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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将降自由民主于一个民族，必先使它学会坚韧，
学会顽强，学会不屈不挠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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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激情歸激情 讓理性歸理性 胡平 1996年2月 http://blog.boxun.com/hero/huping/273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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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我常常為一個問題所吸引，那就是當時國人所流行的那套思考方式和語言方式；如今被稱作共產党或毛澤東的話語方式或話語系統。不過，那顯然不是共產党或毛澤東的獨特發明。它早就存在著，今後也還會繼續存在；只是在共產社會中、尤其是在“文化革命”中最為突出而已。就在我打算對此一問題寫點東西的時候，我接連讀到了曹長青的几篇批評文章，更加強了我這一寫作愿望。在《怎樣面對裸体的皇帝》一文里，曹長青批評我“在無法有力地反駁別人時，就指責別人是‘共產党語言’”。看來，對所謂共產党語言确有必要作一番專門的探究。在以下的分析中，我除了提及“文革”中的一些現象和話語外，不免也要引用曹長青近來公開發表的一些文字。在批判共產极權制度的眾多格言警句中，我十分欣賞的一句是：那些想在人間建立天堂的人，實際上往往造成了地獄。被稱為共產党話語系統的那些東西，盡管它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但是追根求本地看，人們使用它、接受它、甚至偏愛它，卻又往往是基於种种崇高的愿望，或者是基於人性中那些并非罕見的弱點和傾向。因此，它既是悲劇，又是喜劇；既是鬧劇，何嘗又不是正劇？以下，我將展開一些分析与討論。 破字當頭 在文革中，毛澤東提出過一個口號：“破字當頭。”乍一看去，這個口號也滿有道理，如毛澤東所說，“破就是批判，批判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可是問題在於，天下沒有十全十美之事。對任何事情你都不難批上几句，也不難講出几分批的道理；但倘若你据此就將該事物破掉，那么天下就沒有什么事還能立得住的了。無怪乎當年那批年輕才疏的紅衛兵們，僅憑著三言兩語，就把人類几千年的文明否定得一干二淨。必須懂得，對一件事批上兩句，這是一回事；否定一件事，這完全是另一回事。由此引出的兩條教訓是：第一，我們不能輕易地否定一件事，只因為它有某种缺陷，除非我們知道有更好的替代物。第二，我們也不能輕易地對一件事妄加批評，只因為它不具有我們希望的某种品質。例如我們不能批評一匹馬為什么不長翅膀，因為馬本來就沒有翅膀，雖然我們都承認馬若有翅膀一定更完美。 看來曹長青不曾思考過這些問題。譬如，曹長青批評“見好就收”策略，理由之一是這個策略“以抽象的詞匯作為策略標准”，“帶有先天的隨意性”，“缺乏具体的測量尺度”。他說，按照你胡平的分析，八九民運中出現了六次“好”的机會，如果人們見到第一次“好”就收了，那不是錯過後來的五個“好”了嗎？其實，我在《反思》第四章第十三節中對此已經作過清楚的解釋。我指出：第一，大多數策略原則都是抽象的，它需要人們正确地應用於實際。第二，這些抽象原則畢竟還是重要的，知道不知道是大不一樣的。第三，人們常常是貪圖“更好”或“最好”而不重視已經到手的“好”，結果反而得到了“坏”。中諺云：“過猶不及”，但我們宁可失之“不及”而不要失之“過”。第四，搞政治不是一錘子買賣，“見好就收”不是“見最好就收”，因為這里的“收”不是永遠的停止，而只是一個輪次的結束。 對於這個問題，換一個角度考慮也許更明白。曹長青不妨先問問自己，假如“見好就收”不是真正的策略原則而只是文字游戲，那么真正的策略原則又應該是什么樣子呢？如果我們不是破字當頭，一開始就從批、從破的角度想問題，事情就明朗得多。 眾所周知，古代兵法上有一條著名的策略叫“置之死地而後生”。想當初，韓信就是運用這條原則，背水結陣，大敗陳余；可是，《三國演義》里的馬謖也是運用這條原則，把軍隊駐扎在山上，結果丟掉了街亭。同樣一條策略，運用後果如此不同。按照曹長青的邏輯，那便證明此策略純屬文字游戲。“死地”，什么叫“死地”？什么樣的“死地”能“而後生”？什么樣的“死地”是自尋死路？太隨意了，“沒有具体的測量尺度”嘛。 若說“具体的測量尺度”，兵法上似乎也有几條，譬如說“十則圍之倍則戰”。這是說，如果己方兵力十倍於敵，可包圍之；如一倍於敵，可正面交鋒。看來是很具体了。可是，當年陳余正是熟記這條兵法，仗恃自己的兵力胜過漢軍一倍以上，不听謀士李左車之計，与韓信正面交手，結果全軍覆沒。奈何？ 有立才有破。批評者若要批評別人提出的策略原則不夠格，其前提是批評者自己必須對什么是真正的策略原則具有明确的概念。遺憾的是，曹長青顯然沒有這樣的概念，他大概連什么是真正的策略原則這個問題壓根就不曾思考過。否則，他很容易發現抽象性實在是大部份(如果不是全部的話)策略原則的共同特點。算不上什么毛病，更构不成否定和取消的理由。若說策略原則可以明确具体到如此程度，以至於三尺孩童，只要記熟口訣便可所向披靡，只怕天下無此好事。由此可見，批字當先，破字當頭并不是正确的思想方式。文革中，大批判寫滿了几百万吨紙，而今又留下了些什么呢？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复也。”這段話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孔子說：“不是他心里想著某個問題，极想了解而不能了解的時候，我不去啟示他得到這個問題的了解。不是他想說一句話而說不出來的時候，我不去引導他把想說的說出來。因為天下的事理無窮，哪能一一說得盡呢？必須听話者自己有悟性，能就這件事推想到其它事情上去，道理才能貫通。就像一件四角形的物品，如果我舉出一角，而他不能推悟出其它三個角來，我就不必重复的和他講了。” (依《四書集解新釋》，台北，正言出版社) 切莫以為孔子是在擺出老師資格教訓人，這里所講的實在是一個人想問題發議論應該采取的基本態度。 對歷史的非歷史態度 批評的前提是理解。這應是不言自明之理。所謂理解，就是要設身處地。即便是對罪犯也應如此。在法庭上，我們允許被告一方為自己申辯，就是為了讓大家能夠對他有設身處地的理解。“文革”大批判的特點就是完全不管別人講話的時間、地點、條件、對象和目的，對歷史采取非歷史的態度。 曹長青批評我當年寫的《論言論自由》、“立論沒有脫离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通篇也沒有質疑共產党統治的合法性這一使人民的言論自由被剝奪的基本原因。”他特地指出：“這种思想局限，并不是僅僅用政治環境所迫，必須采用策略所能解釋的，因為它最初不是發表在官方出版物上，而是張貼在‘民主牆’上的。”讀者想必能料到，如果我當年把文章寫成如今曹長青要求的那樣，十之八九是會進監獄的；因此，曹長青等於是責備我既要爭自由，干什么不肯進監獄。 對於這番批評，我已有另文(《沒有理解，焉有批評》)詳答。這里，我試圖從更一般的角度就理解的問題再作一些說明。 當代政治哲學家里奧·斯特勞斯一再提醒人們要善於理解別人的著作。他指出，生活在專制社會的哲學家們為了避免迫害，常常會采用某种比較晦澀、比較不直接的方式進行寫作；因此，我們在閱讀他們的著作時應該考慮這种特殊的情境。這當然不是什么新發現，斯特勞斯只不過是把一個廣為人知的現象再次予以強調而已。我們知道，就連列宁也承認他那些發表在沙俄治下的著作是采用了所謂“伊索式的語言”，誰又能說列宁這些著作的革命性便因此而遜色了呢？斯特勞斯告訴我們要熟悉作者當時的術語，了解作者當時的思想傳統。