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刘晓波逝世8周年。如果刘晓波还活着，今年该70岁了。
纪念刘晓波，我想谈三个问题。
1、关于“我没有敌人”
刘晓波说“我没有敌人”。这句话引起很大争议。有人说这句话是向专制者下跪、献媚，是懦弱是软骨头。这种批评是错误的。
首先需要提醒的是，并不是在2009年12月被审判时的《最后的陈述》里，刘晓波才讲出“我没有敌人”，早在20年前的1989年《六二绝食宣言》里，刘晓波就讲出“我没有敌人”了。
“我没有敌人”并非只是出自刘晓波一个人之口，还有不少中国的异议人士也说过同样的话。例如：
秦永敏，资深民运人士，人称“坐牢王”，是文革结束近五十年来已知坐牢时间最长的异议作家和政治犯。秦永敏说：“民主人权事业没有敌人，从七十年代从事民主人权活动以来，我们就坚持这种看法。”
著名的异议人士兼维权活动家郭飞雄也讲过“无敌人”。他说：“我们的手段是：“非暴力、无敌人、不流血”地扩张公民权利运动。”
八九民运参与者、自由作家刘水在2006年发表了一篇纪念六四17周年的文章，题目就是“我没有敌人”。
2017年刘宾雁良知奖得主谭作人宣称：“没有敌人和仇恨。”
1999年5月，浙江民主党人吴义龙杭州市收容遣送站里起草《中国民主党行动四原则》时，写下“我们的口号是：我们没有敌人”。2009年3月，在北京的
中国民主党人查建国起草了一篇《非暴力讲真话呼吁书》，签署者有胡石根、刘贤斌等23名从监狱里走出来的政治犯思想犯，他们的刑期加起来超过160年。呼
吁书提出“我 们没有敌人，我们没有仇恨”。
有这么多在国内第一线直面暴政，坚持抗争，甘付代价、百折不挠的异议人士都说过“没有敌人”，怎么能说这句话是懦弱是下跪，是献媚是懦弱是软骨头呢？
2、关于非暴力抗争
刘晓波坚持非暴力抗争，最后被肝癌死于中共狱中。有人说，刘晓波的遭遇证明，在中国，非暴力抗争此路不通。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1993年3月，刘晓波应邀访问美国，期间接受《中国之春》记者亚衣采访，其中谈到非暴力抗争的问题。刘晓波说，大多数中国人之所以坚持和平、理性、非暴
力，既是出于民主的理念，避免以暴易暴，同时也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出于现实可行性的考虑。这和波兰团结工会顾问米奇尼克、和达赖喇嘛不谋而合。
流亡藏人中有主张暴力的。达赖喇嘛说，我就问他们，你们要怎么搞法？哪里搞到枪，少了不行，要很多，
谁会卖给我们？从哪里运进去？对方无言以对。在这里，达赖喇嘛问得很具体。既然对方想搞暴力，你就不能只用非暴力的那套大道理去说服别人，因为别人不认那
套大道理。问题在于，如果你主张暴力抗争，但是对怎样操作，具体怎么个搞，却没有靠谱的办法，缺少实行的手段，那就沦为空洞的口号了。一位名叫倪明的湖南
农民维权领袖说：”“目前农民没有走向暴力反抗，并不是他们
没有这样做的思想基础和情绪准备，而是因为大刀长矛的时代已经过去。”“揭竿不可以为旗，斩木不可以为兵”。在海外，早就有人主张暴力革命。可是，三十六
年过去了，未闻打响一枪一炮，未见伤及对手一兵一卒。我想，这倒未必是他们满足于光说不练，问题是他们没找出办法付诸实践，因而在事实上成了光说不练，成
了空谈。
正是在今日中国的现实情况下，我们民间人士必须选择、必须坚持非暴力抗争。
3、刘晓波的政治遗言：把争取言论自由当作战胜极权统治的第一步。
在《我的最后陈述》里，刘晓波写道：“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刘晓波说：“无论于官于民，推动大陆的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实乃推动中国社会稳定转型的首要目标，党禁可以缓开，但开放言禁却刻不容缓”。刘晓波说：“言禁一开，自由中国必定降临。”据此，刘晓波提出，民间维权应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
推动中国民主转型，我们不但必须确定我们要说什么、做什么，而且还要确定先说什么、先做什么。把争取言论自由置于首位，这是刘晓波给我们留下的重要的政治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