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需要与选择

无论从哲学上看还是从经济学上看，需要问题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遗憾的是，过去我们在这两方面都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与研究。

大体上说，哲学研究需要是什么，经济学则研究如何满足需要。这两者自然不可截然划分。“需要”既不象乍一看去的那么简单，“满足需要”也就不象通常想象的那么明白。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也许它太正确了，以致于失之空泛。除非我们首先能对“需要”概念具有明晰具体的认识，否则“满足需要”一说就无非只能表明说话者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如果说抽象是理论研究之必需，那么，笼统便是理论研究之大忌。譬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它确实有着鼓舞士气，振奋精神的作用，但是要坚称它能对各项具体建设工作给予实实在在的指导，恐怕就很难说了。无怪乎在这一路线的指引下，并不曾避免人们干出许多蠢事，更妙的还在于：不管人们犯下多少错误，都依然丝毫影响不到这条路线本身的绝对正确。信息论告诉我们，只有那些对于消息接受者来说预先不知道的报道才能称作信息。而一种理论概括总是需要包含有一定的信息量的，否则它就不是理论概括。有一种奇怪的、由来已久的偏见：一个命题所包含的信息量越少、乃至信息量为零，反倒越受重视，越被视若神明。不少同志十分热衷于追求建立这类大而无当、连逻辑上可能的反例都不存在的空洞无物的命题，并以此作为科学上的最大发现。长期以来，我们的很多理论研究之所以和实际工作挂不上钩，原因之一恐怕即在于此。

在这一章里，我们先着手对需要的几个特性进行分析，然后从中引出选择的概念。我们力图说明的是：社会需要并不是一种纯客观的、不言而喻的东西。一个社会在实现满足社会需要的过程中，它首先要确定什么是社会需要，准确地说，它必须选择自己的社会需要。最后，我们将分析不同的选择方式。结合着这一点，谈一谈我们对《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认识。
一般说来，需要有如下四个特性：

1．需要的多样性

马克思说：“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①按照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这些需要可分为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两大类。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则把人的基本需要分为以下四种：

1.      物质需要（对物质使用价值的需要）；

2.      运动和活动的需要（对劳动、游戏、体育等等的需①《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3卷，第326页。要）；

3.      与别人的关系的需要（对爱情、社交、友谊等等的需要）；

4.      文化需要（对知识、艺术、思想、健康等等的需要）。”②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著名的需要层次论。

他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七个层次，最下层的是生理需要，依次向上的是安全和经济与经济保障，友爱和社会，尊承与名望，理解与认识、审美，以及自由创造即自我实现。

人的需要既然是多方面或多层次亦即多样化的，那么，所谓“满足需要”就应当全面兼顾而不能有所偏废。经济活动只是人类诸种活动中之一种，因此它并不负有满足人类一切需要的使命。换句话，经济活动只能用以满足人的经济需要。经济需要这个概念是由奥塔·锡克提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根据他的解释，经济需要是直接由经济活动或它的结果即使用价值创造出来的，而且只有通过物质使用价值的消费或通过直接进行经济活动才能得到满足。这样，不仅对食品、衣物、书籍等物质的需要属于经济需要，那些能满足运动，活动和自由刨造等需要的劳动本身也体现为一种经济需要。它意味着社会主义生产不能用把人变成消极被动的螺丝钉的方式去让人们有吃有穿，必须同时尽可能把为其才能与个性的自由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否则就不是真正地满足了人的经济需要。

我们应该全面兼顾人的需要。然而，在一定的现实条件②奥塔·锡克《经济-利益-政治》，第254页。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

下，我们不可能使各种需要都得到同等程度的充分满足。因此就引出了权衡轻重主次的价值判断问题。这里有一个矛盾：人们的那些最基本的需要往往并不是最高级的需要。人首先要吃饭，吃饭需要当然是最基本的需要；但是为了吃饭而活着则是鄙俗的，所以它绝非高级的需要。基本需要不满足，其它需要的满足谈不上；一味满足基本需要，把其它需要的满足排挤到一边，基本需要的满足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如果我们把人类需要的满足当作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模糊性；每一种较低级的需要必须满足到何等程度，较高级的需要才会出现，这是一个无法精确判定的问题。

