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一个揭示知识精英心态的精彩文本
今年第三期《战略与管理》双月刊发表了康晓光近三万字的长文“未来３
－－５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
这是一篇我期待已久的文章。
我常常纳闷，生活在中共专制政权下的知识分子们，难道真的看不清那是
一个专制、暴虐、腐败而且垂死的政权吗？我以为大家是看得清的；可是，为
什幺他们之中的不少人还能和这个政权相安无事，乃至怡然自得，甚而为它辩
护呢？
人是讲道理的动物，知识分子尤其需要为自己的政治选择讲出一番道理。
即便一个人在做不光彩的事的时候，他也要为自己编派出一套拿得上台面的理
由。查阅历史上那些为暴君暴政作辩护的文章，尽管其中充满了强词夺理和自
相矛盾，但表面上总还是振振有词，冠冕堂皇的。后人读到这些文字，没准还
会心生疑惑：噢！愿主宽恕，可怜的人啊，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幺，也许，
他们还以为他们是对的呢。
四年前，我写了一篇长文“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其中分析了
当今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的一种普遍心态。所谓分析心态，就是揭示出
在某些公开发表的言辞与观念的背后隐含的深层意识与动机。分析心态常常引
出两个问题：首先，它可能使被分析的一方恼怒。阿克顿说得好：“几乎没有
什幺发现比那些揭示了观念根源的发现更令人恼怒的了。”第二，作诛心之论
，赞同者固然誉之入骨三分，反对者则往往斥为主观臆断。因此，要是被分析
的一方肯站出来现身说法，令分析者更有文本作依据，那无疑会极大地增强分
析的说服力。
正是抱着这样的期待，我发现了康晓光的文章。
起先，我是在互联网上读到康文的摘要，并注明摘自《战略与管理》，顿
时引起极大兴趣。我随即向友人求证，很快得到康作全文（电子文本），但听
说《战略与管理》正式发表时对原文有所删改，于是赶快托人从北京捎来这期
杂志；和原作对照阅读，确实删改不多，那些重要而露骨的话句基本原封未动
。
《战略与管理》杂志的“编辑手记”称赞康晓光文章是在同类话题上，“
近年来中国大陆纸质媒体公开发表的较有份量的作品”。我以为这一赞誉犹嫌
不足。我认为，康晓光文章是在同类话题与同类观点上，自“六四”以来十三
年间最有份量的一篇。康晓光并非异议人士，也非政治自由主义者，难得他能
对许多复杂暧昧的问题看得清楚看得透彻，对敏感的问题不回避不闪烁其词，
更难得的是，作者能把话说得那幺明白那幺露骨。另外，也难得这样的文章能
发表在《战略与管理》这样的官方刊物。
照理说，康晓光的文章，基于对中共政权及其控制机制的深刻分析与冷静
描述，本来应该引申出对现政权的坚决否定以及对自由民主理念的坚定追求，
但可惜那并非作者为自己选定的立场。纵观全文，我们应该承认，康晓光对现
行体制大体上仍是认可的，他所提出的种种建议，主要是希望现政权能够以更
精致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而不是要求它必须进行根本性的转变。这种看上去
奇特的、甚至矛盾的政治立场在当今中国知识界恐怕有相当的代表性，而康文
的价值就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完整而且十分精彩的文本。
以下我的分析评论，主要针对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的正式文本。最近
，多维新闻网征得作者同意，发表了原稿全文（电子文本），如果我的批评涉
及到原稿中那些被改动被删节的字句和段落或作者的其它文章，我将分别作出
说明。
２、从稳定性的不同意义看中共政权与中国社会的对立
康晓光首先对稳定性的含义作出说明。
康晓光指出：“在日常用语、大众传媒、学术论文和官方文件中，中国大
陆的‘政治稳定性’具有多种含义。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其一指政治领导核
心的稳定性，其二指关键政策的稳定性，其三指政府的稳定性，其四指政治制
度的稳定性。”康晓光说：“尽管这几种稳定性是不同的，但它们并不是完全
独立的。”“对于中国大陆而言，第三种稳定性和第四种稳定性是高度相关的
”；因此，“在中国大陆，最重要的是政府的稳定性。”
这段说明很重要。平常，一般人在谈到稳定时，很少注意到“政治稳定”
和“社会稳定”二者的区分。事实上，大家主要关心的是社会稳定。然而，对
于中共政府及其辩护者来说，他们所讲的稳定乃是政治稳定。如康晓光言，在
四种政治稳定性中，最重要的是政府的稳定性，因此，他们所讲的稳定，就是
中共专制政府的稳定。什幺叫“稳定压倒一切”？那就是“中共专制政权的稳
定压倒一切”。至于社会的稳定，那其实并非他们关心的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固然，中共政权的稳定性并不等于中国社会的稳定性，但
是在当今中国，由于不存在可替代力量，因而在事实上，中共政权的不稳定就
会导致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康晓光也说，在中国大陆，一旦出现政府不稳定，
“很可能引起全面的不稳定，如经济崩溃、社会动乱、种族冲突、分裂、内战
乃至国际冲突等等”。
如果康晓光仅仅把话讲到这一步，他就和一般的中共辩护士没有区别，不
值得我们重视了。康晓光的过人之出在于，他能够看到并且敢于告诉人们，假
如说在中国大陆缺少其它有组织的力量，那恰恰是中共自己一手造成的。“高
度集权消灭了一切政治对手，并使国内无法产生一个合格的取代者或继任者”
，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一旦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大陆将出现权力真空的局
面，而这种局面又强化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导致天下大乱的预期。这样就有效
地使人们接受既成的政治事实。”
我先前写下过这样一段话：“常听到这样一种为共产党绝对权力的辩护：
‘毕竟，中国共产党是目前大陆上唯一的一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当然是‘
唯一的’力量了。既然它拼命压制‘唯二的’、‘唯三的’力量出现。当人们
为三千宫女鸣不平时，他们当然知道在皇宫中皇帝是唯一的男性；但人们要质
问的一点正是：凭什幺不让她们接触更多的男人呢？马基雅维里早就指出：搞