因為“一旦我們(用自己的方式)開始詮釋，(思想的)傳統和連續性就消失了。”他強調我們必須把一部著作放在當時的脈絡里來解讀，但是我們必須了解的是作者對於其時代脈絡的理解，而不是把著作硬塞進由我們的學識所构建出來的知識系統里。斯特勞斯最關心的是如何找出一部著作所要論辯的對手以及所欲說服的對象。既然我們面對的專制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旗號的專制，我們所要說服的對象是奉馬克思主義為真理的群眾，那么，引用馬克思的某些有相同內容的話顯然就比引用穆勒的話更見效。斯特勞斯強調歷史情境重要性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認為過去的政治思想一定會在無意中反映哲學家所處的時代，而是因為哲學家很可能會刻意地用一种适合於當時情境的方式來表述自己的思想。因此，我們要理解一部著作，不但要考查著作本身，而且還必須注意它所針對的現象。 斯特勞斯認為，過去哲學家們所從事的其實是“通俗寫作(exorteric writing)，英文中的exorteric的意思是“普通的，通俗的”，“(對公眾或外行人)公開的”。這就和在學術自由環境下的學院派寫作不一樣。斯特勞斯特別重視柏拉圖“因人施教”的對話錄形式，在這些對話錄中，蘇格拉底采用了講反話(irony) 方式，在辯論中佯做無知，先接受對方的結論，然後再用步步詰問的方法引出自己的結論。無獨有偶，東方哲人孔子也是運用的類似的形式。《論語》采對話体。同樣一個“仁”字，孔子對不同的提問者給予不同的回答。這表明針對特定情境和特定對象闡述道理的意義。通俗寫作的另一層原因是教育的需要(也就是我講的啟蒙的需要)。斯特勞斯指出，只有從公眾最初的觀點出發，而不是一開始就排斥公眾的錯沼^點，逐步地引導，才能使他們趨近真理。 懂得上述一番道理，事情就比較清楚了。《論言論自由》的目的是給共產專制的“阿基里斯之踵”予有力的揭露和打擊，為自由民主提供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和旗幟。我之所以采取了當年那种特殊的寫法，是為了讓它對盡可能多的中國人具有盡可能大的說服力。如果我依照今日曹長青的批評而采取了另一种寫法，那只會嚴重地削弱此一效果。事實上，當年倡導自由化的許多朋友都不謀而合地采取了同樣的寫作方式。他們做的很好、很對。 另外，我們當年采取那种寫作方式，其實和勇敢不勇敢無關。盡管說自保決不一概等於怯懦，更重要的是，我們當時的目的，本來就是要樹立一种政治性的勇敢，樹立一個具有尋常智力和尋常勇气的人也可以有力有效地投入民運的范例。我們正是想向大家證明：你們看，我們說了、做了，沒什么危險，你們也可以來，大家都可以來；參加的人越多，專制就垮得越快。難道不是這樣的嗎？民運的胜利既离不開少數英勇者的獻身，同樣也离不開給廣大的、“具有一般智力与勇气的常人提供一個他們既容易領悟，又不害怕公開堅持的原則”，從而形成千軍万馬的廣泛參与。在當時，我們已經有了這樣的原則，這樣的環境。十六年後的中國，形格勢禁，眼下我們更需要為尋找和确定和推行這樣一种原則、這樣一种范例而努力。 宁左勿右 “文革”中有一個怪現象，一批十几二十歲的大學生、中學生，昨天還坐在教室里好好听老師講課；一夜之間，他們突然認定自己比眾人都高明，這個也批，那個也批。這份飽滿的自信究竟從何而來？當然，那是毛澤東蠱惑慫恿的結果；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人當時又是抱了什么樣的心態？這個問題不可不研究。若說他們那份自信是來自毛澤東給了他們一本小紅書，從此他們就相信自己已經掌握了最高真理，因此無論說什么都是對的，那也不盡然。因為就是在當時，許多學生也說過許多蠢話，即便按當時的標准看也是幼稚可笑的，并且大都被及時地放棄了。然而更奇怪的是，有些鬧了笑話的闖將們，決不因為被事實證明自己鬧了笑話，那份飽滿的自信就打了折扣。他們永遠采取進攻姿態，他們從不略略停下來想一想，收斂一點豪邁。相反，他們會繼續出擊，而且更加堅決。你說怪也不怪？ 要解釋這一現象，真是一言難盡。這里，我給出一條說明，也許是最重要的說明。其實，當年的革命小將們何嘗相信自己已經掌握了全部真理而變得無所不知，但他們堅信自己“從里到外都紅透了”，他們堅信自己具有無比的革命精神。毛澤東的小紅書是早給了大家的，包括也給了被小將批判的成年人，所以那并不构成小將們格外自信的原因。真正讓小將們獲得充份自信的是偉大領袖給他們寫了信，戴上了他們的紅袖章，明确地肯定了他們的革命性或曰革命精神。 小將們一旦堅信自己最具有革命精神，那還有什么事不敢說、不敢批呢？說對了、批對了，固然證明你的革命性；說錯了、批錯了(當然要看怎么個錯法，宁左勿右！)，同樣證明你的革命性。有的紅衛兵發出公告，要求把交通信號的紅燈改為行、綠燈改為停；好端端一幅畫，偏偏有人能從中找出什么反動圖案來；明明白白的一行字，偏偏有人能發現有反党反社會主義的暗示。這類“揭發”“批判”差不多在當時就被勸解了，隨即就放棄了。可是，當人們用褓姆開導幼儿的方式告訴小將們那些問題其實不构成問題時，還必須表示“小將們的革命精神是好的，階級斗爭的警惕性是好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确的。向革命小將學習！向革命小將致敬！”鬧了笑話還得表揚，干嘛不再鬧几個呢？一旦人們把某种政治態度——不論是革命反革命，還是親共反共——當做判定人的最高標准，基本標准，那么，一切人類可以想象的笑話就都會出現了。 讀曹長青的有些批判，不能不讓人想起上面一類故事。且舉三個例子。 例一，曹長青把他和我們之間的分歧簡化為“共產党會不會改變”。照他說，我們是認為共產党是可以變的，而他則堅信共產党永不會變，你提醒他，蘇聯東歐的共產党不是都變了嗎？他回答說，不，那“絕不是共產党的本質發生了變化，而是那种‘本質’已被結束”。原來，按照曹長青的漢語詞典，一物失去某一本質而獲得另一本質這种變化是不能稱做“本質的變化”，是不能稱作“變”的！ 例二，曹長青針對我在一些文章中用“朝野”二字來表述中共當局与民眾的關系而提出嚴厲的指責。他說，共產党和人民的關系根本不是朝野關系，“因為所謂朝野，包含著輪流執政的可能，因而有某种意義的平等，而共產党和被壓迫的人民從來沒有過任何平等。”初讀這話，真讓人不知所以。眾所周知，漢語中“朝野”一詞少說也有一千五百年的歷史，如《晉書·杜預傳》“朝野清宴，國富兵強”。几時有過朝廷与民間平等和“包含著輪流執政的可能”的意味呢？ 例三，戴晴在《我的四個父親》一書中，在講述葉劍英的故事後寫道：“我在審父。”就針對這個“審”字，曹長青展開了猛烈的批評。他說：“剛讀到這些文字，還會以為文章印錯了，把‘夸’字錯印成了‘審’字。但仔細看去，發現确确實實是‘審’字。經過通篇文字對葉劍英的歌頌，這文章結尾哪能‘結’出個‘審父’來？只有換成‘夸父’兩字，才准确、真實，也才符合文章的自身邏輯和起承轉合。……這也難怪，她的‘四個共產党員父親留給了她一份終生擺脫不掉的精神遺產’，那就是以謊言為核心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按：“審”字原屬中性，“審核”、“審查”、“審判”原本都是中性。在“審父”的標題下，你可以贊美，也可以譴責。 以上三處，曹長青都是對別人用的字、詞進行糾正，結果是糾“正”為錯。我們都有用錯詞的時候，也有過別人用對了一個詞而我們卻以為別人用錯了的時候，甚至也可能有過冒冒失失地給別人糾“正”為“錯”的時候。不過像曹長青這樣自信滿滿，連連糾正，連連出錯的，畢竟也极少見。尤其反常的是，糾錯就糾錯吧，為什么不像語文老師一樣指出別人用詞不當就算了，非要像革命小將一樣硬給別人上綱上線，一味地朝政治性錯誤上面推不可呢？這樣做的後果倒也明顯。如果被批判者不幸而果真用錯了詞 (這太可能了)，那不但證明了批判者的學問，更證明了批判者識別坏人坏事的銳利眼光。如果別人沒用錯，倒是批判者批錯了，那同樣證明了批判者堅決徹底的反共精神以及對一切親共降共思想的他人望塵莫及的高度警惕。 黑白二分式的世界觀 在《有尊嚴地回家》一文中，曹長青對一些在海外參加過抗議活動，為了回國而向中共當局作出某种“悔過”表示的人士展開了嚴厲的道義指責。若干當事人(吳國光、貝岭等)曾撰文反駁，并不贅述，這里，我談一談自己的看法。 