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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
六五年春天，我偶然地从校图书馆发现了一本《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我说“
偶然”，是因为我那时很少去校图书馆借阅图书；而在当时向青少年推荐的大批书
目中也从没提到过这本《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另外，直到我发现这本书之前，
我对毛泽东的早年生涯好象并没有特殊的兴趣。
这是一本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用粗糙的土纸印成的小册子。它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青年毛泽东为了磨炼自己的意志，坚持冬泳和远足，在荒僻的野外露宿，
在人声嘈杂的城门口读书。他以“二十八画生”的署名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关心
天下大事，立誓救国救民。这一切都使我激动不已。当时的我，正处在由少年进入
成年的年龄，对个人的品格与意志的塑造怀有强烈的自觉，对眼下平淡无奇并略感
压抑的生活深深的不满，时常感到不被理解的孤独。基于这种心境，我便很自然地
对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故事产生了共鸣。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就在我发现这本《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的同一时期，
在全国，有很多和我一般年纪的青年学生也同样地为这本书所吸引。其中包括北京
的一些干部子弟、也就是尔后“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发起者们。我们都从这本
书里找到了自己的学习榜样。以前，“伟大领袖”在我们心目中是很抽象的。这种
高度抽象的形象虽然足以引起我们的崇敬，但不足以刺激我们效仿。当局号召我们
效仿的英雄人物，以雷锋为典型，基本上都属于“普通一兵”，因而又缺少光芒四
射的魅力。至于中外历史上其它类型的伟人，从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大科学家、
大文学家，则因为其阶级背景而一律蒙上了重重的阴影。这样一来，一个有血有肉
的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形象，就成了我们这批好高鹜远、自命不凡的青少年心目中
最高大、同时也是最正当的学习榜样。假如说“学习爱因斯坦”大有“资产阶级个
人主义”的嫌疑，而“学习雷锋”显然又难以满足我们暗怀的个人雄心，那么，还
有什么口号能比“学习毛主席”更为两全齐美呢？
130.“学习毛主席”
六五年秋，我升入高三，在新日记本的扉页，我贴上了一枚毛泽东画像的纪念邮
票，下面写上“学习毛主席”。这句口号是从郭沫若的一篇什么文章里抄来的，否
则我大概还不敢把它堂而皇之地写在日记本上。不过，我也只敢把它写在日记本里
。我从不曾把它写进文章或试卷。党号召我们学习毛主席的好战士，我却要学习毛
主席本人。这中间总象有点什么问题，让人觉得不太踏实。
事后看来，当年我那份隐忧果然是有道理的。诚如弗罗姆所言，权威主义教育的
第一条诫令就是：承认权威的至高无上、独一无上，绝对禁止任何个人萌生想成为
象权威那样的人的狂妄意念。“文革”中见到一份材料，揭发某造反派领袖“怀有
反革命狼子野心”。罪证是一页日记，上面是毛泽东的头像，下面写着“彼人也，
予人也。彼能是，我何不能是？”
当然，这条所谓权威主义诫令只是学者的理论概括，并非当局的明文规定。充其
量，它只是一条不言而喻的共识，存在于统治者的心领神会之中。当我们批评共产
党大搞现代迷信或造神运动时，严格地讲，那无非是一种比喻。共产党没有、也不
可能把领袖涂抹成具有超人间力量的神祗。相反，它倒总是强调领袖来自人民，领
袖是人民中之一分子。但是，出于权威主义制度的政治需要，这种强调必须是高度
抽象的。它必须防止人们产生和领袖比附的平等意识。所以，有关领袖个人生活的
