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 年是八九民运 35 周年。八九民运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第 一，它是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第二，参加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 持续时间之长，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就是世界历史上也是极 其罕见的。第三，这么大一场运动，始终坚持非暴力，令人惊叹。在 这场运动中，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所表现出的崇高、热烈、真诚、 团结，以及面对六四事件所表现出的同仇敌忾，无比的义愤与悲情， 实在称得上是我们民族的一次高峰体验，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从来没 有表现得那么纯真，那么美好，那么让人感动。我相信，每一个过来 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不管他现在对这场运动怎么看。你既然曾目睹 它飞掠高峰，你就该知道它不是鸡，它是鹰。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 对我们的民族失去信心。

非常不幸的是，八九民运失败了。从民运这边反思，民运在策略 上有失误，简言之，就是没能做到见好就收。八九民运一度取得了非 常了不起的成功，可惜没能见好就收，最后反而失败了。

所谓“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也就是博弈论的“一报还一报”。 是的，见好就收就是宣布阶段性胜利的意思。我在文章里讲过，民运 不是一锤子买卖，不可能一步到位，民运需要积小胜为大胜，因此需 要在一定阶段提出一定的阶段性的目标，去实现阶段性的胜利。已故 的非暴力政治学权威基恩·夏普(Gene Sharp)曾经对 1989 年中国 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做过认真的考察与研究，他总结出的一条教训就 是:如果学生通过谈判获得可持续的政治空间后撤出，政治局里的温 和派后来被证明已经准备考虑给予那种空间，学生就可以声称取得 了胜利并将这一信息传遍全国。这就是我所说的“见好就收”。另一位非暴力行动专家、塞尔维亚学者波波维奇(Srdja Popovic)在他那 本专门研究如何用非暴力方式打败独裁者的书《革命蓝图》(Blueprint for Revolution)里，把“见好就收”当作非暴力抗争的重要策略原则。 波波维奇说，非暴力抗争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要“懂得在何时、以何 种方式宣布胜利”即见好就收。波波维奇也对中国的八九民运做过研 究。他指出，中国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就是，学生太过理想主义，没 有利用当局的退让而及时地宣告阶段性胜利。

有人说，在八九民运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好”。当然不是。 在八九民运中，出现过不止一次的“好”。单单是当局表示愿意和学 生领袖、而且是学生自己的独立的组织的领袖坐下来对话，这已经就 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功了，还能不算“好”吗?在八九民运中，有好几 个节点可以见好就收。例如 5 月 16 日阎明复到广场和学生对话，例 如赵紫阳 5 月 17 日代表政治局五常委发表书面讲话。如果在这些节 点上，民运见好就收，八九民运的结局就会完全不一样。

有不少人说像八九民运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做到见 好就收。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事实上，广场上的学生有好几次差一点 点就撤了。真是功败垂成，所以特别遗憾。群众性的非暴力运动要取 得胜利，离不开两条。一是要有严格的非暴力纪律，避免暴力行为， 一是能见好就收，在应该停下来的时候停下来。八九民运极其出色的 做到前一条，做得太出色了。拿北京为例，几十万人上百万人一次又 一次的游行集会，长达 50 余天，居然没发生打砸抢，甚至连小偷都 宣布“罢偷”。事后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简直是奇迹。相比之下， 让广场上的学生撤离广场的难度还要小得多。八九民运把最难的都 做到了，把不太难的反而没做到。可见不是做不到，是当时的我们缺 少博弈的概念，缺少政治是妥协的概念。我们反思八九民运的目的之 一就是强化这些概念。这样我们在下一次就可以做得更好。

然而过去三十年，我们海外民运对民运策略的反思做得很不够。 这集中表现在香港 2019 年的反送中运动，我们海外民运没能及时的 提出正确策略的建议和忠告。本来，在 2019 年的 6 月 15 日，港首林 郑月娥宣布无限期暂缓修例，这已经就是明显的“好”了，本来就该见好就收了。可惜香港民运没有这么做，反而在那以后出现了勇武派 的暴力。这就导致了反送中运动的失败。

港人本来有着强大的、深入人心的非暴力抗争的传统。可是在反 送中运动中却出现愈演愈烈的暴力，需要说明的是，勇武派的暴力不 是暴力革命，不是武装起义，不是打游击。勇武派的暴力是低度暴 力，主要不是针对人身，而是针对器物，针对政府象征物，还有阻塞 交通、干扰政府施政之类。有些勇武派向警察扔砖头、扔燃烧物。