记得几年前，有些同志围绕管子的“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一命题展开过有趣的争论。争论的一方宣称“衣食足而后知荣辱”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命题。一个社会倘不能使人们的衣食需要这种最基本的需要得到某种满足，要想大家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是办不到的。争论的另一方则不以为然，因为剥削者衣暖食饱却未必有道德，而革命者在艰苦的环境下仍然能保持着高尚的思想品质。这场争论之所以难有定论，依我们之见，首先要归咎于管老夫子这句话本身的模棱两可。中国古代贤哲的名言警句大都言简意赅、语近旨远，但可惜的是它们在逻辑上常常是不严密或不清晰的。“衣食足而知荣辱”中的“而”字究竟是什么意思，从而“衣食足”与“知荣辱刀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逻辑关系？命题本身并没有说清楚。如果把“衣食足”理解为“知荣辱”的充分条件，即只要“衣食足”，人必“知荣辱”，那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把“衣食足”理解为“知荣辱”的必要条件，即，衣食不足则必不知荣辱，那也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而”字理解得松散宽泛些，并且注意到作为政治家而非道德学家的管子的这句名言，实际上是一条治国的道理而不是道德的原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统治者不能使广大人民获得基本的温饱，那么要使整个社会道德高尚是办不到的。换句话，统治者必须把满足人民衣食之需列于首位，这样，道德教化才有坚实的基础，从而也才可能期望民风高尚。至于说在非常时期，一般人能保持较高的精神状态，那是因为这种“衣食不足”是被外部（敌人或自然界）所强加的，放而另当别论。一般来说，象“衣食足而知荣辱”一类古训，其本意不在揭示某种严格的必然关系，而只是从特定角度对某些社会现象的一种盖然性的概括，这就无怪乎人们可以对同一句话各执一端、争论不休了。事实上，这类命题有很多是彼此矛盾的，但又各有依据。有名言日“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但又有一说叫“人穷志短”、“饥寒起盗心”；“衣食足而知荣辱”固然有例可证，然而“饱暖思淫欲”者却也石乏其人。要使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有所前进，我们必须力戒含混笼统，充分注意概念的明晰性和命题的逻辑结构。附带指出这一点恐怕也是有益的。

人的需要多种多样，最基本的需要未必就是最高级的需要。这就向制定全面经济计划的决策者提出了一个大难题：究竟应当怎样确定这种种需要的主次先后顺序呢？走极端的计划当然是错误的，我们既不能把全部力量都用来解决口腹之欲，也不能把全部力量都用来修建图书馆。但是，除开这种行不通的极端计划外，我们仍然面临着多种可能性需要加以选择。问题在于，并不存在着一种唯一的正确方案．因为我们追求的价值可以不限于唯一的一种，而这种种不同的价值目标除了有可比较的一面外，确实还存在着某种不可比的方面。同样是一百元钱的收入，运动员的开支安排和技术员的开支安排显然会大不一样，但是这两种不同的安排都可能是行得通的，而且对于各自的追求目标而言都是正确的、合理的。同时，硬要在这两种追求目标之中分个高下优劣也很难办到。同样是制订整个科学院的全面发展规划，一个物理学家提出的方案和一个昆虫学家提出的方案肯定不会相同，人们也很难判定其中哪一个方案更正确。我们说人人都赞同制订计划，那不过是说人人都希望以自己心目中的计划为计划。至少，他也是希望经过协商后能保留下他最看重的部分，而这一点总不是全都能得到保证的。事实上，一个统一计划的产生，诚然可能是尽量合理协调各方意见的结果，但它势必会以相当一批设想的抑制甚至牺牲为代价。如果说在价值目标一致的前提下，调和各种手段的满足已属不易，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要统一各种不同的价值目标就更加困难。固然大家都以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为己任，但彼此对所谓“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的理解却可能各有侧重而并不相同且难以比较。举例说，有人主张为全市居民每人增修半平方米的住宅，另外一些人则主张用这笔资金兴办一所大学。这两种主张无疑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然而对之加以抉择就很困难。因为很难说这两种价值目标谁对谁错。

几年前理论界还进行过一场有趣的争论。它涉及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问题。这场争论是有益的，但多少有点文不对题。所谓“为生产而生产”倘不是十足的愚蠢，则无非是一种比喻，它不过是用以形象地说明那种轻视人民眼前的直接的物质需要的倾向而已。有同志宣称，必须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有的还主张把人民需要的满足当作衡量社会实践成败的标准。这些说法的意向很清楚，但表述却不准确。因为不注意满足人民眼前的直接的物质需要不等于不去满足人民需要。除开那种完全不顾人民当下物质需要的极端作法之外，真正的症结在于不同的价值标准。过去我们搞生产，重点是放在追求国力的发展上。在当时决策者的需要顺序表中，“国强”先于“民富”。对于这种价值选择，人们可以表示喜欢或不喜欢，但若是批评它不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则是不合适的。“国强”显然也是广大人民的需要，而且是比“民富”更为高级的需要。近代中国屈辱的历史，使很多人对“国强”亦即对国家在政治军事上的强大有着十分强烈的要求。因此，他们宁肯用粗食、居陋室，也要搞原子弹，搞人造卫星，也要无偿地援助其它国家。这种方针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如果说在某些方面遭到挫折的话，那主要是由于我们在追求这套价值目标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具体做法上犯了很多错误（“文化革命”的破坏姑且不计在内）。这并不意味着当初那套价值目标本身违反社会需要。

