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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出版的众多的记叙八九民运的著述中，《天安门对峙》很有特色，值得推荐。
迄今为止，海外出版的有关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的纪实性著述，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回忆录，一类是大事记。回忆录难免不受作者个人视角的局限，大事记往往只有大事而缺少细节。《天安门对峙》一书超越回忆录的个人视角，写大事兼重细节，尤其是注重对人物及其互动关系的生动刻画；如作者所言，是第一次把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作为叙事历史完整连贯地叙述出来的尝试”。
被打成八九民运幕后“黑手”的王军涛说：“如果让我推荐一本书，让对那场运动一无所知的人去了解19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惨案，我会毫不犹豫地推荐Eddie的这本书：《天安门对峙》。”无独有偶，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波士顿大学的谷梅（Merle
Goldman）教授也说：“要了解后毛时代中国这一重大事件，最好从《天安门对峙》这本书入手。”
《天安门对峙》一书原著是英文，英文书名是《Stand off at Tiananmen》，于2009年六四20周年之际出版。后来作者自己把它翻译成中文，在今年六四前夕推出。作者署上自己的英文名字Eddie
Cheng。这位Eddie Cheng先生，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80级学生，刚进校门就赶上竞选运动，以后他自己也成了学生运动的重要组织者，曾带头发起了84年85年两次校园民主运动，86年考托福考GRE赴美国留学，现居美国科罗拉多州。他的同学、八九民运领袖刘刚说，如果Eddie
Cheng们当年没出国，如果八九年他们还在北京，充当学生领袖，上通缉令名单的就该是Eddie
Cheng他们，轮不上我刘刚了。刘刚这话当然有自谦的成分，不过那倒是告诉了我们Eddie
Cheng是何种来历，何等人物。
天安门运动场面宏大，头绪万千。作者选择了学生集体的角度来叙述这个故事。这一选择很明智，也很正确。因为作者本人就曾经是学运的参与者组织者，故而对这一代大学生的集体心态有冷暖自知的准确把握；六四后这么多年，当事人，尤其是学生，发表了大量的回忆和记叙的文字，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再加上作者和若干当事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包括在私下有过多次交谈，因而对学生群体在运动中的状况了若指掌。这就为作者以学生集体的角度来叙述这场运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整个八九民运中，学生始终占据舞台的中心，是运动的主角；我们不能说，八九民运就是学生运动，但是我们确实可以说，写好了运动中的学生，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写好了这场运动。
读《天安门对峙》，不能不为八九民运的功败垂成而痛惜不已。就在《天安门对峙》中文版出版的同时，网上正在热传《李鹏“六四”日记》。有人评论道：八九民运遭到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学生们绝食不绝食，撤出不撤出天安门广场，其实都没多大区别，因为邓小平李鹏他们打一开始就定下了“动乱”的罪名，就说了“不惜流血”，学生方面再怎么讲策略也是白搭。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按照这种观点，只要专制统治者决定镇压民运，民运就无法避免被镇压的命运。那么请问，民运怎样才能避免被镇压呢？依据这里的逻辑，那除非是专制统治者自愿放弃镇压，也就是说，除非专制统治者不再是专制统治者，除非是我们遇上了戈尔巴乔夫。
我当然不能赞同这种观点。只要你认真读一读《天安门对峙》，你就会发现，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民运方面曾经不止一次赢得上风，迫使当局作出一定退让，可惜民运方面未能见好就收。在六四之后，我最大的担忧就是，在以后很长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恐怕中国都不会有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了，因为大多数人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而对大多数民众而言，一旦他们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他们并不会转而投身暴力抗争，而是会放弃抗争本身。所谓“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就是指的这种效应。中国民运要取得突破，首先需要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这种信心在八九民运期间曾经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但是被六四屠杀所摧毁。因此，我们要重建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不能不从反思八九和反思六四入手。这也是我推荐《天安门对峙》的一个理由。
—— Radio Free Asia (RFA)《自由亚洲电台》
胡平特约评论
来源：RFA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uping/huping-07232010153119.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