勇武为什么在反送中运动中得势了呢?其实是出于一个严重的 误判。

港府要推行送中条例，港人强烈反对。6 月 9 日，港人举行 100 万人大游行反对，但特首林郑月娥在第二天仍然说要推行送中条例， 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宣布要在 6 月 12 日二读审议。在 12 日那天， 从凌晨起，就有大量港人，主要是年轻人，包围了立法会，然后和前 来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有抗议者往警察扔砖头，警方则发橡皮子弹 和瓦斯，场面火爆，导致立法会很难进行，主席梁君彦宣布推迟二 读。三天后的 6 月 15 日，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例。

在很多人看来，既然在 9 日的百万人和平游行之后，林郑还说 要修例，而在 12 日的暴力冲突之后，林郑就改口了，说暂缓修例了。 于是他们得出结论:和平游行是没用的，要来点暴力才行。纽约时报 17 日发表的新闻分析《习近平治下中国最大的政治让步是如何发生 的?》，引用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者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的 话说，一周前的那次适合家庭的游行不足以传递一个信息。“不对当 局施加一点暴力和政治压力的话，你什么也得不到”。于是勇武派声 威大震，很多和理非也对勇武刮目相看。

但这是严重的误判。事实上，港府之所以让步，就是因为百万港 人的和平游行。因为百万人和平游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尤其是 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给港府和北京造成巨大压力。

就在 6 月 9 日大游行之后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声 明:昨天几十万港人的和平示威明确显示公众反对修例建议。美国认 为修例可能破坏香港的自治。如果通过修例，美国将考虑香港在国际事务中的特殊(独立关税区)地位，等等。紧接着，6 月 11 日，美 国众议院院长佩洛西也发表声明，高度赞扬百万港人和平大游行，并 指出，港府修例关系到美国对香港自治地位的评估。6 月 12 日，川 普在白宫还专门讲到 6 月 9 日港人大游行，说，那真是 100 万人大 游行啊。我从没见过那么多人的游行。另外，德国政府也作出强烈反 应，说，如果香港与大陆签订引渡协议，德国将考虑停止它原来和香 港的引渡协议。如此等等。

其实，北京方面自己也承认，它之所以让步，是迫于国际社会的 强烈反应。据香港建制派媒体《香港 01》6 月 16 日的报道，中联办 专门派人到香港，给建制派解释为什么要让步，说:这次修例的初心 正确，但外国势力一共有 67 次声明，企图加入干预及抹黑，令事情 变得复杂，所以要暂缓修例。由此可见，港府和北京让步是港人和平 抗争的结果，是港人的和平抗争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应的结果，不是 6 月 12 日勇武行动的结果。

可惜的是，很多港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送中运动初期的成 功使很多人误以为和平抗议没用、勇武才有用。接下来，抗议者提出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受到鼓励的勇武派把他们的行动进一步升 级。7 月 1 日，一些勇武派撞碎立法会大楼的玻璃大门，一度占领立 法会。这时，从宣布无限期暂缓修例后难堪的沉默了半个月的林郑马 上站出来，宣称要“止暴制乱”。

7 月 1 日勇武派暴力冲击立法会大楼事件发生后第二天，美国前 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就发表讲话说，美国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对昨天 立法会出现的暴力与破坏感到失望。英国外交部官员也发表了类似 的讲话。但这些话勇武派都听不进去。很多港人还是误以为和平抗议 没用，勇武才有用。一句“是你们教我们和平抗议没有用”的口号很 是流行，连一些和理非的代表人物都常提这个口号。

7 月 24 日，美国学者戴雅门(Larry Diamond)接受纽约时报采 访提出，港人应该见好就收，转而为长期目标的谈判和接下来的区议 会选举作准备。戴雅门对运动的渐趋激进化感到很忧虑，他尤其担心 少数人从先前的非暴力策略转向了针对财物的暴力。戴雅门说，虽然香港不是大陆，但当局仍然有能力强力镇压。一旦北京决定出重手以 掌控局势，“西方社会将没有人骑马来拯救这些香港民主人士，我们 没有能力也没有法律地位进行干预”。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 说，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港人应见好就收。有一些要求得到了解决， 就暂时结束，然后再以和平的方式重新再来。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 席的卜睿哲(Richard C. Bush)也说港人应当见好就收，坐下来对话 自己解决问题。戴雅门和松田康博都提到八九民运未能见好就收的 失败教训。

一些资深的民主派领袖，如李柱铭、黎智英、朱耀明，都对勇武 派的行为表示反对，担心这会招致当局的强力镇压。李嘉诚在报上刊 登广告反暴力，警告“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但仍有很多人相信 和理非没用，不升级不勇武不行。