不错，社会需要是客观的，计划是主观的。一个计划的正确与否就在于它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的社会需要。通常，人们对于这一点都有较明确的认识。但是，仅仅看到这一点还很不够。我们必须同时看到，制订计划不同于认识某一客观现象，它还包含了主体的价值判断，包含了主体的选择。顾客只能购买柜台里现有的商品，只能根据自己口袋里实有的货币来购买，然而在这一前提下，他仍有选择的广阔余地，而且他不得不进行选择。肯定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需要，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又显然是不够的。有人说必须在各种需要的满足之问确定正确的比例关系，要避免比例失调。但是什么叫“正确”的比例？那本身便是不确定的。事实上，在同样的条件下，“正确的”也就是不失调的比例关系，可以有很多种，到底选择其中哪一种，这不能不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念。取决于人们对各种需要的重要性的评价。

从这种角度去回顾几年前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我们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是反映了人们价值观念方面的一种深刻变化。它表明多数人对眼前的直接的物质需要的重视程度较之先前有了显著的提高。“民富”的需要如今被提到了首位。这种变化在和平建设时期是不可避免的，是自然而然的。这个问题下文还将提及。眼下我们不过是以此为例，借以说明确定满足需要的过程即制订经济计划的过程不纯粹是一个认识问题或知识问题，它同时还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决定了我们在追求各种需要的满足时必须确定各种需要的主次先后顺序。因此，选择是不可避免的。考虑到需要的其它特性，我们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下面，我们将分别讨论需要的另外一些特性。

2．需要的发展性

人们需要不仅具有多样性，而且具有发展性。人的各种需要都是不断增长的。对于这种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言，满足是相对的、暂时的，不满足才是绝对的、永恒的。在这一点上，人和其它动物有着根本的不同。动物的需要基本上不发生变化。一个优秀的动物学家懂得，只要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某种动物的需要便可获得充分的满足。即便是那些生性娇贵的动物（如大熊猫），其需要也是有限的。它们的需要既不难确定，要达到完全满足也不是办不到。然而人却不一样。人的需要是没有止境的，是无限发展的。

人的需要的发展性，来自人的活动的创造性。人类需要的不断增长，是和人类活动的无限拓展相辅相成的。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需要提高的规律”是同社会生产的增长过程直接相联的。①动物的需要总是针对一定的客观对象，它总是对某种现实事物的需要。人类的需要。却不止于此。人类可以对尚不具有客观现实性的事物产生需要，即是说，人类的需要可以由幻想来产生。人类生存活动不仅仅是对外界环境的适应，同时也是对外界环境的改造。生产不仅满足需要，同时它也生产出新的需要。生产是不断发展的，需要也就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某一水平之上。