各种具体情节，一向被掩藏在深厚的帷幕之下。那时候，我还读过两本苏联人写的
列宁传记和斯大林传记。文体的干燥乏味自不待言，满篇的歌功颂德之词也在意料
之中。最令人失望的是作者对传主的描写完全是非个性化的。然而，那正是此类传
记读物的标本。相比之下，肖三这本《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就生动有趣多了。不
过它显然只是一个罕见的特例。
131.第二种个人崇拜
“文革”前夕的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发展到惊人的高度。占优势的类
型自然还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但与此同时，
另一种类型的个人崇拜也开始蔓延。那就是以毛泽东本人为学习榜样，立志做一番
辉煌不朽的历史功业。这种类型的个人崇拜可能会造成双重效果。一方面，它可以
使得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发挥到淋漓尽致、登峰造极；另一方面，它又暗中鼓励了对
权威的平起平坐的态度，从而鼓励了对权威的挑战与超越。当然，这后一种效果只
是一种可能性。并不是每一个表示向权威本人学习的人，到头来都会产生和权威平
等的自主意识。再说“学习”二字也有多种理解。它既可以表示追求平等的独立愿
望，又可以表示承认差别的臣服心理。因人因事而异。
当我在日记本上写下“学习毛主席”五个字的时候。我当然还意识不到这句话可
能蕴涵的反叛意义。我只是不情愿仅仅做一名伟人的好战士。我更希望自己就成为
一个伟人。弗罗姆讲得很对，在权威主义人格的影响下，一个人会对自己的独立意
愿产生有罪感。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感到心里不踏实的原因。所以，我只有在读到那
篇郭沫若的文章后才敢写下这句话，而且还只敢写进日记中。在这里，“敢不敢”
的顾虑并非出于害怕惩罚。它反映了一种深刻的内心冲突：一方面是被长期灌输、
多少已经内化了的权威主义人格，一方面是顽强的、不可泯灭的个人自尊。
132.“当我年满十八岁的时候”
在一堂作文课上，老师要我们自由命题。我写下了这样一行字：“当我年满十八
岁的时候”。
中年人、老年人常常会讥笑青年人的幼稚轻浮。可是我敢说，在人的一生中，再
也没有比青年时期更严肃、更认真的了。对许多人而言，那是他们一生中仅有的一
段严肃认真的时期。
在几近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初我写这 篇文章时的那份庄重深
沉。我把成长比喻为登山。回首下看，你不会忘记你昔日的种种艰辛。你知道自己
并不曾虚度时光。然而抬头仰望，你不能不涌上一股迫切感，不知满足，不敢懈怠
(原话当然不是如此)。我提到了我的科学家理想。我写道：现在我懂得，首先我应
成为一个革命者。这句话受到老师的称许。那是否意味着我已经理解了“革命”呢
？也许，在更真切的意义上，它之是表明了我对一个理想人格的追求。
在这段时期，我开始了严格的自我训练——虽然说以前我也并不松懈。每天凌晨
，当起床铃还没响起的时候，我已经和几个同学一道在大操场跑了好几圈。我坚持
冷水浴，坚持游泳。离学校不远有两座新开凿的人工湖，我一周至少去三次以上，
冬天也毫不间断。记得在六六年元旦，学校放假，我专程从家里赶到湖边，成了全
学校——说不定还是全成都市——当年最早下水的第一人。
我坚持写日记。以前我也写过日记，但时断时续。这一次终于坚持了下来，直到
“文革”爆发。在日记本上，我给自己写下了一段题词：“一步一个脚印，踏实、
不断”。平心而论，我并不属于飞扬浮燥之辈。我的性格宁可说偏于谨慎耐心。我
写下了这段话，既是表示对成就一种坚毅人格的自我期许，同时也是给郁郁不得意
的自己作一番勉慰。
在学习上，我继续投入巨大的精力。尽管在这时，学习成绩的优劣在一般人的评
价中早已变得不那么重要。我对学业的不断努力，应该说也是为了完成自我训练。
譬如讲，我背下数学用表上的一大批数据，半是靠记忆，半是靠技巧。这远远超出
了应付功课的必要。和坚持冬泳一样，我主要是为了磨炼自己的意志。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那时候还
不知道这段名言。我只是有股自发的冲动，硬要逼使着自己从事这种斯巴达式的严
格训练。就说坚持冬泳吧。成都的冬天固然不算很冷，但湖水温度之低，常常只在