这时有人提出，民主派要团结，不要内斗，不要互相批评;应该 “不割席”，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文的也来武的也来不是更好吗?那 时还有人提倡去中心化、无大台，提倡运动应该像水一样无定形，如 此等等。这些说法一时间很流行，不少人还自以为发明了什么社运的 新策略呢。

这些流行说法都是错误的。去中心化、无大台，其结果就是木桶 定律——一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条木板——运动的 结果取决于最激进的少数人，也就是最激进的少数人绑架了大多数 人。“不割席”是奢侈品，只有在高度法治的地方才行得通，警察在 打压暴力行为时能严守分际，不去打压和理非。港府和北京哪会这么 好?港府和北京一旦决定严厉打击搞暴力的勇武派，它一定会把和 理非一锅煮了。

再接下来，一些勇武派提出个大计划，叫“揽炒”，玉石俱焚， 同归于尽。他们要用不断的街头暴力，破坏公共设施，制造交通堵 塞，干扰政府施政。因为没有一个社会可以这样长期混乱下去，到头 来就迫使当局二者择一:要么作出让抗议者收货的让步，要么严厉镇 压。他们又认定，当局一旦残暴镇压，必定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 力反制，给中国政府造成很大损失，甚至引爆中共统治危机，导致中共统治的崩溃。

揽炒策略是一个错误的策略。实行揽炒策略，到头来很可能是玉焚了石却没焚。当局很可能选择严厉镇压，那固然会招致国际社会的 制裁，但是当局能够承受这个代价，民运却承受不起那样的镇压，到 头来玉焚了石却没焚。后来，北京直接出手，全国人大通过对香港的 国家安全法。一不做二不休，接下来又修改香港的选举规则，剥夺了 民主人士成为正式候选人的资格。最近又通过 23 条。香港全面沦陷。 回顾整个过程，香港民运转胜为败，从民运方面检讨，败就败在不知 道见好就收，败就败在勇武派的暴力抗争。

也有香港朋友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做到见好就收。这完 全是在重复先前为八九民运失败辩护的论调。反送中运动重蹈了八 九民运的覆辙，都是因为没有见好就收而失败，然后又都是拿群众运 动不可能自我控制来辩护。港人没有吸取大陆民运的经验教训，我们 海外民运自己就没有认真吸取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如果海外民运 认真吸取了经验教训，我们就可以及时地对港人提出忠告和建议。但 是这么做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人只是一味的呐喊助威。这使人想起 圣经故事里的一句话:他们什么也没有忘记，但什么也没有学会。

这就又回到总结八九民运经验教训的问题上来了。六四之后，我 最大的担心就是，一般人会从消极方面吸取经验教训:就是对于中共 这样的政权，非暴力抗争是没有用的。问题在于当人们认为非暴力抗 争没有用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转而进行暴力的 抗争。因为在今天中国的这种现实条件下，由一般的民众进行非暴力 抗争是缺少现实可行性的，因此当他们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信心，从 而放弃了非暴力抗争，他们也就是放弃了抗争本身。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向大家说明，在中国就算面对中共这样的政 权，非暴力抗争依然是可行的，是可以取得成功的。以前包括八九民 运遭到的失败并不是必然的，这和我们民运方面自己的策略失误有 很大的关系，而这些错误绝不是不可能纠正的。

如果从民主墙运动算起，国人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已经有 45 年 了。回顾以往，我们曾经有过令人激动的高峰，有过令人鼓舞的拓

展，有过对未来的高度乐观与坚强信心。然而到了 45 年后的今天， 我们却不能不发现，我们陷入了令人悲痛的低谷，以至于曾经有过的 那些成果都荡然无存。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不问自己: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我们自己在哪里没做对?无怨无悔应是 指信念的执着和献身精神的矢志不渝，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先前所作 的一切，在方式上和策略上没有任何可以检讨和可以改进之处。我们 做的事是对的，但是我们遭到的严重挫败表明，我们没有把对的事做 对。八九民运遭到严重的挫败，许多人只是一味地去怪中共——不是 我们没做好，而是中共太坏了;要么就是去怪民众，去批判中国人或 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就算这些责怪全部正确，那又怎么样呢?既 然我们的对手和我们的民众都是给定的事实，我们的使命正是在这 样的现实条件下，而不是在另外的假想的条件下，推进自由民主。因 此，我们必须改进自己，我们也只能改进自己。仅仅是做对的事还不 够，我们还必须把对的事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