且以饮食需要为例。乍一看去，人类对食品的需要最有限，也最可能得到充分满足。因为它受制于人的肠胃这种特定的生理组织。．但是事情远不那么简单。自人类产生以来，人类的食物已经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如果说为了使胃口达到饱足所需要的食品数量是相对不变的话，那么，食品的质量却是可变的，而且可以大变特变。以往的仁人志士们说“粗茶淡饭足矣矽，今人却很难对此表示赞同。除去对于色、香、味等似乎带有奢侈色彩的考虑之外，从营养学的角度出发，今人也不能认为粗茶淡饭就“足矣”的。古今中外颇有一些高尚人物反对发展口腹之欲，他们都主张人对食品（①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32页。）的要求应当以人体的生长、健康所必须的限度为准。这种主张自然非常正确，但是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人体生长健康所必须的限度”？这个限度本身难以确定，因为它事实上是不断发展的。根据一般动物的发育期与寿命的比例研究，不少科学家断言人类应该活到150岁。由此观之，迄今为止，我们为满足自身生长、健康的需要所获得的一切，离这种生长与链康“所必须的限度”还差得相当之远。这很可能意味着，即便是当代最合乎营养科学的饮食结构，也远远没有达到它“所必须的限度”，更不用说超出这个限度了。既然从单纯的营养角度，人类对饮食一项的需要都不可能完全充分满足，况乎其它！承认人的需要的不断增长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历史上的空想主义者们有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他们误认为人的需要——确切地说，是人的物质需要——是有限的。因而他们相信，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将来必定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人的物质需要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有些空想主义者们甚至断言他们那个时代就已经具备了这种条件，只要对现存社会重新加以合理的安排，人人的物质需要都得到充分满足的美好时代即刻就会到来。我们总是批评以往的种种乌托邦设想都带有禁欲主义，这其实不公平。须知，在这些乌托邦的设计者和他的同时代人看来，那些乌托邦中的物质生活非但不是清苦的，简直是十分富足的。只不过水涨船高，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处于更高的物质生活环境，一般具有更高钧物质需要，居高临下地回顾过去的大胆幻想，难免不产生“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罢了。
真正的问题在于：人的各种需要，包括物质需要，都是不断增长的。任何把人类的需要（主要是把人类的物质需要）凝固化的作法，都必将遭到历史的否定。不过，我们说人的物质需要不可能绝对地充分满足，这并不等于说它不可能得到相对的满足。这里所说的“相对的满足”不仅具有相对性即是说它本身是可变的，同时也具有某种绝对性。解决起码的充饥和解决进一步的营养毕竟不是一回事。有人提议，在当代人类社会，可以把“生存斗争”即“为了生存而斗争”（struggle for life）这种说法改为“为了成功而斗争”（struggle for success）。这就是说，对于狭义的生存问题，今天的人类已经大体上解决了或者说已经能够基术解决了（因为在事实上还没有完全解决）。注意到物质需要相对满足的可能性是十分重要的；这有助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肯定了人的需要（包括物质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赞同“得陇望蜀”、“欲壑难填”、提倡追求口腹之乐？对此我们很难予以简单的回答。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提得太含糊。在日常语言中，象“得陇望蜀”、“欲劂难填”、追求口腹之乐等说法都带有贬义。然而倘若把这些说法当作是对现象事实的描述，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是正确的。对于事实判断而言，只有真伪之别，并无善恶之分。承认人的需要（包括物质需要）是不断增长的，这是一回事；赞同或提倡一个人可以不顾他人利益而一味满足自己的需要，或是不顾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而纯粹发展物质需要，这是另一回事。前者是“是不是”的问题，后者是“该不该”的问题。二者不可混为一谈。没有“是如何”，自然谈不上“该如何”；但是，肯定了“是如何”，并不等于就肯定丁“该如何”。在西方哲学史上，英国哲学家休谟最早发现了“实然”（to be）问题与“应然”（ought to be）问题的区别。他指出我们不能够从“是不是”直接推导出“该不该”。①后来的思想家们为了确定实然问题与应然问题亦即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了许多有趣的精辟见解。此处我们不准备一一评述。我们只是提请读者注意到它们二者之间有区别。

认清这一点绝非无关紧要。因为对这种区别的无知正是人性研究、道德伦理研究方面一系列糊涂观念的根源所在。譬如说作为一个事实判断，“人皆有利己之心”本来是不错的，但有些幼稚的同志却由此推出人不应该大公无私的结论。这就大谬不然了。与此同时，有些同样幼稚的同志出于坚持大公无私的道德理想，反过来否认“人皆有利己之心”这一事实。其结果是抹煞了美德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人都是“从自己出发的。”他不可能不从自己出发。当我们说某人从他人的利益出发，那不过是说从认识上讲，他是从他所理解的他人的利益出发，另外也是说是他自己作出决断、决定把他人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前的。“人皆有利己之心”无非是说人人都有满足自己个体利益的需要；它和“人都是自私自利”一说根本不同，后者意味着人只有满足自己个体利益的唯一的一种需要，我们认为人人都有满足自己个体利益的需要，同时也都有满足其它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的需要。一个高尚的人不是没有自己的个体利益或不追求自己个体利益的实现，而是把他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甚至能为前者克服后者、牺牲后者。一个卑劣的人则恰好相反。上（①参见休谟《人性论》，第三卷，第一章。商务印书馆，1980年）甘岭坑道里饥渴交加的志愿军战士们互相推让大苹果的事迹所以感人至深，难道不正在于每个战士都有着想吃掉苹果的强烈需要吗？如果是一个饱胀得难受的人做出类似举动，那还有什么崇高可言呢？美德总是意味着用一种更高级的愿望去克制自身所固有的某种较低级、但无疑是正当的和自然的愿望。称赞一个人毫无利己之心并不是说他事实上根本就没有满足个体利益的需要或心理，而是说他能够为更高的目标克制li这种需要或心理。志士仁人们甘愿吃苦，是因为他们“后天下之乐而”，绝非对“乐”本身加以否定。如此等等。对此详加论证自然不是我们当下的任务。不过。鉴于有关的误解和混乱是那土普遍、那么严重，稍微讲上几句也许还是。必要的吧。