摄氏五、六度上下。好几次我临到水边迟疑半天不敢下去。上岸之后，不管怎样擦
拭身体、穿上厚厚的棉袄又蹦又跳，那一股透骨的寒气也久久地不肯散去。我一向
缺少身体的大胆，正如我一向不乏精神的大胆(我相信这类特性多半来自天生)。真
是何苦来哉。多年之后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原来所谓意志坚强、所谓追求完
美，其实就是得了强迫症，什么叫立志？立志就是下决心和自己过不去。
133.在斯巴达式教育之下
在我们那一代青少年中，这种刻苦磨炼自己的情形决不少见。年青人本来就崇尚
英勇刚毅。共产党的教育更是充满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共产党号召我们
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学校常常组织大家参加体力劳动和民兵训练
。在那时，“锻炼”是一个最流行的词汇，怕苦怕累则被视为莫大的缺点。倘若我
们把当年共产党对青少年的教育方式和古希腊的斯巴达相比，无论是就其严厉还是
就其狭隘，两者都颇有类似之处。
在这些活动中，同学们大都表现积极，唯恐显得落后。有些同学对学业马马虎虎
，但对劳动和民兵训练一类活动却不敢怠慢。因为按照当时的观念，后者似乎更直
接地关系到对你政治态度或革命性的评定。通常我在这类活动中的表现只是平平。
我既缺少强壮的体力，又缺少相应的技巧。譬如说，我手榴弹老是扔不远，干起农
活来也相当笨拙。偏偏我又 有完美主义的倾向，做什么事总想做得很好，做不好的
就宁肯不做。所以我在这类活动中常常感到不自在。当我从书中读到，毛泽东作学
生的时候，对他喜欢的功课精益求精，对他不喜欢的功课(例如美术)干脆交白卷，
心中很感宽慰。不过，我仍然做不到象他那般潇洒。这或许是因为，在我们那个时
代，体力劳动被赋予高度的政治意义或道德意义，教育方式又带有准军事化的性质
，一个人在这些方面有不足，便感到格外有压力。我下决心按照一套我自己选择的
计划锻炼自己，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使自己在这方面有所增进。
134.关于日记
很可惜，我高中时代的日记早已遗失。否则，我可以对当年的经验和思考作出更
翔实的描述。不过那也不尽然。最近，我读到几本同代人写的回忆文章，回忆在“
文革”、在上山下乡时期的生活。其中包括几篇当年的日记或笔记。我发现它们并
没有提供更深入更完整的信息。这不足为怪。原先，我们都不会写日记。我们的观
察、我们的思考，很少能摆脱我们所受到的正统教育。更重要的是，即便我们产生
了某些非正统的见解或疑惑，我们也绝少把它们记下来。我们自己在充当自己的检
查官。我们把日记当作思想改造的工具，或者是当作自我表白的工具。这当然和环
境、条件大有关系。我们的居住空间太狭窄，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我们都没
有严格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社会上又普遍地缺少尊重个人隐私的习惯。高一时，
我放在书桌里的日记本就被同学翻阅过，刚好中间夹了一位同班女生的象片，他向
别人讲了开去，于是引起一番不大不小的议论。这种事在当时并不罕见，虽然不受
鼓励，但也不大受指责。再说，我们又接受了这样的观念，以为一个人若是襟怀坦
白，就应该“凡事无不可对人言”。换言之，连我们自己都常常认为有了什么难于
向他人启齿的念头是不大光彩的，从而也是应该抑制的。有时候，我们对某些特别
信任的个人反倒敢于讲得更多些。尤其是，作为力求上进的青年，我们倾向于把自
己的内心的种种冲突都视为“天人之战”。我们坚持要用正确的原则指导自己的生
活。一种感受，除非能经得住我们理性的确认；一种见解，除非能获得我们理想的
支持，否则我们就不会把它写在笔下。这样一来，很多缠绕于我们头脑中的困惑苦
恼，乃至于表现于行动上的犹疑徘徊，在我们的日记中反而没留下多少痕迹。
尽管如此，当年的日记仍然有着可贵的价值。我们的生活背景变化太大也太快。
时过境迁，我们很容易淡忘当年的事实和当年的心情。日记总不失为一种可靠的提
醒。日记通常是孤独的产物，是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发生分裂的产物。有时候，我
们有了某种不为外界所知且不希望为 外界所知的事情或想法，我们会写日记；有时
