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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最应该发生革命的时候，革命往往不会发生;革命常常发生在那以后。革命几乎总是父债子偿。
2
在暴力频仍的地方，与其说是那里的人们太热烈，不如说是那里的人们太冷漠。
当改革者决心诉诸暴力时，他们与其说是对统治者不抱幻想，不如说是对民众不抱幻想。
3
在每一个激进革命家的内心深处，无不隐藏着对芸芸众生的恨铁不成钢的强烈责怨和巨大失望。
4
动乱从来不是因为人们想动乱，动乱是因为人们想安定。过分地追求安定，由于它纵容了权力的骄横，压制了独立的精神，默许了世间的不公正，摧毁了人们对秩序的信心，从而使得动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5
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固然不错，说“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岂不是也有道理?
6
为什么在中国古代，能成为政治领袖者，除去世袭的帝王外，不是贵族，就是流氓?因为贵族有现成的地位，流氓有自己的朋党，知识分子偏偏对知识分子最不买账。
7
自由民主，在先进国那里是一个过程，是经验积累的产物，其间有过多次的阶段性妥协，当事者双方并不是事先就自觉预见到后来的一切;而在后来者那里，自由民主往往呈现为一种现成的平面的模式。追求者一方既容易有一步到位的冲动，反对者一方又容易有防微杜渐的过敏。这就很可能导致政治的两极化。它使得必要的改革既来得太慢，又走得太快。
8
稳定或秩序，从来不是人类追求的唯一目标，它也不应该是唯一的目标;否则，我们人类就该在蜜蜂或蚂蚁面前自愧弗如了。
9
现今中共一批老人，天天在那里高喊“稳定”、“稳定”，然而正是这批人自己，年轻时都是反秩序的专家。如果他们当年是对的，那么他们现在就是错的;如果他们现在是对的，那么他们当年就错了。很可能是他们当年也错(太激进)，现在也错(太保守)，但绝不可能是他们当年也对，现在也对。
10
忍受压迫不算耻辱，接受压迫才算耻辱。
11
暴政蹂躏反抗者的躯体和顺从者的良心。
12
就人们反对极权统治的认识过程而言，一般来说，反贪官易，反皇帝难;反皇帝易，反制度难;反现实制度易，挣脱整个思想体系难;最后，也是最难的，莫过于克服多重谎言的弥天巨网，重建历史真实。
13
人民反抗专制，不输就是赢。
专制镇压人民，不赢就是输。
14
在共产制度下，持不同政见的反面不是无不同政见，而是无政见。
15
极端的爱国主义必然导致国际战争。
健全的爱国主义必须包括承认别人的爱国主义。
16
悲天悯人和愤世嫉俗是两种极易混淆但很不相同的东西。两者共同之处在于对自身优越的自觉体认，不同之处在于对他人的态度，确切地说，是对他人、对一般芸芸众生的弱点的不同态度。悲天悯人者和愤世嫉俗者对普通民众的弱点，他们的怯懦、庸俗、自私，都有着深刻的了解。悲天悯人者对这些弱点抱一种同情与谅解的态度。他们希望民众更崇高，但并不强求他们崇高，同时也接受他们的不够崇高。愤世嫉俗者则对民众的弱点更多地持一种否定乃至鄙视的态度。他们很难容忍普通民众的庸俗，恨不得强迫别人变得崇高。只要可能，他们就不惜采取各种强制手段对芸芸众生拔苗助长。激进革命家常常是愤世嫉俗多于悲天悯人。这也是革命为什么有时竟会导致专制的一个原因。
17
有人说，再坏的政府也胜过无政府。这等于说再坏的政府也不应该反对。好政府倒是可以反对的，因为好政府同意把和平反对纳入体制之内，纳入正当的秩序之中，因此，反对好政府没有使社会脱序的危险。越是坏政府才越是反对不得，越是不准许反对的政府才越是不应该反对。
18
太小的鱼，鱼网网不住;太大的鱼，鱼网网不下。反体制者无非这两类。
19
亨丁顿有言:人世间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不可以有自由而无秩序。
于是，有人回答说，让我们舍弃自由保持秩序。但是这并非对亨氏问题的回答，而是对亨氏问题的取消。因为解答亨氏问题的唯一思路应该是:我们如何才能建立有自由的秩序。
20
暴政酝酿动乱。相比于动乱，暴政似乎倒是一个较小的恶。于是，暴政自己就给自己找到了最方便的存在理由。
21
在极权统治下争取自由，好比挖凿隧道。在黑暗中，你常常弄不清楚已经推进了多远，还有多远才能凿通;于是，你可能焦虑，可能失望，甚至可能无意之间放下了手中的铁镐。这就需要培养起一种耐性，一种和消极忍受压制的那种耐性完全相反的耐性。在培养这种耐性的过程中，我们也就塑造了自由的民族精神。
22
许多人在总结中国民主事业的失败教训时，总是指责国人的自私懦弱。我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一定就比其他国家的人更自私更懦弱，我也不知道这种自私懦弱究竟是中国长期陷入专制的原因抑或是它的结果。从现实出发，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所谓的改造国民性，而是如何在给定的国民素质的基础上，致力于政治制度的转变。固然，自由的秘诀是勇敢，但我们毕竟不能指望人人都勇敢。在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中，我们不能指望民众都具有“不自由，毋宁死”的勇气，而应注重恰当的战略策略。归根结底，人类赢得自由的历史，并不是人性改造或人们的品质提升的历史，而是人类经验与人类理性成熟和发展的历史。
23
秩序是珍贵的，自由也是珍贵的。问题是，我们应该从秩序出发还是从自由出发?