3．需要的二重性

虽然很多动物都知道哺育后代和储备食品，但只有人类才是面向未来的生物。如何处理眼前需要与长远需要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人类的一个严肃课题。

“今朝有酒今朝醉”自然不足取，象守财奴那样为了将来的享受而放弃眼前的需要未免是愚蠢。吃苦精神尽管常常是一种富于理想主义色彩的英雄气概，但是它不可能成为普遍。它也不应该企图成为普遍。如果要求每个人都多栽树、少乘凉，甚至只栽树、不乘凉，那么栽树还有什么意义？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他们应当为子女提供比自己当年更好的条件。这大溉是举世公认的。但是，“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父母作马牛”的古训，谁又能说没有道理呢？人类劳动本身便具有扩大性积累的特点。因而在正常情况下，明天、后人，总是会自然而然地处于比今天、今人更为有利的位置，因此，额外地要求今人省吃俭用，未免就过份地偏爱了后人。

对于个人行为是美德的东西，作为治国之道却不一定是良策。私德未必都是公德。儒家学说讲究修、齐、治、平，以修身齐家的道理外推到治国平天下，那实在是一个不幸的谬误。顼知，有些美德之所以是美德，恰恰在于它属于个别、属于特殊，并且，它也只限于个别、只限于特殊，并不要求成为普遍。就这一点而论，某些修身齐家的道理恰好不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有一些从非常岁月中抗争过来的人，一到太平盛世，反倒会感到某种困惑，他们发现虽然他们自己在新时代受到尊重，但是他们所引为自豪的吃苦精神却并没有成为新时代一切人们的普遍行为准则。这些同志忘记了他们当年艰苦奋斗正是为了让大多数人能过上好日子这个简单的道理。毫无疑问，和平建设时期也是需要理想、需要献身精神的，但是从整体上讲，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搞建设不能依靠热情，而必须依靠个人利益、个人兴趣。在正常时期不能过份强调人们的长远需要而必须充分注重人们的眼前需要。今天有今天的权利，这一代有这一代的权利。如果说对个人而言，我们永远提倡那种为了长远需要而克制眼前需要的精神，那么在统筹安排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时，我们却必须奉行另一种原则。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是社会需要，这里所说的社会需要，既包括眼前需要，又包括长远需要。我们不妨把需要的这两个部分称之为需要的二重性。如何妥善地解决好需要的二重性问题，显然是我们考虑需要问题时所必须加以抉择的又一个难题。

4．一切需要都应该满足吗？

人的需要除了具有前面说到过的多样性、发展性和二重性之外，还有一个特点不可忽视：有些需要本身可能是有害的。

关于社会主义生产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这种说法，可能会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一切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都是应该满足的。这种印象并非毫无道理。“需要”既是一种事实性描述，它基本上就是中立的。声称某种需要是好的、指斥某种需要是坏的，一般是说不通的。形形色色的禁欲主义正是对人的天然需要本舟妄加评判，宣布某种需要是罪恶之源，进而否定满足这种需要’的正当性。从科学的角度看，人的各种需要，即欠缺感，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食色性也”，无所谓好坏利弊。善恶是非只发生在追求这些需要的满足时所采取的方式上、手段上，只发生在人们对各种需要的主次先后的排列顺序上。如果你是用自己的诚实劳动来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那么这是好的；反之则是坏的。如果你把思想文化方面的需要置于重要的位置，那么你是高雅的，反之则是低下的。等等。