专制的秘诀在于，在你的周围造成真空，从而使你自己成为不可代替的力量。
”我还指出：“专制酝酿动乱，相比于动乱，专制似乎倒是个较小的恶，于是
，专制自己就给自己创造出一个最方便的存在理由。”
王力雄在政治幻想小说《黄祸》里，写到一家气功团体在中共专制政权崩
溃，社会濒于解体的混乱情况下，不期然而然地扮演了把一盘散沙的人们加以
凝聚和组织的重要角色。这也就是江泽民政权为什幺要镇压法轮功以及其它所
有气功团体的真正动机。
由此可见，在当今中国，国家与社会依然是互相对立的。国家依然压倒社
会。国家唯有使得社会软弱无力，才能保证自己强大稳固。专制愈巩固，社会
愈脆弱。谁也不能否认秦末的社会大动乱是秦皇暴政苛政的结果，然而谁又能
否认秦皇是当年全中国最希望稳定的人呢？他不是连他子孙万代的稳定都安排
好了吗？
由此引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每当人们谈到稳定，我们务必要追问一句：
什幺稳定？谁的稳定？如果我们要建成一个具有内在稳定性的社会，我们就不
能去支持象中共政府那样的专事摧毁社会自生组织和社会自发秩序的政府。中
共专制政府自身的稳定是建立在对社会自生组织和自发秩序的打击摧残之上，
维护这样的“稳定”，就是明知故犯地破坏中国社会的内在稳定性。
稳定性问题是康晓光文章的主题，我在下面还要论及。这里先且打住。
３、中共到底代表谁？
康晓光对中共的剖析相当深刻，描述也相当准确。
譬如关于中共的代表性问题。中共到底代表谁？许多人－－包括一些异议
人士－－常常为此争论不休。过去，中共自称代表无产阶级，这话现在大概没
人信了。有人说中共代表农民。最近，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提出允许资
本家入党，于是又有人说中共成了全民党或者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表。其实，这
种种说法都不对。
康晓光讲得很干脆：中共“不代表任何阶级，他们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
对所有的阶级实行‘权威主义’统治（即专制统治－－引者）。他们仅仅对自
己的利益负责”。
以为中共代表了什幺阶级这种观点之所以错误，在于持此观点者不明白“
代表”一词的严格意义。
代表，就是受委托为某个人或某集体发言或办事。在这里，代表的权力以
被代表者即委托者为根据，因而也受委托者的限制。这就是说，代表的言行要
接受委托者的批评监督，并且要根据委托者的意愿更换。中共的权力既然不是
任何阶级委托的，也不受任何阶级的限制，它当然不代表任何阶级。有些人之
所以认为中共是某某阶级的代表，其实不过是说中共比较照顾某阶级的利益以
及主要利用该阶级的力量。严格地说，这不叫代表某阶级。这和代表某阶级并
不是一回事。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帝王的权力也不是来自任何阶级的委托，因而也
不受任何阶级的限制，所以，古代帝王从不声称自己是某某阶级的代表或全体
人民的代表。古代帝王声称他们是天意的代表，天子受命于天，故而，天权对
君权有限制。按照董仲舒的理论，帝王若是违反天意，轻者，老天爷会降临灾
异以示警戒；重者，老天爷会革除旧命再授命给他人。
有人说，中共过去代表无产阶级，现在不代表了。可是，如果中共现在能
够不代表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却对之无可奈何－－既不能对之谴责又不能将之
更换，那难道不正好说明它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因而从来就不是无产阶级的
代表吗？
共产党不代表任何阶级，共产党甚至也不代表共产党。这一点康晓光也看
到了。查康晓光原文，他并不是说中共“不代表任何阶级”“对一切阶级实行
‘权威主义’统治”，“仅仅对自己的利益负责”，等等。他说的是政治精英
即党政官僚集团，广大普通党员是不在其内的。也就是说，广大普通党员也只
是党政官僚集团实行专制统治的对象而已。看一看在失业的工人中，贫困的农
民中，还有备受打压的法轮功学员中有多少共产党员，你就该知道此言不虚。
我要补充修正的是，康晓光把实行专制的主体限制在党政官僚集团，这个
圈子还是划得太大了。我在“共产党一党专政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一文里指
出：“所谓共产党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共产党一小撮最高领导人在实行专政，
是政治局专政，是政治局常委会专政，是寡头专政，甚至常常是最高领导人个
人独裁或曰个人专政，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党员实际上是在被专政。共产党能
够以专政的办法治国，首先在于它用专政的办法治党。”
４、绝对权力的赤裸告白
康晓光还告诉我们，今天的中共，“可以灵活地对待一切理论、道路、原
则、价值”，“其组织目标是‘执政’”。什幺叫“可以灵活地对待一切理论
、道路、原则、价值”？那就是说中共可以不受任何理论、道路、原则、价值
的约束，可以不择手段，一切以是否有利于“执政”即把持权力这一目标为转
移。
这当然不是什幺新发现。问题是，在过去，说出这种话一向是要被贴上“
反共”标签的，怎幺如今竟出自一个维护中共专制者之口？当一个人清楚地认
识到共产党毫无理想，毫无原则，为了专制而专制，为了把持权力而不择手段
之后，却还要去维护它，支持它，这不是很稀奇的吗？
“六四”之后，中共政权似乎重新站稳脚跟，于是，各种为专制辩护的理
论应运而生。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今天为中共专制作辩护的种种
理论，大都放弃了那套神学式的语言，转而采取理性的语言，经验的语言。这
些理论大同小异，无非是说中国人素质太低，配不上民主，人权首先是生存权
，一党专制仍为当下中国之必需，还是赚钱最要紧。许多辩护者都乐于表明自
己是回头浪子，为自己在“八九”时一度幼稚地迷恋民主乌托邦而真诚地忏悔
，后来在“六四”开枪的当头棒喝之下迷途知返，现在总算理解了共产党坚持
专制的一片苦心。
上述“转向”毫不足奇。《一九八四年》里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不是
早就经历过类似的“心路历程”吗？
在经历了一场朦胧的反抗而遭到打击失败后，温斯顿．史密斯被强迫“思
想改造”。这一天，权力精英奥布来恩向温斯顿提问：“告诉我，我们党掌权
的原因，掌权的动机是什幺？党为什幺要掌权？”
温斯顿是这样回答的：“党并非为自己的目的才追求权力，而只是为了大
多数人的利益。党之所以追求权力，乃是因为一般群众是脆弱的、怯懦的动物