我注意到，曹長青在文章中對國內人士和海外人士作了區分。他認為，國內人士迫於高壓表示悔過，“有情可緣，可以諒解”，但是，“生活在海外的自由世界，既沒有‘站’在中共的監獄中遭精神与肉体的摧殘有要死的危險，更沒有不給中共領館下跪就無法生存的悲慘，為什么要主動地放棄自己的尊嚴”？我認為這种區分沒有什么道理。海外人士若要回國，勢必面臨共產党的壓力，因此，他們的境況和國內人沒有什么區別。按照曹長青的邏輯，所有那些積极參加過抗議活動因此被當局“盯”上了的海外人士，除非等到哪一天共產党專制垮台，從而得以“有尊嚴地回家”之外，再無第二种選擇可以免於指責。這顯然是不合情理的。 曹長青雖然在字面上只批評了海外人士，但其鋒芒所向，實際上也包括了國內人士；因為他据以批評的那套理由無疑也同樣使用於在國內的人。事實上，曹長青也明确地表達了這層意思。譬如，他寫道：“六四屠殺之後中共明知道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內心深處不認同他們，但仍逼迫人們寫檢查，寫認識，讓你重复党報的語言。因為你這樣做了之後，你的尊嚴也就隨之抵押了。” 不錯，向專制者“悔過”的确是一件有失尊嚴的行為；但這決不等於說我們就有理由對之進行道義指責。道理很簡單，一個人面臨高壓，在不傷害他人的前提下說出几句違心的話，實在是無可厚非之事。倘若沒有了這點仁厚之心，只怕就成了“以理殺人”。 我們知道，共產党一向以待人苛刻著稱於世，它對屬下動搖自首行為的懲罰之酷，更是駭人听聞。可是，就連共產党也不是沒有頭腦清醒一點的時候。它有時也能對那种不害人而自保的悔過自首予以寬諒。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即為一例。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期間，中共一批高級干部，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被囚於華北的反省院。中共中央作出決定，讓他們在敵方擬定的“反共啟事”上按手印，履行敵方規定的手續換得出獄。這批人出獄後并未遭受歧視打擊，仍繼續擔任共產党的重要領導工作。五十年代初，高崗受毛澤東暗示，企圖向劉少奇奪權，在党內又提到這樁集体自首事件，指控劉少奇招降納叛(當時這件事是由劉少奇做的決定)。殊不知毛澤東翻云覆雨，反而把高崗打了下去。六六年“文革”爆發，這年十二月，康生告訴紅衛兵去查一查舊時北京的報紙，上面有“反共啟事”，可以揪出一大批叛徒來。這些二十出頭的紅衛兵，從小就受到一整套狂熱偏執的革命英雄主義教育，以為革命党人個個頂天立地、宁死不屈，把任何自首行為均視為十惡不赦，對所謂假投降一說向來嗤之以鼻，一見到那些“反共啟示”，頓時義憤填膺，“是可忍孰不可忍”？直搞得薄一波們极端狼狽、百口莫辯。這也是咎由自取，誰叫你們也去積极地參与編造革命神話，害得一代年青人眼睛里除了白就是黑。后來，“四人幫”垮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正式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平反。這件事才算宣告終結。 應該指出，曹長青和當年的紅衛兵也不完全一樣。他只是要從道義上批評那些有過悔過行為的人 (被批評者是否确有其事，那是另一個問題)， 但并無將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之意。只不過，我要說的是，既然連不少共產党人尚且知道不應該對那些僅僅是寫過悔過書的同志進行譴責，難道我們反而倒不懂了嗎？無論如何，我們待人總不該比共產党還更苛刻吧。 就思維方式而言，曹長青和紅衛兵倒頗有几分相似之處。天下之事，從道德上講可區分三類，一類是好事，一類是坏事，還有一類是不好不坏之事。對好事要頌揚，對坏事要譴責，對不好不坏之事則既不應頌揚也不應譴責。曹長青見二不見三，他認定凡不是好事者便必定是坏事。在如下一段話中，曹長青把自己的邏輯表達得很清楚。他說：“如果是用給中共高層寫信表白自己不是民運人士的方式得以進大陸，這种方式被認為是合理而不被指責的話，那不等於承認中共的蠻橫無理也是合法的了嗎？這种与中共背後交易的回國行為，不就成了并不恥辱，而是值得炫耀，并成為參加過民主運動的學人爭取回國時效仿的榜樣了嗎？”照曹長青看來，一件事只要不值得炫耀，不值得效仿，就應當被指責；反過來，一件事只要不應當受指責，就等於它值得炫耀，值得效仿。除了白就是黑，除了黑就是白，中間狀態是不存在的。曹長青講到“合理”，其實這不是合理不合理的問題，因為一般人常常把“合理”理解為“正确”。我并不認為用給當局寫信表白自己不是民運人士的方式得以回國是一种正确的行為；但我認為這是一件可以的行為，也就是說是一件無需指責的行為。中共宣稱凡參加民運組織者不得回國。為了讓更多的民聯成員回國，民聯組織曾作出規定，凡回國者一律自動停止盟籍。我不認為這個規定有什么不妥。 我們知道，在專制下生活是有傷尊嚴的；否則，我們干什么還要反對專制呢？我們知道屈從忍讓是恥辱的，正是這种恥辱感，才驅使我們投入反抗。曹長青批評有些民運人士不知恥，其根据是他們竟然為自己屈從進行辯解。依我之見，這要看別人是怎么辯解的。如果別人否認撒謊是撒謊，否認屈從是屈從，從而否認恥辱是恥辱。那才叫不知恥。如果別人坦承自己是在撒謊，是在屈從，那說明人家心里本來就為這件事而難受，那正好表明人家不是不知恥。說到底，別人只是不喜歡你指責而已，而你本來就是不應該指責別人的。除非你們是至愛親朋，你抱著“恨鐵不成鋼”的關心而說上兩句。否則，普天下屈從過暴政的人那么多，為什么你單單挑上他指名點姓地批評，那不是成心跟人家過不去嗎？話說回來，如果真是好朋友，你見到別人吃了那么多苦，勸慰還來不及，怎能忍心去指責？就算你愛之深故而責之切，那你也只會在私下說兩句，你決不會大肆宣揚而讓朋友難堪。這是古今中外通行的朋友之道，有悖於此者，偽友也。 假如許許多多的人都做出了不那么尊嚴的事情，而你又急切地希望激起大家的恥辱感而投入英勇的反抗，那該怎么辦？第一，以身作則。我佛慈悲“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基督為了替人類贖罪，自己上了十字架。要是基督自己不上十字架而是站在一旁訓斥著要別人上十字架，基督就不是基督而成了魔鬼。古人講得好，“言教者訟，身教者從”。需要說明的是，即便你以身作則，自己英勇無比，你也不應該譴責眾人，強求別人如你一般英勇。須知歷史上确曾有過一种英雄出身的暴君。這种人出生入死，剛強無畏，但他們卻以此為本錢，強求眾人也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於是就導致了苛政。什么是苛政？苛求於人的政治就是苛政。倘就個人品格而言，這种英雄出身的暴君恐怕要比那种自己不英勇，卻要求別人英勇的“口頭革命派”值得尊重；不過就客觀危害而言，後一种人的危害倒要小得多。前一种人說得出做得到，別人不好不照辦；後一种人講話沒信譽，反而鬧不出多大禍害，我們知道，中國民運的一批勇士們，如魏京生、劉青、王軍濤等，臨危不懼，知難而上，在高壓前毫不退縮，但他們對那些在壓力下違心屈從的人卻從不譴責，甚至對那些迫於壓力，為求自保而作出過不利證詞的朋友都不忍公開批評。這是何等寬厚的胸怀。正是這种英勇的榜樣和寬厚的胸怀，才最有力地激發起軟弱者的由衷敬佩和效仿之心。 第二，我決非籠統地反對一切言教。我完全同意叔本華，一個人有權把自己未必具有的美德向他人推荐。世間大多數父母和老師都只有中常的德行，難道他們就不該把他們所知道的全部美德一齊教給下一代嗎？真正的問題在於，對於那些并沒有做坏事而只是做得不夠好的人，我們應該在理解和諒解的基礎上，采取勉勵的態度而不是采取指責的態度，要与人為善而不是以刻為明。 第三，我甚至同意，面對著普遍性的屈從与柔懦，你可以大聲疾呼。當頭棒喝。但是在這种場合下，你應該直接面向一切具有此种弱點的人，而不應該專門挑出這一個人或那一個人；否則便是不公平。你可以泛指(如柏揚《丑陋的中國人》)，可以虛指(如魯迅《阿Q正傳》)；但不應特指，不應實指。 曹長青十分清楚專制者為什么要逼迫別人違心地表示屈從，專制者這樣做，是為了“使你的靈魂再無法高貴，以後再也不能理直气壯地向中共暴政挑戰。”