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前前后后，我写下了几篇短文。现按照时间顺序重新发表如下：

（一）2010年10月6日记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是最热门的人选。

其实，晓波自己真没追求过这个奖。从2002年起，晓波就写文章为“天安门母亲”获诺奖大声疾呼。就在被捕的几天前（晓波是2008年12月8日被捕的），他和我在SKYPE上通话，还特地叮嘱我转告中国人权，继续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诺奖。

另外，晓波著作等身，但翻译成西文的很少。晓波认识不少西方汉学家和记者，和很多流亡异议人士是好朋友，但他好像没花过什么功夫托人把他的著述翻译成西文。直到他去年圣诞节被判重刑之后，才由中国人权把判决书提到的6篇文章和他的自辩词与最后的陈述一道翻成英文，刊登在今年第一期《中国人权论坛》（中英文双语季刊）上，算是第一次把他的思想观点向西方读者作集中的介绍。

今年夏天，我和几个笔会的朋友商议，觉得有必要编选一部刘晓波文集，把它翻成西文，让国际社会对他的思想有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了解。我负责编选他的政论、文论和时评，刘霞负责编选他的诗歌。

我对晓波的著述非常熟悉，按说选起来应该不费力气；然而一旦着手编选，才发现这项工作很不好做。第一，晓波的著述太多，11本 书，近千篇或长或短的文章，要从这么多著述中选出二、三十万字的一部文集，如何取舍就是个大问题。第二，晓波写文章，总是面对中国读者，尤其是大陆的读者。由于文化差异，更由于语境的差异，外国人读他的文章是不是能读明白，能准确领会，挑选哪些文章更合适，也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再有，对晓波这样的人物，一般读者不但对他的思想观点感兴趣，而且也会对他的生活经历感兴趣。然而晓波虽写过几百万文字，却没写过自传，也缺少别人给他写的传记。这不能不是个缺憾（顺便一提，不少人有种印象，以为晓波热衷于在国际社会打个人知名度，这并非事实）。

在颇费了一番心思后，刘晓波文集的编选工作终于完成。笔会也联系好了英文德文的翻译以及出版，但书的上市，最快也要等到明年了。

晓波无疑是当今中国异议运动的一面旗帜。晓波是中国异议运动的主要发言人。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重大问题以及发生的重大事件，晓波总是迅速地作出反应，发出自己的声音。由于被严密监控，晓波很难身临那些发生事件的现场，但他始终注视着这些事件并及时地发表评论。哪怕你不读完他的文章，只消你看一看那上千篇文章的标题，你就会发现，很少有什么重要的问题或事件被他遗漏。

晓波也是中国异议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多年以来，中国的异议群体发表了大量的公开信、抗议信、呼吁书以及纲领和宣言，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晓波起草、发起或组织的。这不但是因为他思想敏锐，笔头快，而且也因为他声望高，人脉广泛。晓波交游广阔，国内的海外的，华人洋人，体制内体制外，老年中年青年，学术界文化界法律界新闻界，民运人士维权人士独立作家，很多人都愿意和他打交道，愿意和他合作。虽然说对晓波不满者也不乏其人，但平心而论，在异议阵营中的头面人物里，又有几个——如果有的话——比晓波拥有更多的人脉呢？

我和晓波有二十多年的交情。早先在国内时（我是87年月离开中国到美国的），晓波作为文学界的黑马，已经暂露头角，不过那时我们没见过面。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纽约。那是在89年3月， 晓波结束了在夏威夷大学的讲学，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记得是贝岭把他领到我家来的。我们一道参加了一些会议。晓波一度还有意加盟《中国之春》杂志。八九民运爆发，晓波毅然回国。临走那天，时任《时报周刊》总编辑的杜念中先生（现在是台湾《苹果日报》总编辑）开车到我家接他，送来两套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的著作。95年初春，晓波第二次访美，又来到我家。期间，我和陈军还一道陪他去波士顿。96年刘霞也来过一次美国，也到过我家。

互联网的发明，使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成为现实。自从我和晓波都上网之后，彼此的联系一直很频繁。除了互发电子邮件，我们更乐意用SKYPE聊 天。晓波是夜猫子，他常常是在北京时间的深夜给我来电话，这恰好消除了两地时差的问题。有时我们还和军涛等其他朋友连线，那感觉真好象就近在身边。本来，刘霞根本不上网，听说她连手机都不用。晓波被捕后，刘霞不得不承担起和外界联系的事而开始上网。晓波这是第三次被关，刑期那么长，晓波又不再年轻。这不能不让我十分挂念。

诺贝尔和平奖也许是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也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奖项。但这个奖毕竟是挪威人颁发的，而他们对中国的事情很难有透彻的了解。刘晓波实际上早就在中国扮演起了异议群体的领袖角色，但直到今年才第一次被提名。据说在过去十几年中，有好几位中国人进入了评委会的短名单，但都未能获奖。还有一些优秀的人物从未被提名。哲人曰：“我们未必能得其所值，但我们应力求值其所得。”如果晓波今次获奖，我相信那是值其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