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指出极权社会靠着谎言与暴力共同 维持。当谎言有效的时候，谎言不被看作谎言而被看作真理， 而凭借着谎言的掩饰，暴力也不被看作是暴力，而被看作是人 民的权力。如今的情况是：谎言业已破产，谎言被现相为谎言： 暴力公开登场，暴力也被现相为暴力。

——文章摘录 

    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以一种十分不幸的悲剧方式结束
了。回想起在运动初起之时，多少人对它所怀抱的热切期待：
以及在运动高潮中，千千万万的人所洋溢的乐观与自信，我们
不能不说．它的结局是和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在『事与愿
违』这一种严格的意义上，我们必须承认八九民运的失败。
    当然，对于一椿正义的运动，其失败总会留下许多正面的
遗产。但这并不意味着失败就不再是失败。避讳『失败』这个
词，不是勇者的表现。它妨碍着我们正视现实，总结经验，重
振旗鼓，以便力争下一次的成功。


一、八九民运：是失败还是成功?

    有人认为：八九民运并未失败。相反，它赢得了巨大的成
功。因为它让中共当局的凶残本质彻底暴露，激起了更多的人
们的觉醒和反抗，从而为专制制度的崩溃创造了最重要的
条件。
    这种观点当然有它的道理。八九民运，以空前规模的群众
参与，温和节制且深得人心的诉求目标与和平理性的非暴力的
抗争方式，把冥顽不灵的中共当局逼到了死角，向全世界人民
展示丁这个政权的不合理性：六四屠杀固然暂时地压下了人民
的反抗，但它同时也使得中共当局完全丧失了它的统治的合法
性基础。毫无疑问，八九民运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有人说
六四屠杀使中国又回到了文革时代。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
为今天的中共统治已经全然失去了它在包括文革时代在内的过
去几十年间所具有的欺骗性而蜕化为一种赤裸裸的暴力统治。
按照波兰团结工会顾问、民主运动理论家库龙的说法，极权主
义乃是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包含在内并形成某种社会契约。极
权制度越是完美，它越是善于掩饰自己的暴力本质。成功的极
权制度不仅在于它全面地压迫人民，更在于其人民对这种压迫
的不自觉自知甚而主动参与这种自我压迫。从这个意义上讲，
八九民运是对极权制度的否定，而六四屠杀同样也是对极权主
义的否定。我们不能说今天的中国『倒退』了多少年，因为某
些社会进程是不可逆反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心的转变
是不可逆反的。索尔仁尼琴指出极权社会靠着谎言与暴力共同
维持。当谎言有效的时候，谎言不被看作谎言而被看作真理，
而凭借着谎言的掩饰，暴力也不被看作是暴力，而被看作是人
民的权力。如今的情况是：谎言业已破产，谎言被现相为谎言：
暴力公开登场，暴力也被现相为暴力。至此，极权主义便走到
了它的末日。一句话，八九民运的伟大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二、关于八九民运的失败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八九民运未获成功。因为：

    第一，成功的本义是，后果符合于目的。八九民运的目的
是争取基本的自由权利，建立和扩大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
运动的后果显然没有达到这些目的，甚而还造成了已有成果的
严重丧失。所以它是失败而不是成功。
    不错，有些参与者所怀抱的目的或许不同。根据柴玲五月
底的一个录像讲话，她说到：

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等到政府最后在无赖之极的时候，用
     屠杀来对付我们，我想只有到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国人
     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团结起来。

    如果从柴玲这段话来看，运动的结果正好是符合了她的预
期，因此我们可以说它是成功的了。但是，八九民运的绝大部
分参与者肯定不是持有与柴玲相同的目的预期，柴玲本人恐怕
也不是从运动一开始就有上述的打算。所以我们很难按照柴玲
这段话便断言八九民运是实现了它的目的。
    其实，即使按照柴玲设想的目的，我们也不能说八九民运
是成功的。因为，在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国人民并没有如
她所预期的那样『团结起来』。这不仅仅在于，在六四之后，
中国大陆又出现了较之六四前更严重的背叛、疏离、出卖、相
互猜疑等消极现象(那正好是团结的反面)：更在于，当我们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谈论问题时，我们必须重视的是现实的存在
而不是潜在的可能。尽管在六四之后，中国人民内心深处对共
产党统治集团更加同仇敌忾。但在社会现实中，他们却变得比
原先更隔离和更孤独。毕竟，我们不能把成功的种子径直地视
为成功本身。
　

    第二，长期以来，许多人迷信一个未加批判的论断：『压
迫愈深，反抗愈烈。』我曾在这句话后面加上过一个脚注
——『在弹性限度之内』。经验一再证明：严酷的压迫会招致
反抗，并且它往往比平淡无奇的安逸生活更能激发起理想主义
和英雄主义。可是，过分严酷的压迫是会消灭反抗的，确切地
说，它能把反抗压缩到几近无形的程度。过分严酷的压迫肯定
是要挫伤、而不是激发，侵蚀而不是助长理想主义和英雄主
义。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表明了，大规模的反抗暴政的运动，都
不是爆发在暴政最严酷，而是发生在暴政不太严酷的时候。八
九民运就是发生在中共的专政如故，但其严酷性已大不如前的
时候。六四屠杀则使得这种专制重新恢复到极端严酷的程度，
因此，正像以后的事实所揭示的那样：它不是刺激了更强烈的
反抗，而是平息了(虽然只可能是暂时地)反抗。注意：反抗
意识和反抗本身是不同的。六四屠杀强化了前者而削弱了后
者。现在，很少有人相信在近期内国内会爆发比八九民运更大
规模的反抗，多数人都把下一次民运高潮的到来寄托到邓小平
死后或上层出现新的分裂，也就是严酷的压迫重新出现薄弱环
节的时候。可见人们凭感觉还是都明白高压对反抗的抑制作用
的。然而，由于理论上不少人无批判地迷信所谓『压迫愈深，
反抗愈烈』，迷信所谓『越坏越好』的辩证逻辑，结果是导致这
些人在把运动引向危险时却还宣称是在走向胜利，并把明明白
白的失败依然叫做成功。
　

我们看到，在同一篇讲话中，柴玲抱怨起了中国人。她说：
五月二十八日后我越来越悲哀。……我想说，但一直不愿
说，但有时不得不说，那就是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奋斗，
为你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