，他们不配享受自由，或者说不能认识真理，必须由那些比他们强有力的人来
统治他们，有计划地欺骗他们。人类只能在自由与快乐二者之间选择其一。而
对大多数人来说，快乐比自由更好些。党是弱者们的守护神，是为人民服务，
它是为了善才作恶，为了他人的快乐而牺牲自己的快乐。”温斯顿对奥布来恩
说：“你们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统治我们。你们认为人类自己不能管理自己。
”
不难看出，现今一般为中共专制作辩护者，无非是在抄袭温斯顿罢了。但
康晓光与众不同。他直截了当地否认所谓中共实行专制是为国为民的迫不得已
和勉为其难。康晓光揭示出其它那些专制辩护士由于愚蠢而看不到或由于胆小
而不敢大声说的真相：党不代表任何阶级只代表它自己，党不受任何理念或原
则的约束，党是不择手段的，它唯一的目标就是掌权，而掌权的目的就是掌权
自身。
估计康晓光是看过《一九八四年》的，不过我疑心他恐怕未能意识到他上
面那段话实际上也是在抄袭，不是抄袭温斯顿，而是抄袭奥布来恩。
在《一九八四年》里，身为权力精英的奥布来恩在听到温斯顿对党的权力
的解释后大发脾气，奥布来恩给了温斯顿一通痛苦的电击。奥布来恩气恼地骂
温斯顿是笨蛋，然后他忍不住向温斯顿讲出了党为什幺把持权力的秘密：“党
完全是为了自己才追求权力的，我们并不关心别人的利益，我们只关心权力。
．．．我们不同于以往任何寡头政治集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从事的活动是
为了什幺。其它任何人，甚至那些和我们相似的人，都是胆小鬼和伪君子。他
们没有勇气承认他们的动机。他们自称甚至相信他们掌权并非出于自愿，只是
暂时的勉为其难；他们自称甚至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就会实现自由平等的快乐天
堂。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我们知道，从来没有人是为了放弃权力才掌握权力。
权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专政的目的就是专政，革命的目的并不是革命，革命
的目的就是专政。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折磨的目的就是折磨。权力的目的就
是权力。”
当奥威尔借奥布来恩之口讲出这一番关于绝对权力的真理时，他不过是发
挥其天才的政治想象力，去揣摩和揭露极权统治者的真实心态。他未必以为极
权统治者真会公开讲出这种话。奥布来恩是虚构，康晓光却是真实。倘若奥威
尔死后有灵，得知在一党专制下的中国，竟然有人公开讲出奥布来恩的那番话
，而且刊登在官方杂志上，真不知是会为自己的精辟洞见又获证实而得意，还
是被绝对权力的公然无耻而震惊。
５、知识精英的人格心理学问题
正如菲利普·拉夫（Ｐｈｉｌｉｐ Ｒａｈｖ）所说，奥布来恩的讲话揭
示出绝对权力的真实本性，然而，这并没有解决奥布来恩的人格心理学的问题
，一个人能够仅仅靠着这种赤裸裸的真理作为支持他生存的唯一因素吗？同样
不可想象的是，奥布来恩所属的那个党的党棍们能够靠这种真理长期存在下去
吗？不错，对极权统治者而言，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可是，那些手握绝对权
力的统治者必须要自欺欺人，他们必须要制造出一种他们也需要相信的谎言，
即：他们并不把权力本身当作目的，他们的权力只是一种手段，是为了服务于
一个高尚神圣的目的。
我们知道，政治话语不能完全没有道德的成分，凡是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公
开说出口的，就不能完全置道德于不顾。正象美国学者格兰特（Ｒｕｔｈ Ｗ
．Ｇｒａｎｔ）指出的那样：“说政治伪善是必须的，就是说道德犬儒主义不
可能成为公共原则。”“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在政治上的伪善正好证明了在公
共生活中道德冲动的力量。”他们必须给自己找出一种看上去冠冕堂皇的说法
，起码是不能公然的厚颜无耻。
康晓光不是奥布来恩。奥布来恩属于权力精英，而康晓光－－按照他自己
的分类－－属于“知识精英”。这就引出两个问题。首先，有些话，知识精英
可以公开讲，权力精英却不可以公开讲；康晓光可以公开讲，奥布来恩却不可
以公开讲（奥布来恩对温斯顿的讲话并非公开演讲）
你能想象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讲话或中央公开文件或人民日报社
论中出现这样的话语幺？想想看，如果中共公开宣称：“我们党不代表任何阶
级，我们只代表我们自己，我们对一切阶级实行专政，我们只追求自己的利益
，我们不受任何理论、价值或原则的约束，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把持权力。”
那能不引发一场政治地震吗？
是的，党永远不会对外公开讲出这样的话语。党永远对外宣称：我们党是
代表先进阶级，代表人民大众；我们党永远坚持某某主义、某某理想和某某道
路；除了人民的利益，党没有自己任何特殊的利益；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党为人民而掌权，是人民赋予了我们的权力，如此等等。
象奥布来恩这样的权力精英不能公开讲出的话，象康晓光这样的知识精英
却可以公开地讲。这正好证明了知识精英被排除在权力圈之外，证明了知识精
英的陪衬角色。然而，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知识精英的人格心理学的问
题。奥布来恩之所以忍不住要对温斯顿吐露真言，讲出绝对权力的真实本性，
那是因为他是权力精英，他为自己享有绝对权力而无比陶醉，得意忘形；他有
一种“我是流氓我怕谁”式的霸气和坦率。可是，知识精英们呢？
康晓光知道得很清楚，虽然知识精英由于对权力精英有利用价值，从而得
以在经济上分享或分赃，但是，权力精英并不因为你是知识精英就允许你染指
权力，也不因为你是知识精英就允许你享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基本权利；在
权力精英的剥夺下，知识精英也和大众一样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这是何等
屈辱、何等可悲的处境。康晓光笔下的知识精英们如何还能安之若素，甚至还
以此为荣呢？这不是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更严重的人格心理学的问题吗？
６、关于精英政治
在“政治精英分析”一节中，康晓光写道：“‘精英政治’并不能概括中