專制者的目的既是如此，我們又應該如何對待呢？如果我們也認為，一個人只要在專制面前低過頭，他的靈魂從此便無法高貴，他從此便失去了理直气壯地反抗專制的資格，合适嗎？ 在小說《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中，S醫生對托馬斯講道：“瞧，我們知道這事怎么處置。你給主治醫生或某個部長或者某個人寫封信，表示你收回前言，他將答應不泄露出去，不 看看作者。是不是這樣？”S繼續說道，“可是，即使那個聲明已經安全歸檔，作者也知道，任何時候多有可能將其公布於眾的。於是，從那以後，他便不開口了，再不會說長道短，再不會有絲毫异議。只要他一露頭，聲明就會變成鉛字，他就臭名遠揚，總之，這是個相當好的辦法，沒有比這更好的了。”問題在於，如果連共產党還沒來得及把悔過聲明公布於眾，我們自己倒把它先公布了，再加以指責，讓那人“臭名遠揚”，那又是為什么呢？ 我的看法正相反。我認為，如果一個人身處尷尬，迫於壓力而有過違心自首的表示，那么，洗清恥辱的最好辦法就是在以後更堅決更勇敢地投入反抗專制的斗爭。尊嚴是這樣一种東西，任何時候，只要你挺直腰板，你就擁有了尊嚴。別害怕當局在什么時候把你的悔過聲明公布於眾。屈服於這种威脅很可能倒是真正的軟弱。該說的就要說，該做的就要做。 “文革”初期，許多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後來中央號召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下令為所有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群眾平反，并規定有關方面必須把受迫害者寫過的認罪書一類交還本人或予以銷毀。撇開“文革”的其它是非善惡不提，這件事還是做得對的。也許有人會問，這樣做不是把那些喪失尊嚴的行為都掩蓋掉了嗎？我要反問一句的是，我們憑什么要讓那些已經蒙受過一次屈辱的人再一次蒙受屈辱？就算有几個人利用有關記錄的被銷毀，給自己偽造出一段英雄的歷史而騙取了人們的贊美，那也比把檔案公布於眾，讓更多的不夠堅強或一時糊涂的善良的人蒙羞受辱來得好。 問題很明顯，除非你積极參加民運，你才可能遭受迫害；除非你遭受迫害，你才會面臨屈從或不屈從的艱難選擇。海外也一樣，共產党決不是對每一個想回國的人都故意刁難。在現階段，一個人越是遠离民運，越容易做到“有尊嚴地回家”。請大家想一想，如果我們按照曹長青的邏輯一路批下去，到頭來會導致何等荒唐的局面。 其實用不著想，這种局面已經戲劇般地出現過一次了。“文革”中批判干部，歷史問題是很重要的一項內容。有兄弟二人。老大當了共產党，冒著風險干革命，不料被敵人抓進了監獄。或者寫了自首書，或者沒寫自首書，總之後來又給放了出來，但從此就遭到党組織的猜忌，左審查右審查沒完沒了，“文革”中又被打成“叛徒”或“叛徒嫌疑”整得死去活來。老二一直呆在家里當工人，日子過得很安穩，一“解放”就成了光榮的“領導階級”，“文革”中自然屬於響當當的五類，永遠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從來也遇不上什么政治風浪。如果他再積极一點，說不定還能混上個干部當當。不過當干部或者當積极份子也容易碰到麻煩。今天批你是修正主義，明天批你是反動路線或者是上了賊船，寫不完的檢討，站不完的隊。只有那些什么事都不干的人才落得一身清白和一世清閒。當時有句順口溜，叫“早革命不如晚革命，革命不如不革命”。事情搞到這一步，能不叫人啼笑皆非嗎？ 俗話說：“秀才遇上兵，有理說不清”。不是你不講理，而是和兵講不清理。為什么講不清？因為兵整天在戰場上打仗，腦子里只考慮一件事：誰是敵人，誰是自己人，把這套思維習慣帶到戰場以外的世界中來，要和別人溝通自然就很困難了。共產党實行暴力革命，鼓吹階級斗爭，使許多人形成了黑白二分式的世界觀。後來一些人站到了反專制爭民主一邊，原先的善惡敵我概念打了個顛倒，但那套思維方式卻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曹長青寫文章的一大特點是，他先确定一個最高最好的標准，然後，對所有夠不上這個標准的人和事嚴詞厲色地批上一頓。有些讀者也沒有擺脫類似的思維方式，他們雖然不喜歡曹長青那些過於尖刻的語言，但又不能不承認作者依据的道義原則是對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确的”。与此同時，又有一些人，尤其是國內的人，早就對這套黑白二分式的道德批判反感到了极點，干脆墮入了道德虛無主義的陷阱。這兩种极端的觀點貌似針鋒相對，水火不容，其實正好是互為補充，相反相成。有鑒於此，我上面的這番分析也許就是很有必要的了。 有背文明准則 在《知識份子与共產党》一文中，曹長青用直接引語的方式，引述了我的一句話作為批評的根据。他寫道，胡平說“當年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脫离群眾的”。我讀後甚感惊訝。我想，凡是熟悉我文章的人多知道，像這樣粗糙的表述方式并非我的行文風格。我問曹長青此段引語出自何處。他說那是我一個多月前和他在一次電話交談中講的。這就更讓我惊訝了。難道朋友間在電話中交流看法時講過的話，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也可以用來作公開批評的論證么？曹長青這樣做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他經常把別人在非正式發言或電話交談中講過的話作為公開批評的材料。有時他還在文中注明某人某句話是在某時某處講的，某人的某句話是在某次電話中說的。看來，曹長青腦子里一定還記著許多人——當然，首先是那些和他接触較多的人和自以為是好朋友的人——在多种非正式發言中講過的話，隨時准備著在他認為需要的時候拋將出來進行批判。 毫無疑問，把人們在私下交換看法時講過的話或寫下的文字當作公開批評的根据，乃是一种“違背起碼的文明生活准則”的行為。這里有兩點先作說明。1、眼下我所說的，只限於表達意見這种性質的話語或文字，不包括其它性質的話語及文字。譬如說，張三打電話邀約李四來他家做客，到時候卻讓人家吃閉門羹。李四當然可以公開地批評張三，因為這是個承諾的問題而不是表達意見。再譬如說，張三在寫給李四的信件中對李四進行人身侮辱，李四也完全可以公開回擊，因為侮辱也不屬於表達意見。2、所謂“公開”和“私下”，當然是因事而异的。街坊鄰居們坐在一起議論波士尼亞戰局，那當然只算“私下”而不算“公開”；但同樣是這么一批人，如果他們議論的正是有關鄰里之間的糾紛矛盾，也許那就要算“公開”而不能算“私下”了。 為什么不應該把別人在私下交談時講過的話或寫下的文字當做公開點名批評的根据呢？道理很簡單。既然別人的話是講給你听的，不是講個公眾听的，因此他這些話便對公眾不負有任何責任。如果你擅自將這些話公諸於眾，那就是把別人不該負的責任強加給別人，因此就是對別人的极大的不尊重和侵犯。如果你表示你不在乎別人是否把你在私下講的話公諸於眾，作為公開批評你的依据，那只表明你個人的選擇。如果別人事先沒有同意也象你這么做，你就必須尊重別人的不同選擇。 一方面，任何思想的成熟，都离不開和他人的交流；另一方面，任何一個有責任心的人都希望把自己比較成熟的思想貢獻給公眾。這兩方面結合在一起，就導致了公開講話和私下交流的嚴格區分。如果你肆意抹煞這一區分，那么，你或者是在踐踏別人希望向公眾提供成熟意見的責任感，或者是在阻止別人追求思想的交流与成熟。 曹長青一再申明他對共產党的深惡痛絕，可是他難道忘記了，把別人在私下講的話寫的文字作為公開點名批判的根据，這正是典型的共產党手段。一九五五年(讓我引用一位大陸學者的文字)，“一個高級知識份子違背起碼的文明生活准則，把另一個知識份子多年來給自己的私信統統抖落出來，提供給當時世界上發行量最大的几家報紙之一——《人民日報》，制作了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一批材料”。四十多年來，在大大小小的思想教育運動和政治運動中，被檢舉、被揭發、被批判，以至被定罪的絕大部份言論，就是人們在私下的講話、信件和筆記。