从秩序出发，你很可能去压制自由，因为秩序并不逻辑地要求自由，因为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然而，从自由出发，你必须保全秩序，因为自由逻辑地要求秩序，因为无秩序也就无自由。
所以，我们不应该从秩序出发，我们应该从自由出发。
24
共产专制敌视知识，敌视知识分子，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共产专制本身乃是知识的产物，知识分子的产物。它是产生于人类知识的机体之内，又反过来吞噬这个机体本身的毒瘤。它是一种知识妄想取消其他一切知识、一部分知识分子妄想消灭其余一切知识分子的罪恶企图。
25
坐牢的痛苦在于其不可承受之重。
流亡的痛苦在于其不可承受之轻。
26
流亡是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它能给人们一种特殊的观察角度去认识祖国，认识世界，认识自我。古今中外，有多少伟大的事业是在放逐之中完成的!然而，流亡者又是那么地容易堕落，变成化石，变成戏子，变成梦幻家或变成恨世者。和一切非常状态一样，流亡生活会造就强者而打垮弱者。
27
天将降自由民主于一个民族，必先使它学会坚韧，学会顽强，学会不屈不挠的奋斗，学会默默无闻地做踏踏实实的工作。一个总是在狂热与消沉的两极摇摆的民族是注定得不到自由民主的;
即使它偶尔地、侥幸地得到了自由民主，它也会很快地、必然地失去它。我们必须投入长期的韧性的斗争。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走出黑暗的低谷;也唯有如此，我们也才能提升我们自身。
28
对完美社会的憧憬，有如对永生不死的憧憬，看上去是人类一个根深蒂固的愿望，其实却是一个虚假的愿望。所谓虚假，不只是说这个愿望不可能实现，而且还是说它并非我们真正的愿望。
29
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状态是和人类的本性根本冲突的。一旦把人类置身于一个完美的社会之中，人类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反叛。因为完美社会取消了不确定性，从而抹杀了自由意志的存在，所以人类会拒绝它。
30
亚当和夏娃不听上帝的话偷吃禁果，从此由天堂落入人间。
人之成为人，是从不听话开始的。
31
只有贫穷的国家才会实行共产制度。
只有实行共产制度的国家才会贫穷。
32
乌托邦社会能根治一切毛病，就是治不了无聊。
33
倘若一个民族最敬服悲剧英雄，那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它绝对是个不详之兆。一个悲剧的民族才会有那么多悲剧的英雄，而一个民族愈是片面地崇拜悲剧英雄，它的前途也就愈是充满悲剧。
34
有道义感的人在投入政治时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他们在其中只看到道义而没看到政治。
35
应当区分持不同政见者和民主运动政治家。
持不同政见者的特点是他的简单性和纯洁性。作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意味着始终坚持一种道义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但政治是不同的，政治总需要妥协。对于政治家而言，重要的是赢得胜利。作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应当不怕孤立，“举国皆吾敌而不改其度”。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必须要有群众，他不能让自己孤立而必须孤立敌人。一个出色的持不同政见者未必是一个高明的民主运动政治家，但是,一个成功的民主运动政治家必然也是一个深刻的持不同政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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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英雄:一种是不怕死的英雄，一种是打胜仗的英雄。巴顿将军检阅部队，士兵高呼:“为祖国而死!”巴顿将军说:“不，我们打仗的目的不是要为我们的祖国而死，我们是要我们的敌人为他们的祖国而死。”
37