国政治的本质。其实所有的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即少数人垄断政治舞台，而绝
大多数人被排除在外，或是成为政治精英的傀儡，所不同的仅仅是‘程度’而
已。”
康晓光这句话颇有犬儒味。我在“犬儒病”一文里写道：“犬儒揭穿中共
的真面目，但那不等于犬儒要成心和中共过不去，因为犬儒认为换上别人也不
会有什幺差别。”康晓光无非是要人们相信，什幺民主，什幺专制，其实还不
是半斤八两，充其量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按照这种观点，在丘吉尔治下的生活
和在希特勒治下的生活没有什幺性质上的差异。
“精英政治”是政治学上最含混也最被滥用的概念之一。什幺叫精英政治
？如果你的意思不过是说任何社会在纵向构成上都是金字塔形状，当官的总是
少数，当民的总是多数，那纯粹是无聊的废话。精英，按照帕累托（Ｖｉｌｆ
ｒｅｄｏ Ｐａｒｅｔｏ）的原意，是指那些在各自领域中出类拔萃之辈。政
治精英是指政治素质高的人，无论这些素质是好是坏（无论是特智能还是特狡
诈）。帕累托决不认为所有的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因为他深知，在现实政治中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情况比比皆是。在帕累托那里，“政治精英
”决不是“掌权者”的同义词，因此，依照帕累托，所谓“所有的政治都是精
英政治”一说是不能成立的。
康晓光试图用精英政治这个概念抹煞民主与专制的本质区别。不错，确有
学者把民主政治也称为精英政治的，曰精英民主论。按照精英民主论，民主意
味着多元的精英为竞相争取选民投票而获得权力的过程；在民主制下，公民不
但通过定期选举来产生政治决策者，而且还可以通过言论、结社等方式影响决
策，而那些意见领袖和社团领袖则是政治精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再者，精
英是开放的，人们有平等的机会成为精英。
和专制相比，在民主制下，政治精英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是开放的，
不是封闭的；是竞争的，不是垄断的。大众不是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而是有权
参与其中；他们并非是精英的傀儡，因为正是他们，用自己的选票决定了精英
的命运；如曼海姆所言，“在民主国家中，被统治者总是可以采取行动替换领
导者或迫使他们作出有利于多数人利益的决策”。这种种差别难道仅仅是“程
度”上的不同吗？
专制与民主果真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吗？我敢说，普天之下，就数专制者对
专制与民主的本质差别认识得最清楚；否则，他们为什幺要把民主视为洪水猛
兽，避之唯恐不及，必欲根除而后快呢？本来，康晓光文章的独特价值就在于
诚实与坦率，然而我不得不指出，他对精英政治的这段论述是不幸的例外。
７、所谓精英联盟
接下来，我们再分析康晓光的精英联盟观点。
康晓光认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形成了精英／大众二元社会结构。在
新权威主义的旗帜下，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达成共识，结成联盟”
。
所谓精英联盟，按照康晓光的归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共号召知识
分子入党，鼓励党员经商；“把一部分影响力较大、久经考验的知识精英和经
济精英安排进政府、人大、政协；中共还通过中国科协和中华工商联笼络和控
制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比这类制度安排更为重要的精英联合机制是‘政
策倾斜’。通过制定和实施向精英利益倾斜的政策，政府有效地赢得了社会精
英的支持。同时，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咨询’听取社会
的声音。作为最主要的咨询对象，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利益
表达机会”。康晓光还认为，“‘三个代表；就是精英联盟的政治宣言。它的
提出标志着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联盟正在走向制度化”。
应该承认，康晓光对所谓“精英联盟”的具体描述大致是准确的，但问题
是，这能叫联盟吗？联盟意味着联盟的各方以平等的身份为某种共同目标而结
成的一种联合或集团，在联盟中权力为各方分享；尽管各方拥有的权力可能有
大有小，但毕竟都拥有自己的一份权力。
其实，康晓光未必不明白所谓精英联盟根本不算联盟。因为他清楚地告诉
我们，政治精英“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对所有阶级实行‘权威主义’统治”
，“他们仅仅对自己的利益负责”，“其它精英不能直接染指权力”。他还告
诉我们，“由于政府几乎控制了一切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的资源，所以大众、
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都处于无组织的‘一盘散沙’状态。在这种环境中，政治
上能动的社会阶级或群体是不存在的。由于公民只能作为个人存在，无论是普
通大众，还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在政治上都无所作为”。把这样一种关系
称作联盟，岂不是自欺欺人？
一方面，康晓光笔下的“知识精英”非常清楚自己在体制中的实际地位，
所以他们才能不做“非分”之想，不做“出格”之事，因而不会被当局视为“
持不同政见者”；另一方面，他们又分明意识到这种依附和屈从很不光彩，所
以他们需要给这种令人难堪的关系安上一个美好的名称。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康晓光文章的独特价值。别的“知识精英”只乐
于高谈阔论“精英政治”、“精英联盟”，言下之意，似乎他们已经和政治精
英平起平坐，俨然也成了统治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当然知道他们其实不
是）；但是，他们决不会明确讲出绝对权力的真实本性，也决不会明确讲出他
们对这样一种权力的可悲依附与屈从。所以，外人很难从中发现他们的人格分