不難想見，一旦人們的私下講話、信件和筆記被允許作為公開批評的根据，一切正常的人際關系便蕩然無存了。 然而，當年這种卑劣的做法盛行時，它竟然引起了許多人的贊美。老舍在五一年的一篇文章中，寫到他參加一場揭發批斗會的感慨：“有一位控訴者控訴了他自己的父親！除了在這年月，怎能有這樣的事情！我的淚要落下來。以前，中國人講究‘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於是隱來隱去，就把真理正義全隱得沒有影儿了。今天，父子的關系隱埋不住真理；真理比爸爸更大，更要緊。”在那時，揭發者照例是理直气壯，大義凜然；被揭發者在苦苦申辯之余，還必須一再表示感謝對方的“幫助”。以研究极權主義而著稱於世的哲學家阿倫特在《論黑暗時代的人性》一文中，指出人們如何以真理的神圣名義，背叛友誼，犧牲人性。應當說，在當年那陣陣揭發批判的惡浪中，有些人是迫於壓力，但也确有一些人是出於主動。主動者可分為兩類，一類人是太天真，另一類人則是太陰險。在那時，偏偏是那些最陰險的人還頂著最堅持真理、最胸怀坦蕩、最正派直爽的美好名聲。我相信，每一個當年參与過這种揭發批判的人，如果他稍有良知，而今一定會為當年的錯誤而痛悔；每一個曾經被揭發被批判的人，只要他還有記性，一定會對那种卑劣的行徑無比憤慨。假如說在國內，由於有強權撐腰，我們很難對這种行為有效地抵制；那么在海外自由世界，我們就應齊心協力，明确地表示反對。 也許有人會說，把別人私下的講話和文字進行公開點名批評這种做法并沒有違反言論自由的原則呀。不錯，自由的法律并不一般性地禁止這种做法，正如它并不一般性地禁止罵贓話。但是，如果我們愿意從事嚴肅的寫作，辦好一份嚴肅的刊物，我們就應當自律。 妄斷与事實 “文革”中，毛澤東提出過一個惊人的問題：是奴隸創造歷史，還是英雄創造歷史？注意，這里所說的“英雄”，不是泛指一切杰出人物。譬如陳胜、吳廣，在司馬遷心目中以及在我們很多人心目中無疑要算“英雄”；不過在此處，毛把他們歸入“奴隸”即勞動人民之列。毛所說的“英雄”是指帝王將相，還有那些据說是“依附”於統治階級的士或曰知識份子。毛的答案是斬釘截鐵的：是奴隸創造了歷史，而不是英雄創造了歷史，細心人一眼便可看出這句鐵口獨斷包含了許多矛盾。像貧苦小和尚出身的朱元璋，是該算做奴隸呢，還是該算做英雄呢？抑或是分成兩半，前一半是奴隸，後一半是英雄？當然，在那“一句頂一万句”的時代，人們是被禁止提出這些問題的。毛本人也懶得為他的歷史觀提供任何具体一點的解釋。 毛澤東的話語方式無疑影響了很多中國人。主要影響還不在於毛講話的具体內容，而在於毛講話的那种口气和方式，簡單化，絕對化，不由分說，不容爭辯，不下定義，不加解釋，不作分析，更不用事實來檢驗。至今仍有一些人對這种話語方式迷戀不已。曹長青便是一例。 曹長青提出了一個毛澤東式的問題：是人民起來推翻了在共產主義理論上以共產党性質建立的全部政權，還是共產党改弦更張了？曹長青的答复是：“我認為共產党從來就沒有改弦更張過，而是人民起來推翻了在共產主義理論上以共產党性質建立的全部政權。”怎么推翻的呢？曹長青強調是“一舉推翻”的。也就是說，其間決無階段性。和毛的那個論斷一樣，曹長青這句話也充滿概念上的混亂与矛盾。譬如說戈爾巴喬夫該算人民還是該算共產党？吉拉斯呢？還有葉利欽，葉利欽在九零年七月退出共產党，按照曹長青的觀點，那是否意味著此前的葉利欽是共產党，此後的葉利欽屬於人民？ 我們知道，蘇聯東歐的變化可以分為好几种不同的模式。羅馬尼亞是流血革命型，其余都是和平演變型。在和平演變型中又可作出區分，有自上而下型，有自下而上型，有上下交互影響型。限於篇幅，我這里只舉一兩個例子。 先講匈牙利。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後，卡達爾上台。在起初一段時期，卡達爾實行高壓統治。進入六十年代後，匈共逐漸放松控制。六八年開始經濟改革，引入若干市場經濟因素。在此後的十余年間，匈牙利在保持与蘇聯的親密關系的前提下，社會內部的某种自由化有了重要的發展。還在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大力推行“公開性”与“重建”政策之前，在匈共內部，多党制便已成為一個公開討論的話題。中國社科院馬列所前所長蘇紹智當時赴匈訪問，回來後曾將此一動向介紹給理論界。八七年四月，戈爾巴喬夫訪問捷克，明确表示今後蘇聯將不再對東歐各國尋求自己認為合适的社會主義道路進行干涉。匈共內部的改革呼聲愈見高漲，迫使卡達爾在八八年五月召開党特別代表大會。這是一次打破慣例、真正沒有預先确定結果的大會。与會的近千名代表都有充分發言的机會。會期只有三天，成果卻十分惊人。以卡達爾為首的元老派几乎退位。從那以後，民間“非共”組織被容許成立，國民議會推選出一位非共人士出任國家元首。八九年五月，匈共高層再作調整，保守派几乎全部失勢。這時，對各种政治問題的討論已經百無禁忌。在同年六月的一次中央全會上，匈共上層又一次進行人事變動，一批更積极的改革派完全主導了局勢。緊接著，匈共宣布為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平反，以國葬大禮重新安埋納吉，并發表聲明指出六八年“華約”入侵捷克事件是一個錯誤的決定。与此同時，匈共又与反對派舉行園桌會議，為修改憲法達成共識。還有開放奧地利——匈牙利邊界，直接導致了東德的難民潮。八九年十月，匈共提前召開十四大，在一千二百零二名与會代表中，以一千零五票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了更改党名的決議。在几天後舉行的國民議會上，又通過了修改憲法，變更國號，确認民主理念，設立憲法法院和行政法院以及制定政党法和選舉法的一系列重大決定。在九零年三月、四月的兩輪次自由選舉中，非共團体《民主論壇》獲得百分之四十二以上的選票，贏得組建新政府的大權。原匈共(現名社會党)以不到百分之九的選票下台(不久前社會党又贏得大選再次執政)。 不難看出，在匈牙利的演變過程中，匈共發揮了相當主動的作用。這當然不是否認党外人民的力量。這只是說明匈共并沒有一味消极被動地讓党外人民逼迫著改革，而是采取了一系列順應民心的舉措(尤其是在八八年五月党特別代表大會之後)。你絕不能說匈共這個共產党“從來沒有改弦更張過”，你絕不能說匈牙利的演變過程是“人民起來推翻了在共產主義理論上以共產党性質建立的全部政權”。 有關匈牙利演變的各次重大事件，西方媒体均有醒目的報導，連中共官方媒体也有所報導。事情剛過去几年，曹長青何以健忘到如此地步？要駁倒“一切天鵝都是白色的”這個全稱肯定命題，只消發現一只黑天鵝就夠了。何況在已有的事例中，黑天鵝要遠遠多於白天鵝。 假如說匈牙利的演變是自上而下型，那么波蘭的演變則可稱為上下互動型。波蘭是世界共產主義鎖鏈被突破的第一環。在波蘭的演變中，民間力量扮演了舉世公認的偉大作用。早在五六年，波蘭工人便舉行過大規模罷工。此次罷工引發政治危机，迫使波蘭領導集團改組，由富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哥穆爾卡上台。六六年，波蘭天主教慶祝基督福音傳入波蘭一千年，學生和知識份子借此机會發出自由化的呼聲。七零年格但斯克工人以反對物价上漲為由發動罷工，哥穆爾卡下台，蓋萊克上台。七六年，波共殘酷鎮壓了一場罷工運動。一批知識份子挺身而出，暗中成立“社會保衛委員會”，為遭受迫害者提供救援并推動保障人權的運動。八零年八月，波蘭再度爆發工潮。工人因得力於“社會保衛委員會”多年的苦心經營，組織思想和策略思想日趨成熟。於是，在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的大罷工中，以“團結”為號召而成立了獨立工會。同年十月，團結工會取得合法地位，聲勢浩大。八一年十二月，波共當局采取突然襲擊的方式宣布全國軍管，嚴厲鎮壓團結工會，取締團結工會的合法地位。八三年七月解除軍管。八四年七月，波共經由議會的決議宣布大赦，釋放了大部分被關押的政治犯，但仍然沒有恢复團結工會的合法地位。八六年六月，在蘇聯戈爾巴喬夫“公開性”与“重建”政策影響下，波共開始實行某种緩和措施，在波共十大上設立了全國性的協商委員會，邀請反對派人士參加，試圖加強朝野溝通，以示和解。八七年十一月，波共提出政經改革方案交付公民表決，由於團結工會的抵制而未獲通過，但首創東歐國家全民政治參与的紀錄。