可是，认为一切需要的满足均为正当的观点是不是有点太简单化了呢？恐怕是的。譬如吸毒。中国人对于吸毒的危害应当说并不陌生，一百四十五年前的鸦片战争正是围绕着禁烟运动、也就是禁止服用鸦片毒品的运动而展开的。假定有人有吸毒的需要，又假定他们决定以正当的方式来满足这种需要，那么，社会是否也应该“最大限度”地去予以满足呢？如果说这个例子太极端，人们太容易做出否定的答案。那么换上一些其它的事例，问题的难度就开始显现出来了。香烟也可视为一种毒品，只是其毒稍轻，但是世上的瘾客们既是如此众多，显然并不都是精神空虚之辈，因此我们不大可能把吸烟的需要归结为人们的某种正当需要在不良的社会环境下扭曲变形的结果。对于这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需要，社会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饮酒的情况与吸烟有些类似。这些属于物质需要方面的难题。文化需要方面也有自己的苦衷。一提起文化需要，人们常常以为它们全部都是高雅的，其实未必尽然。渲染凶杀暴力的文艺作品自不待言，单单是那些格调不高的东西就够棘手的了。有人否认这类东西是文化，但那对于解决问题并无帮助。有人以为这类东西作为严肃紧张生活之余的一种补偿、平衡、调剂或消遣，未尝没有正面的功用；可是问题在于，这类东西的客观影响往往超出了严肃正经的人们为其规定的界限。打扑克是一种健康有趣的游戏。可是，即便除去那些用它赌博的人不说，也确有不少人为了打扑克而通宵达旦、耽误正事的。对某种需要的满足常常变成对这种需要的刺激，因而造成越是努力满足，反倒越是感到不满足的情况。所谓“嗜好”差不多就是指的这个东西。如果说对于象吸毒一类明显有害的需要，社会不难用法令加以制止的话；那么对于包括吸烟打牌一类不那么有害、或本身未必有害、但过度则成灾的需要，又当如何是好呢？“适当限制”的话好说，事不好做。要确定当限不当限、限制到什么程度、以及用什么措施去限制，显然都会遇到大量的困难，包括价值上的和技术性的。这一点也许正是我们社会目前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

自从实行对内对外开放以来，我们的生活无疑比以前丰富得多了。即便是那些最古板的人也无不从这种多样化中分享到这种或那种的好处。从经济学和哲学的角度看，生活的丰富多彩或曰多样化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我们承认了较多样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的正当性，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决心满足这比较多样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围然，造成今日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离不开物质因素即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却是观念性的，是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戏剧性的重大变化。前些年人们所以享受不到今天这种丰富彩的生活，主要并非那时的生产力达不到，而是当时的社会意识不允许。非不能也，是不准也，我们不妨把这种意识称为禁欲主义。但是，现代禁欲主义和古代禁欲主义有所不同，否认“来世”概念， “原罪”概念的禁欲主义和肯：定“来世”、肯定“原罪”的禁欲主义有所不同。它并不是直接地否认人的各种需要，相反，它倒是以充分满足这些需要为自己的口号。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身长去规定别人的高度的，它总是把自己对“需要”的理解强加给一切其它的人。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呆板与偏狭。费尔巴哈说：最好的东西也未必适合于一切人。这就是说，对于某些人是最好的东西，另一些人却可能不以为然。不仅如此。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有些东西孤立起来看是不那么好的，但却可能对整个社会起到较好的作用。成天讲究梳妆打扮恐怕很难算是美德。黑格尔萑《哲学史讲演录》中提到一桩轶事：一位犬儒派哲学衰战意穿得破破烂烂以示清高，黑格尔指出这种做法和那些有心穿得华贵时髦一样，其实都是虚荣心的表现。这可谓一针见血之论。同时，黑格尔表述了自己对衣着问题的观点。在这位追求严肃事业的哲人看来，衣着服饰是不要紧的事，因此也就应当把它当作不要紧的事看待。既不要追求时髦，也不要故作简朴。我们相信大部分同志都会赞同这种态度。可是，我们能不能或该不该以这种态度去要求一切人呢？乍一看去，似乎是既能够也应该的。实际上，我们过去多年间就是这样做的。然而其后果如何？十亿中国人在服装上成了清一色的“蓝蚁”，难道不正是由此形成的吗？有人会说，我们并不反对培养善于创造美的服装设计师，我们反对的只是那些只知个人梳妆打扮、追求新奇时髦的人。但是，“没有第一流的球迷，就没有第一流的球队”。谁又能否认在推动整个社会的服饰更新变化、绚丽多彩方面，那般成天琢磨“领导服装新潮流”的“勇敢分子”们起到了某种重要的作用呢？陆文夫的《美食家》揭示出三十多年来我们在吃喝问题上的微妙而深刻的观念变化，发人深思。同时它也证明了，象朱文治这种除了品评美味佳肴外一无所长的人也可以有他的社会功用（这当然不等于说我们今天应该按朱文治的模式去培养新时期的美食家）。人类在吃穿问题上的进步，有时（注意：是“有时”）竟是借助于浅薄庸俗之辈的必要刺激，正如人类在劳动技术上的进步，有时竟是出自偷懒的心理的驱使一样。由此观之，要在某些需要的当限不当限、限制到什么程度以及用么措施去限制等问题上找出一个十全十美而无流弊的办法实在是非常困难的。