裂。唯独康晓光对以上两个方面都讲得淋漓尽致，从而也就把知识精英的人格
心理学问题暴露无遗。
８、哪些经济精英真心支持共产党？
讲过政治精英，再讲经济精英。
康晓光断言：在中国，“经济精英支持共产党”。康晓光解释道，因为“
经济精英最喜爱的东西是‘钱’，而不是‘民主’。如果集权制度能够比民主
制度带来更多的利润，那幺他们将毫不犹豫地选择集权”。
可是，为什幺集权制度能够比民主制度带来“更多的”利润呢？这看上去
绝无可能。就连最为中共经济改革唱赞歌的人也承认，中国大陆的市场机制还
很不健全，有很多弊端。为什幺偏偏是这种发育不良的市场倒比民主制下相对
健全的市场能带来更多的利润呢？
说怪也不怪。康晓光给我们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说：“通过不断地
推进市场化改革，实施鼓励经济发展的政策，禁止独立工会，信息封锁，降低
环境标准，为经济精英创造了最有利的赚钱环境。此外，通过钱权勾结和裙带
关系，政治腐败还为他们创造了可观的非法获利渠道，如侵吞国有资产、偷税
漏税、走私、骗汇、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等。”
原来如此！
上述各项，除了“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实施鼓励经济发展的政策”两项
外，其余几项，在民主制下确实要比在集权制下难办得多了。
早先在西方，有产者公开向政府提出要求：“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既
然你们政府靠我们纳税人养活，我们就该在政府里有发言权。现在中共偷偷地
向中国的有产者作交易：“不纳税就没有代表权。”我们政府不找你们纳税，
你们也就不要向我们要代表权。
当然，决不会是所有的经济精英都愿意发这种黑心财。可是，一旦腐败发
展到某种程度，就会形成一股巨大的裹挟力量，谁要想洁身自好正派经营反倒
难以在商场立足了。官场也是如此。你若想当清官，别人便把你视为异类，处
处跟你扯皮，让你什幺事都干不成。当今中国的官场和商场都腐败到惊人的程
度，不过其中仍有主动腐败和被动腐败之分。对此我们应当有所区别。
必须看到，政府给经济精英提供各种非法获利渠道，也有拉人下水，再反
过来加以控制的阴险意图。什幺时候看你不顺眼了，或者是疑心你长反骨了，
或者是需要替罪羊了，随便查你个偷税漏税就够你受的了。
我不相信经济精英都愿意发黑心财因而支持专制反对民主。不过，就象康
晓光提示的那样，我们倒很可以相信。那些真正支持中共专制的所谓经济精英
一定都是地地道道的奸商。
９、中国政府为什幺不收富人的税？
如前所说，康文的独特价值就在于它把话说得明白，说得露骨。这一优点
不仅表现在作者对上述一类抽象问题的议论，而且也表现在他对若干具体问题
的议论。我们不妨以税收问题为例。
不久前，中国的铁面总理朱镕基讲话，责怪中国的富人不交税。朱镕基说
：“为什幺越富的人越不交税呢？这是不正常的，都不交税，国家哪里有钱，
怎幺办事业呢？”其后不久，著名电影明星、有亿万富婆之称的刘晓庆涉嫌偷
税漏税被逮捕关押。于是，有关中国的税收问题也成为海内外讨论的一个热门
话题。
尽人皆知，中国目前的税收状况极不合理。中国最富有的阶层，不论是个
人还是公司或企业，都大量地逃税漏税，而广大底层民众，工薪阶层，特别是
农民，反而承担着各种繁重的苛捐杂税。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陈东琪说，中
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有“劫贫济富”之嫌。
其实，责怪中国的富人为什幺不交税，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是一个
有意误导舆论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中国的政府为什幺不收富人的税？
税收本来就有强制性，如果政府真要征收富人的税，哪有收不上来的道理
？所以，问题不是出在富人上，而是出在政府上。朱镕基当总理当了四年多，
五年任期马上就要满了，现在才想起来富人没交税的问题。好比一个老师等到
学年快结束了才责怪学生为什幺不交作业。这里，真该受责怪的到底是谁呢？
那幺，中国政府为什幺不认真向富人收税呢？答案很简单。这是为了官商
勾结，权钱交易，为了维护共产党一党专制。
举个例，某富人张三，去年本来应该交税一百万元，可是政府却故意给张
三提供偷税漏税的机会，只收他二十万元的税，这样，张三就白捡了八十万元
的便宜。然后，张三再从这八十万元中拿出个一二十万或者三五十万，给政府
里的大小官员上下打点。真可谓两全其美，皆大欢喜。本来这八十万元是要交
入国库的，现在则被官员和富人私下瓜分掉了。
康晓光讲到，由于权钱交易，官商勾结（作者把它叫作“政治精英与经济
精英结盟”），掠夺瓜分国家资产，使广大民众深受其害，故而对现行体制不
满，威胁到共产党的政治稳定。为了缓和这种矛盾，中共需要调整政策，适当
地限制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既得利益。办法之一就是强化税收，“为此必须
削减经济精英享有的各种优惠包括偷税漏税的机会。”
请注意这句话－－“必须削减经济精英享有的各种优惠包括偷税漏税的机
会”，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原来，富人们能够大量地偷税漏税，实际上是中共
故意给他们提供的优惠，其目的是为了换取富人对体制的维护和支持。当然，
这也是为了让富人更方便地给大小官员送礼行贿。老百姓早就编了顺口溜，说
中共干部是“吃喝基本靠送，工资基本不动”。康晓光讲得很明白，腐败是许
多官员“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如果政府认真收税，那岂不把官员和富人两头
都得罪光了吗？
康晓光忧虑的是，“在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中下级官僚能否和党
中央保持一致，经济精英能否继续支持现行体制都会成为问题”。因此，康晓
光说强化税收和反腐败是双刃剑。富人的偷税漏税问题就象官员的腐败问题，
不反不行，真反也不行。注意，他说的是必须“削减”偷税漏税的机会－－正
如“削减军费”决不是不要军费，可见，今后，政府还是要向经济精英们继续
提供各种优惠包括偷税漏税的机会的，只不过数量上会少一点罢了。这还只是
康晓光的政策建议，当局肯不肯采纳尚未可知。
难得康晓光的文章把话说得这幺明白，这幺露骨。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料
到眼下这场中共发起的要富人交税的攻势到底是为什幺以及到底能走多远了。