八八年二月，波蘭工人又舉行罷工，團結工會領袖瓦文薩從中斡旋，穩住了局勢。波共遂同意与團結工會代表舉行園桌會議。八九年四月，朝野達成一系列協議，團結工會重新獲得合法的地位，同年六月舉行大選，團結工會大獲全胜，八月份，由團結工會組成了共產國家中第一個非共內閣。在九零年十一月、十二月舉行的總統直接選舉中，瓦文薩當選總統。 從以上簡述可以看出，波蘭人民結束專制的斗爭，決非曹長青所言的“一舉推翻”，而是經歷了一個曲折复雜的漫長過程。其間有過多次的階段性目標和階段性妥協。當初波蘭知識份子組成“社會保衛委員會”，僅以給受害者提供人道救援和維護基本人權為目標，實際上卻是為知識份子与工人的結盟以及為團結工會的誕生奠定了基礎。團結工會運動興起之初，并未提出結束共產專制一類口號；在著名的格但斯克協議上，團結工會還寫進了承認共產党“在國家中的領導地位”的條款。團結工會的戰略家們，出於審時度勢的清醒考慮，明确地把這場運動界定為“自我限制的革命”。在八八年二月工潮中，瓦文薩不是簡單地站在支持罷工行動一邊，而是以斡旋者的角色出現，和當局、教會及其它社會力量共同謀求化解危机的建設性方案。并由此而贏得了團結工會合法地位的恢复。在八九年七月的總統選舉中(這次總統選舉不是全民直選而是由國會間接選舉產生)，團結工會并非沒有力量爭奪總統職位，但他們仍然把這一次机會留給了波共的雅魯澤爾斯基。在正式投票的前夕，瓦文薩公開聲明他將支持共產党的候選人，特別是雅魯澤爾斯基，以便讓波蘭的民主化更順利。另外，講到波蘭民間的努力，我們也不能不講到教會的作用。波蘭人民約有百分之九十信仰天主教。在當局迫害人民時，教會一再挺身而出，扮演保護者的角色；而在民運与當局發生沖突時，教會又常常扮演中間人的角色。一提到斡旋者或中間人，曹長青便嗤之以鼻。他從不考慮斡旋者或中間人提出的主張究竟是對專制有利還是對民主有利。他不懂得中間人的作用其實是在民間力量与政府中開明力量之間作溝通。斡旋的基本目的是避免雙方走极端從而導致暴力沖突；既然只有專制者才擁有暴力資源和運用暴力的傾向，因此斡旋的客觀意義當然是有利於民主而不利於專制。我們知道，在八九民運中，許多人原先是拒絕斡旋者的，但後來發現形勢嚴峻，又都想到了斡旋者的作用。可見，在民運力量尚不夠強大時，斡旋者的角色還是需要的。 還可以列舉更多的事實(從蘇聯到阿爾巴尼亞)，然而，要是一個人下決心不顧事實，事實對他是不起作用的。為什么在過去有許多人要贊成毛澤東那個荒謬的論斷？因為這些人急於證明自己“立場堅定”，“愛憎分明”。今天，曹長青用同樣的話語方式講出了同樣荒唐的論斷，略有知識者都知道它完全不符合事實，但這有何妨？重要的是，曹長青以他的論斷顯示出他無比堅決的反共立場。毛式話語不顧事實卻仍有力量，奧妙就在這里。一個人為革命或為反共而偏執到罔顧事實的地步，我們還能怀疑他的革命徹底性或反共徹底性么？ 媚俗 十分有趣，曹長青也引用了昆德拉反對媚俗的言論。但是他完全扭曲了昆德拉，因為他把昆德拉的反媚俗簡單地等同於反共。我們知道，昆德拉思想的深刻之處恰恰在於，他不是因為要反共才反媚俗，而是因為要反媚俗才反共。共產极權是媚俗作態的登峰造极，所以遭到昆德拉無情的嘲笑；然而，媚俗決非共產极權的專利。媚俗乃是一种普遍的人性弱點。它在共產极權出現之前就存在，也不會隨著共產极權的結束而結束。昆德拉特別不贊成別人把反媚俗和反共混為一談，他更不贊成別人用反共之名來取代反媚俗，甚至以反共的名義鼓吹另一种形式的媚俗。所以他要讓薩賓娜憤怒地喊出：“我的敵人是媚俗，不是共產主義！” 昆德拉注意到某些以反共相標榜的人是怎樣媚俗的。他寫道：“但是，反對我們稱為媚俗作態极權統治的這种東西的人們，感到質問与怀疑無補於事，他們也需要确定而簡單的真理，讓大眾理解，激發群体的眼淚。”不止一位讀者講到，他們完全知道曹長青的文章經不起推敲，對事實多有扭曲，邏輯上更是不通，但讀起來仍有痛快淋漓之感。很好，這就是對“媚俗”的生動注解。昆德拉指出：媚俗是指“不擇手段去討好大多數的心態和做法。既然想要討好，當然得确定大家喜歡听什么。然後再把自己放到這個既定的模式思潮之中。媚俗就是把這种有既定模式的愚昧，用美麗的語言和感情把它喬裝打扮。甚至連自己都會為這种平庸的思想和感情洒淚。”“媚俗”一詞譯自德文，它和中文的“嘩眾取寵”有些類似。《漢書·藝文志》：“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辟，邪辟，不誠實。引注)又隨時抑揚，違背道本，苟以嘩眾取寵。” 依我之見，考查一篇文章是不是媚俗，是不是嘩眾取寵，要看作者在下判斷時是力求准确、細致呢，還是故意粗線條、不要分寸感(失精微)？另外，更要看作者對他所論及的相關事實是否抱著誠實的態度。對事實了解不夠或有偏差，這是一回事；不顧事實，編造美麗的謊言，這是另一回事。我承認，在大多數情況下，區分這兩者是不容易的；不過像蘇聯東歐的變化經過，媒体不知作了多少報道，民運刊物也有過多篇介紹。一個長期從事這方面寫作的人，能不知道嗎？ 神話与遺忘 下面一個例子就更明顯了。 在《學生与天安門》一文中，曹長青寫道：“据西方學者的統計，近四十年來，死於中共專制的中國人可能多於八千万，八千万是一個多么大的數字，但中國人并沒有覺醒。因為這八千万生命都是共產党悄悄殺害的。” 什么？死於中共專制下的中國人都是共產党“悄悄殺害的”？我們知道，共產專制下的犧牲者分為兩類，一類是餓死病死的(以“大躍進”期間為甚)，一類是以各种政治罪名被迫害被鎮壓的。共產党鎮壓“階級敵人”從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以最明目張膽、最大事張揚的方式進行的，党中央公開發出“鎮壓反革命”、“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號召，報紙上、廣播里充斥著殺气騰騰的講話和文章，被害者五花大綁、游街示眾，死刑判決書貼滿大街小巷，各式各樣的群眾批斗大會、群眾公審大會更是層出不窮。普通老百姓想躲起來不听不看都辦不到，婦儒老幼概莫能外。雖然共產党對它殺害的全部人數沒有統計報道，有時對殺害的具体方式(割斷喉管，活取器官等)也不肯公開；但是，它确實花了很大很大的气力讓全体中國人牢牢地記住“無產階級專政”的無比威力。還在五十年代，毛澤東就得意地宣布：我們殺的人比秦始皇還多，我們比秦始皇厲害一百倍。這難道叫“悄悄殺害的”嗎？從道理上講，這實在是再簡單不過的事：共產党鎮壓“反革命”，其目的在於殺雞給猴看，要是猴子們沒看見，雞不是白殺了嗎？ 說句題外話，也許有人會問，在六四槍響之前，不是有許多人都沒料到當局會血腥鎮壓嗎？是的，但那只是因為大家高估了民主的力量，低估了專制的力量，以為民主力量已經強大到足以遏制和粉碎專制者的暴力以及迫使專制者不得不作出更大退讓的地步；決不是不知道共產党有著殺人的歷史和殺人的意向。圍繞著反思八九，海外民運大致上有兩派意見；但是這兩派人在最重要的問題上是一致的。八九民運的目的正在於動員党內和社會上的民主力量，消解專制者的暴力；要是大家事先都對共產党的暴力一無所知，那又是何苦來哉？曹長青的觀點其實在兩派之外。這一點要看清楚。 曹長青宣稱，中國人的不覺醒，因為暴政下的犧牲者“都是共產党悄悄殺害的”。這不只是謬論，這是徹底的謊言。一個人即使沒有大陸的生活經驗，只要閉上眼想上三秒鐘，便可識破這是謊言；而一個在大陸生活了三十年的人講出這話，只能是蓄意地編造神話。 這就奇怪了。如此明顯的謊言，為什么不少讀者卻毫無覺察？而且我敢說，有些人就算是覺察到了，也不會認為那是什么嚴重的問題。人心中究竟有一种什么東西，竟然使得我們對某一類型的謊言特別缺乏免疫力，甚至在明知它為謊言之後還會欣賞它。這個問題我思考過很久。眼下我不可能對此展開全面的討論，我只能提出兩個線索。 其一是遺忘。人們經常引用昆德拉的話：“人對權力的斗爭就是記憶對遺忘的斗爭。”昆德拉提醒我們，他這里所說的“遺忘”，主要還不是奧威爾在《一九八四年》里講到的那种“极權主義政体強加的遺忘”，而是“一個人類學的問題”——“人總是怀有某种愿望，想改寫他自己的經歷，改變過去，抹掉他自己和別人的足跡。”我們都有過某些不愿正視的過去。我們愿意“忘掉”它們。於是，那些旨在掩蓋這种過去的謊言就受到我們大力的歡迎。我們是撒謊者的共犯或同謀。所以我們“看不出”撒謊者在撒謊，即便看出來了，我們也毫不見怪。 