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有了文革这场大灾难,然后又有了文革后政局的大翻盘,

   过去因言获罪的苦难变成了敢讲真话的先知的光环,

   这些在党内长期被压到下面的人才可能一下子翻到了上面,

   昔日的边缘分子反而一度站在了舞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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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赵紫阳的道路》

胡平  2011年6月16日

  

在六四22周年前夕,香港晨钟书局推出一部纪念与研究赵紫阳的文集《赵紫阳的道路》。

文集收录了蔡文彬、鲍彤、严家祺、冯崇义、丁东、陈子明、吴国光、辛子陵、张显杨和我共10位作者的文章。正文之前有本书主编张博树写的一篇长长的导言。

这部文集的作者都是八十年代的过来人。其中,有赵紫阳的部下、故交,也有研究中国转型问题的学者,有体制内的老共产党人,也有海内外的民间反对派人士。当初,他们大都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深度地参与了当年的改革。在这部文集里,这些不同身份的作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赵紫阳的经历与思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引申或发挥出不少精辟的观点。

此外,有几位作者和赵紫阳有着多年的工作关系或朋友关系,对有关赵紫阳的一些有争议的事情相当了解,给读者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澄清或说明。

一位是蔡文斌。蔡文斌出身于河南许昌县农家,文革爆发时就读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中是成都两大派造反组织之一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头头,因观点温和,不搞武斗,颇受周恩来赏识, 19685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周恩来亲自提议蔡文斌当省革委会副主任。197510月赵紫阳调到四川主持工作,对蔡文斌也很欣赏。四人帮垮台后,全国各地的结合进省市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都被驱逐,很多人还下了狱,唯有蔡文斌和另一位学生造反派头头、成都地区另一大派川大八二六的江海云给保了下来。可见赵紫阳对造反派是比较宽容的。接下来,赵紫阳又把蔡文斌派到邛崃县任副书记,开展农村的经济改革。由此,两人结为至交。再加上两人是河南老乡,双方乃至双方的家人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来往。赵紫阳被软禁后,蔡文斌曾多次前去探望。

蔡文斌在文章里特地澄清了有关赵紫阳的儿子倒买倒卖的谣传。我们都还记得,在八九民运之初,学生们反腐败反官倒,有人也把赵紫阳当作批评对象。那时有句顺口溜:毛主席的儿子上前线,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事实上,早在1988年,中共内部就涌起过一股倒赵的暗流,那时就有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倒汽车的传言。在《李鹏日记》里, 198967日和9日,李鹏写下:已经查明赵紫阳的长子倒彩电,次子倒汽车。那么,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蔡文斌亲自做过调查,证明并无此事。 19906月,王任重亲手把中共中央赵紫阳项目组整理的审查材料交给赵紫阳,这份材料共三十条,其中根本没有所谓其子搞官倒的问题。王任重还专门对赵紫阳说:关于你两个儿子的事情,我们调查清楚了,就不要再提了。正如蔡文斌分析的那样,以李鹏的报复心理,如果赵紫阳的儿子真有官倒的问题,他怎么会只在19896月的日记里提一句?他怎么在那以后就不再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了呢?

另外,对赵紫阳还有一条非议,说他和胡耀邦的关系不好,在胡耀邦被迫辞职的问题上曾经落井下石。长期担任赵紫阳秘书和政治局常委秘书的鲍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我看胡赵关系,对此做了很详细很平实的说明。

这部文集取名为《赵紫阳的道路》,那么,什么是赵紫阳的道路呢?所谓赵紫阳的道路,不是体制内的修修补补,而是体制性的根本变革;是体制内外联手,共同开创民主政治的明天。

作为与胡耀邦齐名的中共改革派开明派代表人物,赵紫阳因拒绝作镇压学生运动的总书记,被中共保守势力废黜,被软禁长达十几年,始终拒绝认错,直至去世;邓小平两次派人请他复出,都被他拒绝,晚年的赵紫阳大彻大悟,否定一党专制,认同宪政民主。这无疑是非常了不起的。赵紫阳先生是值得我们敬仰和怀念的。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说中共内部是负淘汰--用哈耶克的话叫最坏者当政,那怎么又会让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人登上权力最高峰呢?

我认为这是由于文革导致的反弹所致。文革把共产制度的邪恶推向极端,搞得山穷水尽,连一大批中共高级领导人都深受其害。物极必反,穷则思变。于是,朝野上下,包括中共高层都不得不寻求变革。像胡耀邦、赵紫阳这类人,他们的宽厚与务实的品质,本来在党内是吃不开的,是不能挑大梁的,顶多可以用来低头拉车,不可用来抬头看路的,唯有在改革初期的特定情境下,这种品质才能大放异彩,这种人也才能有升到权力高峰的机会。

其实,不只是胡赵,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很多领域里的风云人物,以他们的性格、气质和思想倾向,要是放在前三十年或者后二十年,都不可能崭露头角。例如某些右派分子,如果没有文革,他们最好的命运无非是哪一天党给你摘了帽,但仍然会戴着摘帽右派这顶无形的帽子,被控制使用。正是因为有了文革这场大灾难,然后又有了文革后政局的大翻盘,过去因言获罪的苦难变成了敢讲真话的先知的光环,这些在党内长期被压到下面的人才可能一下子翻到了上面,昔日的边缘分子反而一度站在了舞台中心。

极权主义必然会遭遇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就必须进行改革;改革则使得一批原本在体制内不那么吃得开的、比较开明比较宽厚的人显露身手,甚至占据要津。改革的深入势必触及到体制本身——要么是体制的终结与转型;要么是保守势力用最无耻最残暴的手段维护住体制,那必然是比较好的人出局。这就又回到了负淘汰,又回到了最坏者当政的窠臼。

——《中国人权双周刊》 第54期 2011年6月16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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