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是民主转型，一是转型正义。所谓民主转型，是指一个原先是威权或极权的专制国家，由于种种因素的作用，转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所谓转型正义，是指一个国家完成民主转型后，对原先专制政府犯下的种种违犯正义的罪错进行纠正。

以何种方式实行转型正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转型是以何种方式发生。大体上说，如果民主转型是以暴力方式进行的，对专制者们的审判和惩罚则势在必行；如果民主转型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对专制者们的审判和惩罚则既不可行，也不必要。因为所谓和平转型，要么是专制统治者自己比较主动地推动转型，如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台湾的蒋经国；要么是在民间抗争的压力下，专制统治者顺应人心，朝野双方通过协商对话共同推动转型。例如波兰的圆桌会议、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在和平转型中，原来的统治精英还有很大的实力，要对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清算审判不具现实可能性；民间力量为了保障转型平稳进行，也不会提出清算审判，以避免原政权内部强硬势力抬头作困兽之斗。这是从政治操作上讲。从道义上讲，当专制统治者放下屠刀，促进或接受和平转型，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赎罪乃至是一种立功，因此理当既往不咎，理当宽恕乃至鼓励。这在道义上也是成立的。

这并不是说民众就会对先前的暴行置之不理了。该清算的还是要清算的。不过在这里，清算的只是罪恶，例如：要宣布先前的暴行是错的，是违法的，要还原历史真相，要给受害者平反昭雪，经济赔偿等等，但是对罪恶的执行者，只要他们放下屠刀，我们就既往不咎。回到今日中国的现实，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推动民主转型。

顺便说一个问题。一直有人对“平反‘六四’”这个口号很不以为然。他们说，中共没资格为“六四”平反。他们说向中共提“平反‘六四’”是与虎谋皮。这种批评并不正确。按照这些批评者的逻辑，我们提“释放良心犯”也是错的。我们怎么能向那个关押良心犯的政府提释放良心犯呢？那不是与虎谋皮吗？既然我们都不认为“释放良心犯”这个口号是错的，那么，同理，“平反六四”这个口号也不是错的。

下面，接着前面几位发言的话题简单谈两句。

有句网络流行语：“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在集体博弈中，无论是战场、商场、体育赛场，还有政治的博弈，都不乏这样的事例，一方的失败，不是因为对手强大无敌，而是自己一方有人犯了重大策略失误。这一点其实是大家都知道的，没见有人反对。蜀汉失了街亭，诸葛亮追责马谡，还自贬三级，大家都理解，没人责怪诸葛亮：你怎么追责马谡呢？街亭明明是被魏军夺走的，马谡英勇杀敌，司马懿是罪魁祸首，你怎么责怪马谡，这不是替司马懿开脱吗？这层道理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就懂。可是一谈到八九和六四，很多人就矢口否认了。谁要说八九的失败和民运方面的策略失误有关系，他们就说你是为杀人的政府开脱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