候，我们则是有了某些事情或想法、不为外界所知但希望为外界所知、同时又找不
出更好的方式向外表达，我们也会写日记。我写日记大致属于后一种情况。当时的
我，由于身受出身歧视而落寞不畅；满腹心事找不着合适的人诉说，或者是觉得说
了也没什么用，所以便把一切都记下来。出于自信，出于自勉，我日记的基调毋宁
说是相当乐观的。我在日记里记下了我在学习上和锻炼上的刻苦努力，记下我对天
下大事的热切关心，记下了我不甘平庸的雄心壮志。当涉及到不被了解的委屈时，
我大概总忘不了加上几句“不以物喜、不以已悲”一类的慷慨之词。平时翻阅自己
的日记，多少能感到问心无愧的满足。只是那终不能挥除掉暗中的忧伤。
135.疑惑与坚持
其实，我的心情也很矛盾。从上幼儿园起，我就深受师长同学的夸奖，各种荣誉
都落在我的头上。我已经习惯于这种优越的地位。我甚至无法想象自己如何能屈居
二流。我把“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因此，我对于
那些平平庸庸而又高高兴兴的同学们的人生态度简直觉得不可理解。虽然我很少对
他们流露出轻视之意。事实上，我和他们总还是相处得很好。但从心底里，我深知
自己和他们不是一类。然而以报考高中一事为转折点，我的处境日见下降。起初我
的反应极强烈，后来渐渐淡了下来。我开始对自己的默默无闻的地位不再那么忿忿
不平了。无论是批准入团还是评比优秀，我都不再指望人们会提到我的名字。与此
同时，我和普普通通的同学们越来越混为一片。以前我也和大家不分彼此，但那时
被称为“不摆架子”，如今却是无架子可摆。不用说，在这一下降过程中，我是很
痛苦的。不过在当时，我既然还没有明确坚定的批判意识，因此我不得不着手调整
自己的心态，力图让自己适应于新的处境，也就是说，力图说服自己承认这种状况
的合理性。于是，我自己也向自己提出这种问题：我凭什么认为自己很高明呢？我
不就是功课上比别人好那么一点吗？那一点又有多大的意义呢？共产党竭力要求我
们做平凡劳动者，做普通一兵。我免不了要想：平凡普通又有什么不好呢？成名成
家思想是不是真的不对头呢？假如说我自己因为出身问题很难考上大学，那么，象
董加耕那样放弃上大学的机会而甘愿回乡务农，作一名脚踏实地的普通劳动者，是
不是更值得效仿呢？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周围更多的芸芸众生，他们看来过得并不坏
。我开始觉得我有些理解那种平庸的生活观了。虽则我知道自己还不会接受它。
我对什么是正确的人生理想发生了疑惑。但我对人生的积极进取并没有因此而动
摇。班上有位因病留级的同学，平时就不大合群，近来常常旷课。听说是得了神经
衰弱(顺便一提，当时我们不少同学都疑心过自己是不是得了神经衰弱。这当然和越
来越沉重的生活压力有关。也许，那主要是青春期性压抑的结果。毕竟，我们对有
关的生理知识和心理知识都相当贫乏)。我去看望他。交谈之下，我发现他对生活的
态度相当消极。他一再表示“看破红尘”，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这很令我感到意
外。因为在当时，一般人，起码是在口头上，都对生活表示积极向上的态度。我们
容忍平淡，美化平凡。我们批评各种各样的所谓错误思想，成名成家思想、贪图享
乐安逸的思想、不求革命只求过好小日子的思想，但我们很少面对这种厌倦人生的
思想。我试图给他一些鼓励。口头上讲未免别扭，我便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讲了一
大通关于人生、关于时代、关于革命的道理。我不知道他读了这封信到底有何感想
。后来，我从更多的朋友熟人那里发现了这种看破红尘、百无聊赖的思想。不过我
自己从来不曾产生过类似的念头。除非是在玩味某些古诗词和思考有关存在的哲学
问题时。然而这种玩味和思考，本身就是距离的产物，或者说是入乎其内、出乎其
外的产物。以后，我遭遇命运接二连三的打击，生活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毫无希望的
绝境，但是回想起来，我确实没有放弃过对人生的执着和对理想的追求。
(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
94年5月号（总第12期）
http://bjzc.org/bjs/bc/12/2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