不少人以为毛泽东的过错在于他过度的“理想主义”，在于他忽略了人性的阴暗面，那刚好把事情弄反了。毛泽东改造人性的庞大计划，恰恰是借助于极端的“胡罗卜加大棒”手段。阻止毛泽东改造人性计划获得成功的基本因素不是人的自私、腐败，而是人的正义感、尊严感和自由意志。不是因为人太卑下，配不上他那套宏伟的理想;而是因为人太崇高，所以终究不能受制于他那套桎梏。共产制度的失败，从表面上看，似乎证明了人不可能变得那么高尚;但从深处看，其实它更是证明了人不可能变得那么下贱。如果我们只见其一不见其二，那么，我们不论是对人性还是对共产制度都还停留在一个很肤浅的认识层次上。
38
说政治是利益的争夺，理想呢?说政治是实力的较量，宽容呢?争夺利益，拼比实力，这是动物也会干并且一直在干的事。人类若想高出动物，实现更好的政治，总还需要些别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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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早就发现，谎撒得越大越有人信，因为一般人会想，谁敢撒那么大的谎呢。
看上去相反而实际上相似的是，越大的罪恶越没有人信，因为一般人会想，那么大的罪恶，怎么可能呢。
40
昆德拉写到:“古老的革命的乌托邦，法西斯的或共产主义的:没有秘密的生活，其中公共生活与私生活混为一体。普洛东珍爱的超现实主义梦想：没有窗帘的房子，人们在众人眼皮底下生活。啊!透明的美！这一梦想唯一成功的实现：一个完全由警察控制的社会。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我讲到了这些:普罗扎卡，布拉格之春的重要人物，在一九六八年俄国入侵之后，变成一个受高度监视的人。他那时经常和另一个知名反对派雪尼教授往来，喜欢和他喝酒聊天。他们所有的谈话都被秘密录音，我怀疑两个朋友知道此事但毫不在乎。可是有一天，在一九七零年或是一九七一年，警察想破坏普罗扎卡的名声，把这些谈话用联播形式在电台上披露。从警察方面这是一个大胆的前所未有的举动，而且事实令人吃惊;它差一点儿成功;一下子，普罗扎卡已经名声败坏:因为，在知己之间，人们什么都说，说朋友坏话，说粗话，不正经，开低级玩笑，重复，用极端的东西震惊对方来开心，表露公开场合不能承认的异端思想，等等。当然，我们都有向普罗扎卡一样的行为，和知己在一起时，我们诋毁我们的朋友，说粗话;在私下与在公共场合不同是每一个人的最明显不过的经验，正是在这一经验上建立着个人的生活;奇怪的是，这种显而易见却仍然好象不被意识、不被承认，不断地被玻璃房子的抒情梦遮住，它很少作为一种应该被捍卫的价值而被理解。所以人们只是逐渐地(因而以更大的愤怒)意识到真正令人发指的并不是普罗扎卡放肆的话，而是对他的生活的强奸;他们意识到(仿佛是受到震撼)私生活与公共生活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个世界，尊重这一不同是人作为自由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分离这两个世界的帷幕不可触摸，摘除帷幕的人是罪犯。由于摘帷幕者服务于一个被憎恨的制度，这些人便一致被视为尤其令人鄙视的罪犯。”
切莫以为，昆德拉谴责的只是为共产制度服务的摘帷幕者;他对自由社会中出现的类似行为同样表示反对。昆德拉告诉我们:
“从这个布满麦克风的捷克斯洛伐克到了法国，我在一本杂志的头版看到了布莱尔(著名歌手)的一幅大照片，那时他的癌症已经恶化，在治病的医院门口他受到摄影记者的追逐，他用手遮住自己的脸。突然间,我感觉碰到了同样的恶，使我逃离自己国家的正是这个恶，普罗扎卡的谈话用广播发表与一个即将死去的歌手遮掩自己的面孔，这在我看来属于同一世界;我想，透露他人的隐私，一旦成为习惯和规则，便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时代，它的最大的赌注:个人或脱生或消失。”
一位苏俄异议人士，逻辑学家、社会学家兼小说家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指出:一个人在公开场合与私下场合的表现不同，这通常被视为虚伪，“但它并不只是虚伪，或者说，它常常不是虚伪。它也可能是良好教养的表现，那是一个人防止被侵犯的自卫性社会手段之一。它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离开了它，任何正常的人际关系都不可能存在。”这就是说，通常所谓的虚伪其实未必是虚伪，而那种“以虚伪的否定形式出现的虚伪”才是真正的虚伪，“加倍的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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