在過去四十多年間，中國人不但清楚地知道共產党鎮壓“反革命”的行為，而且許許多多人還堅決支持和積极參与過這种行為。這是我們現在急欲“遺忘”的一种過去。當曹長青宣布中國人不覺醒是因為過去大家對共產党的暴行一無所知時，他一下子就把我們大家都解脫了。這种謊言既然如此投合人們遺忘的意愿，當然會有人樂於接受。大致上說，一個人愈是不肯反省自己，愈是有著希望忘卻的過去，他便愈是對這种謊言沒有識別力。 其二是意識形態的作用。如前所言，曹長青堅持黑白二分式的世界觀。把這种世界觀應用於觀察整個社會，那就意味著把全体人分為黑白分明的兩大類，一類是共產党，十惡不赦；一類是人民，永遠純正無辜。那又如何解釋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人民并沒有起來反對共產党呢？只可能有一种回答，那就是，共產党干下的种种罪惡，人民一概被蒙在鼓里，人民不知道。 阿倫特早就指出：极權主義宣傳效力“顯示了現代群眾的一個主要特點。他們不相信自己的實在經驗中一切明顯可見的事物，他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只相信自己的想象，這种想象可以被既是普遍的、又是前後一致的任何東西捕捉住。”簡單地說就是，現代群眾很容易罔顧親身經驗而單憑想當然地去相信什么東西。一旦他們預先接受了某种觀念体系或曰意識形態，他們就很容易接受那些符合該体系的任何結論，而不管它們与實在經驗是如何的矛盾。既然不少人預先就接受了“人民”——“共產党”的黑白二分對立(也許他們還認為這种觀點是反對共產專制和主張民主的一個基本前提)，因此，他們也就不加思索地接受了所謂中國人不覺醒是因為他們對共產党的暴行毫不知情的大神話或大謊言。 文革式大批判(一) “文革”初期，《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描寫到當時全國上下搞大批判的熱烈場面，題目是“七億人都是批判家”。 為什么七億人都成了批判家而沒有成為別的什么家？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答案很簡單，因為當批判家最容易。誰想當，誰馬上就能當上。 照理說，當批判家(或批評家)并不是一件容易事。譬如你要當一個文學批評家，你必須熟悉文學史，熟悉文學各個流派，熟悉各种文學理論，而且還常常需要在歷史、哲學和美學上有相當基礎；當然，你更需要熟悉文學作品。那絕對不是人人都可以當的。可是，在“文革”中當個批判家卻极為簡單，你只需一件裝備——一本小紅書。所謂批判，無非就是拿著几條毛語錄和其它東西作對照，合則罷，不合則批。這樣的批判家，誰不能胜任呢？ 文革式大批判有兩個重要特點。第一，文革式大批判只在批自家人時才有力量，一遇到外家人便毫無施展的余地。你拿著一杆直尺四處比量，說張三畫的線不直，李四畫的線不直。如果張三李四堅持認為他們畫的正是直線，你的批評才构成批評，构成指責；如果別人早就聲明自己畫的不是直線是曲線，你再去比量一陣，指出別人畫的線不直，豈非多此一舉？別人既然本來就不想畫直線，你的指責對他又有什么意義？當時的中國人，不論是出自真心還是出自假意，個個都表示認同毛澤東思想，因此用毛語錄作標准搞起大批判來，自然是百戰百胜，不過，同樣的批判方式若是對付國際上的帝修反，對付那些本來就不認同毛澤東思想和明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人們，那就顯得既多余，又無力。 第二，大批判采用對比法而不采用分析法。先引出几條毛語錄，再引出被批判者的几句話，只要後者和前者不一致，於是就判定被批判者錯了。後來有人把這种批判方式進一步形式化，搞成“某某某反對毛澤東思想多少多少例”。左邊列出毛語錄，右邊列出被批判者的觀點，無須多加一字，大概也是沒有多余的話可說，然後就宣布胜利凱旋。 讀曹長青的批判文章，很難不讓人聯想起文革式的大批判。 不少讀者都注意到，近年來曹長青寫文章，特別樂於批自己人，批异議份子，批民運人士。其實這也難怪。在海外自由世界，大多數讀者都認同自由民主理念；因此就和文革中的大批判一樣，批自家人要比批外家人來得更簡便、更容易。上期《北京之春》雜志登出了王若水和鄭義兩篇評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一望而知是作者多年思考和研究的結果。馬克思主義宏大深奧，一度風靡了半個世界，吸引了千千万万的男女為之奮斗。如今雖說是惡果昭著，但要真正說清楚它錯在哪里以及為什么錯，那卻絕不是一件輕松的工作。當代中國，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又多又复雜。倘若沒有長期不斷的追蹤考查、分析研究，要寫出一篇有份量的文章也決非易事。相比之下，用文革式對比法批判自家人就簡單多了。我決不是說在自家人中間就不應該展開爭論。事實上，我以為這种爭論還很重要。正因為大家的基本理念相同，彼此之間的分歧更精微，因此，我們之間的爭論更有助於深化我們的思想。問題只在批評的方法上。一般來說，批判專制，粗糙一些也無妨；批判自家人則尤須細膩。遺憾的是，曹長青似乎并未注意到這一點。 曹長青的批判文章習慣於用文革式的對比法。這就包含了兩個問題。首先，曹長青從不對雙方的思想觀點進行全面、准确的概括，因而他的對比便陷入斷章取義、自取所需；從而失去起碼的客觀性与公正性。 例如，在《知識份子与共產党》一文中，曹長青引述了吉拉斯、索爾仁尼琴、昆德拉和哈維爾的几段話，他斷言這些觀點都是我們中國知識份子所不具有的。這明顯不符合事實。我請曹長青讀一讀我的文章，如《社會主義大悲劇》、《人的馴化、躲避与反叛》等。你很容易發現，被你引述的那几位蘇聯東歐知識份子的觀點，沒有一條是我沒有講過的(至於其它中國知識份子，胜我者多多，自是不在話下)。這就讓人想起“文革”中的一張大字報“劉少奇反對毛澤東思想一百例”。在“論美帝國主義”的小標題下，左邊一段毛語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右邊一段劉少奇語錄“美國的科學技術很發達，值得學習”。粗心的讀者一看，以為劉少奇果然處處反對毛主席。其實，稍有頭腦者都清楚，毛澤東也講過學習美國先進科技的話，而劉少奇身為中共國家主席，一輩子不知喊過多少次“打倒美帝國主義”。采用這种方式批判，又有什么意義呢？ 對比法的第二個問題是缺少分析。例如曹長青批判郭羅基。郭羅基說：“馬克思主義還是很有价值的。”對此，曹長青的批判只有一句話——馬克思主義与共產党暴政不能分割，然後就把郭羅基歸之為保皇派。這种批判在邏輯上是站不住腳的。一种理論和一种暴政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在邏輯上并不排除該理論也可能包含若干有价值的成份。我們知道，儒家學說和中國古代專制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基督教和西方中古神權專制有不可分割的關系，那是否意味著儒家學說和基督教就不可能包含任何有价值的東西呢？眾所周知，我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是比較嚴厲的，可是我不能贊同曹長青式的簡單化批評，因為他沒有對此展開哪怕是很粗淺的分析。 曹長青盛贊吉拉斯的《新階級》。其實，《新階級》的基本觀點是認為“在東歐掌權的共產党和被他們取代的地主資本家沒有什么區別。”《新階級》沒有否定那場推翻地主資本家的無產階級革命，更沒有否定馬克思關於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新階級》是托洛茨基理論的發展，因而并非如曹長青所言是“全面否定和譴責共產主義。”郭羅基一派知識份子堅決主張憲政民主，他們的觀點決不比當年的吉拉斯遜色。不錯，郭羅基等人至今仍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但是，我們務必要弄清處此間這一稱謂的具体內容，弄清楚他們是在何种意義上使用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的，而不能一看到馬克思主義的字樣，就一口斷定別人像清末那些“宁可不要腦袋也要辮子”的儒生一樣愚頑得不可救藥。