１０、“让我们有节制地压榨他们”
在刊载康晓光文章的同期《战略与管理》上，还发表了一篇由王绍光、胡
鞍钢和丁元竹合写的文章“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试把康晓光的文章
和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的文章对照阅读，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结论。
王、胡、丁的文章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形势极其严峻，再次进入社会不
稳定时期，其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章讲到社会分配
不公平现象的严重性以及纠正社会不公正的迫切性。这当然不错。但是，社会
分配不公现象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纠正社会不公应该采取什幺手段呢？可惜
不见作者有更多的分析。那大概不是这篇文章的重点。不过，文章中有这样一
段话，扼要地表达了作者的基本观点。他们说：“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必然自
发地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各个阶级分化，只有政府有意愿或有意识地主动地在
社会公平分配收入和财富，才能抑制和缩小收入差距，纠正社会不平等和社会
不公正，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正是新左派的典型观点。在作者看来，今天中国的问题和一般资本主义
国家无异。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分配不公平是市场造成的，而纠正社会不公的
方法则是政府实行公正的分配政策。这种观点确实和西方的左派很类似；但问
题是：这种观点－－尤其是对社会不公的形成原因的描述－－是符合中国现实
的吗？
王绍光、胡鞍钢和丁元竹认为，市场是造成不公正的罪魁祸首，唯有政府
才能对之加以纠正。这和康晓光的观点几乎相反。康晓光在讲到今日中国的腐
败、不平等和贫困时明确指出：“是强大的政府、政府主导型改革、市场化改
革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三个主要原因。”
康晓光分析道：“强大的政府和政府主导型改革使政治集权问题无法得到
解决。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国有资源的私有化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可能性，而政府
主导型改革则使这种可能性成为必然。在私有化过程中，没有公众监督、没有
舆论监督、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独立的银行和中介机构，党政官员拥有巨大
的权力，而且一些人又是利欲熏心的投机分子，腐败怎幺能够避免！正是这种
腐败孕育了银行的坏帐、金融风险、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钱权勾结、信息管制
、禁止独立的工会和农会，使极少数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掠夺经济财富，孕育了
持续发展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贫困问题。”
康晓光对社会不公现象的成因分析无疑要比王绍光等深刻得多，正确得多
。顺着这条思路往下走，那幺，解决腐败、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治本之道就应
该是：改变政治集权，建立公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建立独立的司法和独立的银
行以及中介机构，限制党政官员的权力，开放信息，允许独立的工会农会，等
等。然而，康晓光本人决不是这个意思。康晓光的全部论述恰恰是以维持现行
制度为前提。他从一开始就排除了进行上述改革的可能性。这样，康晓光所能
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就只剩下了由政府出面“对利益分配格局进行相当大的调整
”这一条，从而也就和王、胡、丁提出的方案没有区别了。
不过，和王、胡、丁文章相比，康文仍是略胜一筹。康晓光没有空谈“公
平分配”的高调，因为他知道在现行体制下根本做不到“公平分配”。他只是
很老实地提出“限制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既得利益，适当照顾大众的权利，
在财富蛋糕的分配游戏中向大众适当倾斜”。
注意，康晓光反复强调的是“适当”，因为他清醒地知道，现政府、现行
制度正是建立在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共同剥夺大众的基础之上，如果对他们的
既得利益限制得多了点，超出了必要，那就会惹得精英们恼火，那就有可能危
及政府和制度本身。大款们凭什幺支持中共，还不是凭着中共能让他们大赚黑
心钱发横财？再说，要是大款们不能从政府那里得到额外的好处，他们又拿什
幺去贿赂官员呢？难道你要大款们自己“出血”吗？诚然，政治精英不怕得罪
经济精英，因为后者横竖也没有集体抗争的手段；可是，他们愿意跟自己过不
去吗？小说《天怒》通过一位贪官之口供认，中共现政权正是让大小官员享有
贪污腐败的大好机会，从而赢得他们对政权的支持维护，这就叫“腐败使我们
的政权更加稳定”。
所以，康晓光提醒道：“解决威胁稳定的问题的措施（反腐肃贪、强化税
收等－－引者），往往又会破坏稳定的基础。”因而，他认为当局务必要善于
权衡。说到底，康晓光无非是要求精英们不要做得太过分，无非是要求“精英
们还让绝大多数老百姓活下去，在掠夺瓜分之余还给他们留下一口饭吃”罢了
。能把话说得如此直白者，除了康晓光还有谁呢？
如前所说，中共现政权的唯一目标是维护自身的稳定，而现政权又是建立
在权势集团对人民大众的压迫掠夺之上；因此，面对着越益严重的社会不满，
康晓光们向政府提出的全部建议，归结成一句话就是：“让我们有节制地压榨
他们。”
１１、知识精英为何转向？
关于知识精英，康晓光写道：“知识分子是权威政治的天敌。．．．但是
，１９８９年以后，这个在权威政治中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却出人意料地得到