需要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事实问题，可是如果我们从社会的角度去考虑应当满足那些需要以及如何满足这些需要等等，它又变成了一个价值问题。涉及价值，就离不开主体的选择。笼统地说“满足需要”是不够的。既然人的需要在不断增长，那么要完全满足需要就是不可能，既然有些需要可能有害，那么试图满足一切需要就是不应该；既然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我们就不能不考虑谁主谁次、谁先谁后，既然有眼前需要和长远需要之分，我们就必须确定二者之间的适当比例。

不少同志不喜欢“选择”这个字眼。在他们看来，这个字眼带有明显的主观性色彩。承认选择便是有悖于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严格的客观性要求。按照这种观点，“社会需要”是一种完全客观的东西，它现成地存在于某处，只待我们去发现就是了。“真正的”社会需要只有唯一的一种或唯一的一套。如果说人们对此具有不同的看法，那不是由于彼此的立场不同就是由于彼此的知识不同，因而它们总是可以通过开展斗争或进行讨论而变成一致。这种观点在认识论上是幼稚的，是一种机械决定论；在实践中则往往导致独断专行。列宁早就指出：人的认识必然含有相对主义的成分（但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前面几段关于需要的性质的讨论旨在说明那种以为能够发现一套唯一正确的社会需要的“真正客观”的知识只能是一种空想。这并不是说，所有关于社会需要的各种不同见解都是半斤八两、“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全无高下优劣可言。这只是说，即便是那种相对说来最佳的社会需要观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判断主体的主观倾向。这里所说的“主观倾向”包括两方面：一是指认识方面的局限性，一是指在好恶方面的独特性。假如说两位厨师在关于何种食物最有益于健康的问题上还可能看法一致的话，那么他们在什么东西最可口的问题上的分歧，从原则上讲就是不可消除的。我们每一个人对社会需要进行判断，不同于一位医生诊断病情，倒更象一位厨师预备食谱，他纵然能满足健康方面的要求，却永远不可能使个个就食者在口味上都同样地称心如意。公共食堂的兴衰史所揭示出的深刻内容，恐怕至今仍未能被许多同志消化。

确定社会需要有两种办法：一是靠市场，一是靠计划。靠市场，就是听任每个人尽可能地按照自己的需要观去行事。靠计划，就是由一个集中的社会中心为大家制定出统一的需要体系。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就是社会按照社会自身的需要自觉地安排它的经济活动。不过我们须得避免一种实在论性质的错误。实在论是中世纪流行的一种哲学思潮，它认为“共相”（一般）是独立于个别事物的客观“实在”。不少同志在考虑社会问题时容易陷入实在论的谬误或幻想，那就是他们总是无形中赋予“社会”这个概念以独立于社会上一切个别成员之外的客观“实在”性。似乎真有一个叫做“社会”的东西，它高踞于组成社会的一切成员之上，超脱于每个具体的成员之外，它有“意志力、能“认识”、会“安排”、能“指挥”。正是列宁告诫过人们：无产阶级不会因夺取政权而成为圣人。在“社会按照社会自身的需要自觉地安排其经济活动”这句话中，作为主语的那个“社会”自然包括现实生活中的决策中心，但同时也兼指其它具体成员。因为除开了这两者也就无所谓“社会”了。我们习惯性的错误有两个：第一，我们习惯于把作为主语的“社会”仅仅理解为决策中心；第二，我们习惯于把决策中心的意志径直全等于社会的意志。这样一来，“社会按照社会自身的需要自觉地安排其经济活动”这句话就被片面而绝对地等同于决策中心按照它对社会需要的理解、选择与判断，对其它人们的经济活动加以指挥和调节。在这种认识之下，“命令就是计划”、“长官意志”就是客观规律的情况就势在难免，在最好的情况下，势必造成只有中央的积极性，没有地方的积极性这种局面。一方面，它视中央计划为全能、为神圣，另一方面，它视市场机制为异端，完全排斥任何市场活动。一切都管，一切都管得死死的。这种作法表面上似乎“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它却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挫折，从而影响了社会主义的名声。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彻底纠正了上述错误。《决定》重申了列宁关于制订“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的精辟见解；推翻了那种认为计划与市场不能并存的传统偏见；强调了经济计划的概略性和灵活性，指出了缩小指令性计划的正确方向，指出了要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主张，肯定了增强基层经济活力的重大意义。简言之，这就是要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

