的东西，就是当年共产党革命打倒的东西。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二是2007年通过《物权法》。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是关税贸易总协定，该协定签订于1948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是该协定的缔约国。至于《物权法》，早在1939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就已经通过了《物权法》。由此可见，中共的改革不是别的，中共的改革就是对中共革命的否定。既然中共的改革就是对中共革命的否定，那么，它还有什么理由、什么资格继续在那里坚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1989年，中国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和平的民主运动。这场运动有力的证明，在中国，自由民主绝不仅仅是极少数异议人士的追求，而是千千万万民众的共同愿望。中共强硬派用超乎世人想象的残暴镇压了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不但阻断了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把经济改革引入歧途。在缺少起码的民主监督和公众参与的强况下，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避免的变成了权贵私有化。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共产党摇身一变而成为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尔后又加入经济全球化，凭借低人权优势，中国的经济得以迅速崛起。中国的经济发展固然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从整体上不具合法性。所谓中国模式，所谓中国奇迹，因为它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最大的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基础之上，因此它的成功必定对自由、民主和正义等价值更加蔑视与敌视，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在中共建政76周年之际，我们严正批判中共政权。它是发自良知的呐喊，也是给世人的警钟。结束中共一党专政是我们的神圣使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