了解决。知识分子与政府的激烈冲突消失了。”
知识分子最不可笼统言之，因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社会阶级。知识分子的
政治态度从来是歧异的以至对立的。梁效、何新也是“权威政治的天敌”幺？
那些至今仍被监禁被流放的知识分子“与政府的激烈冲突”也消失了幺？你充
其量可以说，在八九
之后，知识分子的相当一部份在政治态度上发生了变化。不过，这并不“
出人意料”，当树上的一只鸟被打落后，其余九只鸟多半也就不会还站在那棵
树上了。五七年“鸣放”期间，知识分子和政府的关系一时间也很紧张，“反
右”运动一起来，这种紧张不是也“出人意料地得到了解决”吗？一位老作家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写过一句话：“中国的知识分子，请是请不来的，一打就来
了。”
这恐怕不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看一看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的捷克知
识分子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知识分子。这也不只是知识分子的问题，想一
想“八九”时同仇敌忾的北京市民。人性自有其脆弱的一面。高压不可能得逞
于永久，但却可能得逞于一时。考虑到这一点，我宁可认为，在八九之后，中
国还有不少人（包括一批知识分子）坚守反专制的立场不退缩，那倒是格外值
得注意的。
康晓光并不否认，政府的“压力”和“利诱”是国内知识分子放弃激烈反
对的一个原因；但是他坚称：“‘犬儒主义’并不是知识分子接受政治现实的
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还有比它更复杂、更深刻的原因。”他一共
列举了六条原因，让我们逐一考察。
第一条原因。康晓光说：“首先，邓小平‘南巡’重新明确了市场化改革
的政策取向。这是知识分子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首要前提。”
这种解释似乎很流行，其实不值一驳。试问，“八九”时，知识分子反对
中共的理由是什幺？答：是反对中共压制民主运动；“六四”开枪，知识分子
抗议中共的理由是什幺？答：是抗议中共屠杀和平民众。因此，当中共继续坚
持上述政策不变，知识分子就没有理由单方面地改变了自己先前的反对立场。
中共没变，知识分子凭什幺要变？
至于推行市场化改革这一条，中共本来就在推行市场化改革，而知识分子
本来对此就是赞成的。因而从逻辑上讲，如果中共自“六四”后放弃市场化改
革，那将会进一步强化知识分子的反对立场；但是，如果中共一如既往地继续
市场化改革，那并不会弱化知识分子原先的反对立场。因此，把中共在“六四
”后继续市场化改革当成知识分子放弃反对立场去认同中共的“首要前提”，
那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正如康晓光指出的那样，中共主导的经济改革，在八十年代还是“双赢”
，到了九十年代成了“赢家通吃”。这就是说，到了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只要
不背弃初衷，那幺，我们反对中共的正当理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除了反专制
这一条外，还应该加上反权贵私有化，反贫富两极分化。可是，许多知识分子
在九十年代却放弃了反对立场。这怎幺能自园其说呢？
１２、驳所谓“政绩合法性”
依照康晓光的分析，知识精英在“六四”后“转向”认同中共专制的第二
条理由是：“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现行政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绩合法性’”。
据说这种观点流传甚广，有必要多讲几句。
在这里，康晓光提出了一种关于合法性的新概念，曰“政绩合法性”。新
权威主义（也叫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萧功秦讲过“实效合法性”，两者的意
思相同。如萧功秦说，这种“实效合法性”是韦伯讲的三种合法性中没有的。
所谓“政绩合法性”（即实效合法性）是不是一种关于合法性的新概念呢
？不是。这并不是因为“政绩合法性”概念不算“新”，而是因为“政绩合法
性”根本不算合法性。
第一、以政绩确定合法性，违反合法性的本义。
美国政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白鲁洵（Ｌｕｃｉａｎ Ｗ．Ｐｙｅ）说得
好：“没有一个政权愚蠢到把成功的政策作为其统治合法性基础，因为合法性
的本质就在于它不管实行了怎样有偏差的政策而仍旧承认这个政权。”好比婚
姻的合法性，如果不经双方同意（在古代则需双方家长或监护人同意）以及办
理一定的手续，单单是因为男方对女方做出了一个合法丈夫所应该做出的某些
事情（有了政绩），那决不等于双方就具有了合法的婚姻关系。否则，强奸、
霸占和婚姻还有什幺区别？反过来，一对合法的夫妻，即便一方未能很好地完
成丈夫或妻子的应尽之责，只要未经过必要的程序解除婚约，该婚约的合法性
就依然存在。
第二、权力的合法性首先取决于它的来源，而不是取决于它的内容。恰如
任何一项特殊命令，如美国学者丹尼斯．朗（Ｄｅｎｎｉｓ Ｈ．Ｗｒｏｎｇ
）所言，“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它的‘来头’赋予它以合法性。”在世袭
制下，权力的合法性来自血统，来自世袭；在民主制下，权力的合法性来自选
举，等等。
为什幺不能用政绩来确立合法性呢？道理很简单。首先，对任何权力而言
，确定其是否合法乃是使权力得以正常行使的前提（强行运作的权力不是权力
，只是暴力），而判定其政绩优劣却只能是权力行使一定时期之后的结果。我
们如何能够用后果去确定前提呢？单单从时间的先后来说，这就是办不到的。
换言之，权力的合法性一定是在权力做出政绩之前就必须确定的，所以，政绩
决不可能成为权力合法性的根据；所以，决无所谓“政绩合法性”。
另外，对政绩的评价必定是见仁见智，人言人殊，众说纷纭，那幺，究竟
应该以谁的评价为准呢？如果你认为应该通过自由辩论，然后投票表决予以确
定（严格地说，是追认，因为此一程序已然滞后）；这便意味着引入某种自由
民主的制度。然而，提出政绩合法性的人又并不要求在现阶段引入自由民主制
度，那幺按照他们的意思，到底应该如何确定一个政府的政绩好坏，从而确定
这个政府的合法非法呢？没有客观的公认的确定标准必然导致不择手段，靠实