曹長青以甚為不屑的口气寫道：“郭羅基當年最‘出格’的言論是‘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殊不知郭羅基此文的高明之處恰恰在於，他用了一個當局根本無法公開否認的平淡無奇的標題，講出了言論自由原則的真諦。我建議曹長青認真閱讀一下包括中國在內的共產國家异議人士的那些代表性著作，相信一定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文革式大批判(二) 文革式大批判還有兩個特點，一個是無限上綱，一個是濫用激情。曹長青的文章多少也有類似的毛病。比如說，他把中國的“知識精英”比作清末維護專制的頑固派，顯然是無限上綱。退一万步講，就算曹長青對中國“知識精英”的批評完全正确(？)那充其量表明別人的思想猶有不足之處。怎么到頭來竟和頑固派划上了等號？說到濫用激情，文革中的大批判文章，一方面充斥著“革命義憤”的盡情渲泄，一方面又借助於不加分析的簡單對比，刺激起讀者的盲目情緒。舉個例，有人說“地主里面也有好人”。批判者決不管你說的好人究竟是什么樣子，是不是真的好；而是一口咬定你是“妄想舊社會复辟”，“讓廣大勞動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接下來就是“我們一千個不答應一万個不答應”。曹長青的批判也帶有此一特點。他在理性爭論中經常使用情緒性的詞語。另外，我們知道，由於深受共產專制之害，許多人一提起馬克思主義就來气。這本來是很正常的情緒，可是曹長青卻有意無意地利用這种情緒；一見到別人對馬克思主義有所肯定，就不問青紅皂白地把人家的立場朝專制暴政上面拉，挑起一些不細心的讀者對這些人心生厭恨。問題在於，被曹長青引發反感情緒的這些對象，都是長期以來堅持自由主義理念，為中國民主化做出了重大貢獻也付出了重大代价的人，因此這种攻擊尤其不公正。 昆德拉講到抒情性(和革命)，其特點是，它“并無什么有待驗證或分析的要求，它僅僅要求人們和它打成一片”。這不是否認抒情性的价值。這只是說，抒情是抒情，說理是說理。如果沒有巨大的激情，也許我們就失去了投身民運(包括投身民運的研究和討論)的大部份動力；然而，一旦進入研究和討論的領域，我們就要遵循冷靜的理性，重事實，重邏輯，重經驗，重分析。“文革”中有個風气，即便是在討論純技術的問題時，譬如一塊地适宜种高粱還是适宜种玉米，總有一些人會慷慨激昂，從痛擊帝修反一直講到思想革命化，造成一种非理性的气氛，從而使得對任何一個純技術性問題進行技術性論證都几乎不可能。今天我們在研究和討論民運問題時，應該避免這种錯誤。 我一再講到簡單化。我并不是一概地反對簡單化。因為在任何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中，提出一些簡單、明确、旗幟鮮明的口號大概是需要的。高明的宣傳家就要有化复雜為簡單的本事。但是，我們不能把宣傳混同於理論。對理論研究与討論而言，簡單化永遠是頭號大敵。 兩种不同的思維傾向 這里有兩种不同的思維傾向。一种是，以黑白二分式的眼光看待世界，對歷史采取非歷史的態度，在表現自己的政治信仰或宗教信仰上的偏執与過火。另一种是，充份認識到世界的复雜性与多樣性，力圖理解自己的對象并對自己的理解保留几分自我怀疑，平實地表達自己的信念和觀點。這兩种傾向若爭論起來，那形勢看上去是不對等的。前者動輒指斥後者是立場問題、道德問題、政治問題、人格問題；而後者則認為前者的問題基本上是認識問題。“文革”中所謂极左思潮泛濫成災，勢不可擋，除去權力撐腰這一物質因素外，在精神領域，具後一种傾向的人往往不能堅定地堅持自己溫和的主張(這話似乎是自相矛盾),從而讓前者占了上風，那也是原因之一。正所謂“江山易改，秉性難移”。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這兩种傾向都是存在的。更有趣的是，在几乎任何一場政治沖突、宗教沖突、文化沖突中，你都能在沖突的雙方同時看到這兩种傾向——比重不同而已。當然，如果我們希望大家的日子都好過一點，我們就必須促使后一种傾向處於优勢。 學會思想 在阿倫特的葬禮上，哲學家的一位老朋友講了如下一段話。他說：“阿倫特為辯論与探究樹立了一种風格，只要人類還記得她的范例，任何解釋人類困境的粗劣公式都保證無法過關。”前輩哲人的种种理論，常常免不了被修正、被淡忘的命運；重要的是，我們應當從他們那里學習到一种辯論和探究的風格。簡言之，我們最需要學習的，還不是他們思想了些什么，而是學習應當如何去思想。 不可承受之輕 讀曹長青近來的批評文章，我有些焦慮。我不明白為什么曹長青對我們的觀點會有如此嚴重的誤解和扭曲。与此同時，我又讀到很多國內民運人士的文章，其中一些人也引述了我們海外人士的某些觀點，其理解之准确，共鳴之深刻，令人十分感動。這一對比實在太強烈了。 細想下去，我多少悟出了几分道理。國內人士面對沉重的現實，他們的閱讀是認真的，他們的思考是真誠的。在每發表一句不同政見便可能招致不測風險的情況下，他們必須講出自己深思熟慮的意見。在那里，輕率、任性都是太大的奢侈。海外則不然。海外生活不免會有“不可承受之輕”的問題。我們更容易陷入意气用事，你說東，我偏說西；不是平實地面對真理，而是過份地追求聳人听聞。失重狀態很容易導致輕率和不免責任的態度蔓延，搞不好還很容易演變為党同伐异和個人攻擊。不過證諸以往的經驗，大多數人仍保持了正常的心態。不少持有不同觀點的朋友通過真誠而理性的討論，不僅增進了彼此的了解，而且還增進了相互的敬重。中國民運面臨著很多很重要的問題，爭論或許在所難免，我們應該有意識地維護一种良好的議論風格和規范。這也是建設民主的政治文化的一項任務。 智慧是困境的產物。倘若亞當和夏娃不被逐出伊甸園，人類便不會有如今這般复雜的智慧。身處安全的海外討論大陸民運，由於缺少對困境的直接感受，很容易變成不動腦筋而一逞口舌之快的夸夸其談。据說有些台灣朋友很喜歡曹長青的這些批判文章，以為是立場堅定，直截了當，讀起來痛快。看來這也和他們對大陸缺少設身處地的感受有關。凡事只要直接地牽涉到自家的切身利害，情況便自然大不相同。 近來一段時期，台海形勢頗有些緊張，台灣人都知道對台灣安全的最大威脅來自中共。可是縱觀台灣朝野，雖然有很多分歧爭議，但總体上都能秉持一种明智的態度。如果有人寫大塊文章，嚴詞厲色地指責台灣當局呼吁兩岸會談，加強兩岸交流和謀求兩岸良性互動的主張統統是“對共產党抱幻想”，是“下跪”、“投降”；大力鼓吹必須要旗幟鮮明地否定北京政權的合法性以及如此等等。痛快是夠痛快的了，可是我相信台灣當局和民眾都不會將它認真對待。那么，何不反過來替大陸民運人士也想一想呢？ 身居海外而心怀大陸，這是一种崇高的情怀。在政治冷感蔓延的今日而始終保持昂揚的民主追求，更是難能可貴的精神。天下之事，沒有熱情不行，只有熱情也不行。要沉得住气，多學習，多讀書，多思考，多交流，努力了解國內的各种情況，盡量保持對中國那片土地的特殊感覺。如此，我們方可克服存在的輕浮狀態，進入更充實和更有意義的階段。 尾聲 六四過去已經六年了。今天，中國大陸的形勢是嚴峻的。一批又一批無畏的勇士堅持奮斗，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道義榜樣。眼下，我以為更艱巨、更迫切的工作是如何讓廣大的民眾逐步走出恐懼，走出冷漠，再次投入開拓自由空間的偉大斗爭。海外民運人士應該為此而貢獻出更多的心力。□ (讓激情歸激情 讓理性歸理性讯www.peacehall.com) ——《北京之春》 1996年2月号 http://beijingspring.com/bj2/1996/410/2003126123935.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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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 02/1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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