不难看出，《决定》为我们正确地、有效地选择和判断社会需要指明了方向。社会决策中心仍是必要的，但社会其它成员的自主活动也不可缺少。整个社会需要应当由这两方面的互相补充、协调而得以确定。鉴于需要问题的极其错综复杂，由决策中心单独地代替全体成员对各种需要作出不分巨细详尽无遗的抉择是力不从心的。为什么不可以把很多抉择交给相对独立的企业或生产者自己去解决呢？即便拿确定消费与积累的比例这个全局性的问题来说，我们也完全可以采取两种方式协同进行。一方面，国家制定税收政策，从而保证国家能集中必要的财力。国家则按照自己确定的积累率，将这些财力的一定部分用以满足那些社会性需要，将其余的一定部分用以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企业既然有权把相当一部分利润自己支配，它又可以根据自己确定的积累率，妥善处理好企业自身的发展与职工生活福利问题。两方面的选择加在一起，就共同解决了整个社会的消费与积累即眼前需要与长远需要之间比例这个大难题。由于这种比例的确定充分体现了社会各方面的自主意识，因而它们就必然会尽可能正确地解决一系列有关的技术性问题。

这里不妨顺便纠正一个流行的观点；曾经一度我们的积累过高，这是一个事实；那时的经济增长缓慢，这也是一个事实。但是有许多同志笼统地认为后者正是由前者所造成的，这就未必妥当了。一般来说，高积累总会引起高增长，重“国强”轻“民富”总还能导致“民不富而国强”。事实上，有些国家；象苏联，就是这么做的，而且在一定时里内也大体达到了其相应目标。可见，对我们过去的某种挫折还需要考查得更深入些才行。正如前面说过的那样，选择重积累还是重消费，重“国强”还是重“民富”，这是一个价值问题。人们可以从价值的角度对某种选择表示赞同或不赞同，但是从事实的角度看，两种选择都可以行得通，因此都可以说是合理的。假定我们选择了重积累、重“国强”的方向，而到头来却没有获得高增长和“国强”的后果，那么其原因就不在于我们当初的选择不当，而在于我们实行这一选择时犯了若干技术性的错误。譬如一位青年工人立志自学，决定把工资的一半用于智力投资。这种选择本身自然是可以的、行得通的。但是他如果不会妥善解决一系列有关的技术性问题，那么他就不可能达到预定的目的。如果作为初中学历的他，不去注意初等数理化知识的基础训练，而把全付精力投入尖端物理学的攻读，把大部金钱用于购置昂贵的高级实验设备。那么他的失败就是必然的，而失败的主要原因显然并不在于他把一半工资用于智力投资这个方向的选择。事实上，假设没有诸如瞎指挥，浮夸风、图虚名而不顾实效一类错误，高积累这一抉择本身还是不会导致经济增长缓慢乃至倒退的后果的。

稍加思索还可发现，我们过去在技术性问题上犯那么多错误，一则出于认识水平之限，二则出于体制上的毛病。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企业领导只可能对上报数字、对产值给予相当重视，他们往往不可能对产品的质量、成本、销路情况、以及职工生活等问题给予足够的关心。换句话，旧体制不惟在妥善确定积累与消费比例上搞不好，而且它根本不可能保障人们尽可能正确地解决各种技术性问题。积累过高是一个问题，它影响了眼前人民的生活水平，把积累资金乱花一气是另一个问题，而且是更严重的问题，它导致了我们在实现长远目标时也受到挫折，从而使得当前的省吃俭用拚命苦干失去应有的意义。今天的经济改革则力图从体制上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其一，是通过计划与市场两种方式协同确定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其二，让改革成龙配套，让责、权、利有机结合，从而保证有关各方能正确地支配各种资金。金融学家早就指出过：自愿储蓄和非自愿储蓄在经济效益上是有很大差别的。花别人的钱既然不心疼，故而很少花的是地方。要获得真正适当的积累率，尤其是要使积累资金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关键是要让企业，让个人有更多的自主权。不要以为老百姓只贪图眼前利益。前阶段出现的消费基金膨胀、滥发奖金的现象不过表明了我们的改革还不配套，责、权、利还没有粘合在一起罢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高于欧美各国，原因之一便是作为东方民族的日本人习惯于节俭，习惯于勤奋。中国人的秉性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预言：一旦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全面的成功，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一定会自然而然地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民富”与“国强”必将齐头并进。从本世纪最后十年起，到二十一世纪的前若干年，“中国奇迹”的出现决不是没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