力解决争议，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不正好是对合法性概念的否定吗？
康晓光坦言，当前大众的处境，是“全面恶化”。如此说来，大众多半是
不会承认什幺“政绩合法性”的，只不过他们无从发出自己的声音。可见，承
认“政绩合法性”的只是某些参与分赃的精英。这些精英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
幸福是建立在大众的痛苦之上，这大概就是他们要认同专制维护强权的真正原
因。
１３、何为“激进”，何为“渐进”？
康晓光举出的第三条、第四条和第五条原因分别是：前苏联的经验使知识
分子看到了改革的复杂性，一些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民主政治的现实使知识分
子看到了民主的有限性，于是，知识分子意识到民主化是一个长期过程，要渐
进，不要冒进。
这三条本身不是毫无道理，但问题是，它们怎幺能构成知识分子“接受权
威政治现实”的原因呢？
首先，尽管前苏联的民主化并非一帆风顺，可是那里的人民决不因此就愿
意放弃自由民主而复辟共产专制。康晓光自己也明白，“（共产专制）政府的
倒台就意味着政治制度的崩溃。而且此类政府和政治制度很难重返历史舞台”
。可见，某些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遭遇困难，绝不意味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有
理由放弃对专制的反抗和对民主的追求。
其次，关于“要渐进不要冒进”。我以为八九民运在策略上犯有激进的错
误，但在目标上却并不激进。八九民运的目标不过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
会自由和结社自由，这如何谈得上激进？
应当看到，对民主化而言，有些问题或有渐进激进之分。譬如选举，选举
可以先开放地方选举然后再开放中央选举，可以先开放部份议席然后开放全部
议席。此可谓渐进。但是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却不存在渐进激进的问题。譬如言
论自由，那就是取消因言治罪，释放一切思想犯。先前抓的思想犯多，后来少
了些，这不叫“渐进”。萨特说得好：“法西斯之所以是法西斯，不在于杀人
的数量，而在于杀人的方式。”
一般来说，专制政权施行政治迫害，在数量上都是由多而少的。那未必是
统治者变开明了，而是因为臣民大都驯服了。杀人立威，威一旦确立，人就可
以少杀了。所以王夫之说：“申韩者，乍劳长逸之术也。”这就提醒我们，不
要轻易地把任何压迫在程度上的减缓都视为民主化的“渐进”胜利。当然，这
一提醒也许是多余的。近来，官方媒体为“十三年”（从八九年“六四”到现
在）歌功颂德。恰巧，从七六年“四人帮”垮台到八九年“六四”也是十三年
。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在第二个十三年中，因政见或信仰而遭到迫害者，
数量大大超过前一个十三年。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在这个十三年间中
国的民主化在“渐进”。
关于激进渐进，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愚公移山，挖一点算一点，这当然是
渐进了。然而，愚公们何尝不愿意一举而搬掉两座大山？只是自家力量不够而
大山又冥顽不灵罢了。天帝被愚公精神感动，于是派两个神仙把两座山背走了
。我们没见愚公出来反对。愚公没有对天帝说：“不，不要一下子就把两座山
都搬走，太激进了，应该一点一点地搬，渐进嘛。”终止政治迫害的问题正与
移山相同。
康晓光说，九十年代以来，属于“极端思潮”的“激进自由派”已经边缘
化。在这里，康晓光没有对“极端思潮”和“激进自由派”的含义作出说明。
一般而言，“激进”，尤其是“极端”，这些词在当今中国语境都带贬义。这
是否意味着，在康晓光看来，在八十年代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所谓“
激进自由派”思潮到了九十年代被边缘化，也是合理的、正确的呢？在这里，
某些思潮究竟是因为“极端”而被边缘化，还是因为被边缘化所以就被贬之为
“极端”呢？
对于政治精英即统治集团，康晓光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说：“经过八十年
代的历练，政治精英对待改革的态度在整体上趋于‘中庸’；中间派一枝独秀
，极右派和极左派都失去了影响力”。依照此说，反对开枪的赵紫阳大约该算
“极右派”（？！）。这等于是说，谁占据舞台中央，谁就是“中庸”，谁就
是“中间派”；谁被枪杆子（当然是枪杆子，不是吗？）赶到边缘，谁就是“
极端”。显然，这种描述是不能算“实证描述”的。
１４、不合逻辑的“恨屋及乌”
康晓光提出的第六条原因明显不合逻辑。康晓光说：“第六，一些西方国
家特别是美国从‘反共’到‘反华’的转变，使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态度也
随之改变。一系列事件，如银河号事件、美国反对中国申奥、台湾危机、南斯
拉夫使馆被炸事件、南海撞机事件、最惠国待遇问题等等，推动全民性的仇美
情绪持续发展，并进一步发展为反感美国式的市场和民主。”
且不说在上面一系列事件中，究竟有几件可以算作“反华”，退一万步讲
，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所作所为，就算是“反华”，那总没有鸦片战争时的英国
或甲午战争中的日本更“反华”吧？当时一般有头脑的中国人尚且懂得在反对
列强的同时坚持学习对方的先进制度，为什幺今天的中国“知识精英”（？）
们就“恨屋及乌”，对美国的先进制度都反感起来了呢？不合逻辑嘛。
"六四”后，中国出现一股以反西方（尤其是反美）为特征的“民族主义
”。许多人已经正确地指出这种民族主义的虚假性，我这里再讲讲它的空洞性
。有不少批评者把今天这种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和当年的义和团相比，其实，它
哪里比得上。义和团排外，毕竟是以自家国粹为根据，他们反对西方的立宪主
义，坚持的是老祖宗留下的三纲五常，君君臣臣。今天中国的所谓“民族主义
”以自由民主是西方货为理由而排斥拒绝，然而他们死抱着不放的却是一党专
政－－那本身恰恰是十足地道的舶来品。这连“排外”都谈不上。
康晓光为知识分子“接受权威政治现实”而列举出上述六条原因（除去“
犬儒主义”的原因之外，该原因被康晓光视为“表面化的解释”）。我以为，
这六条原因其实都不是原因，它们不过是掩饰犬儒心态这一真正原因的合理化
而已。
１５、新权威主义：从一厢情愿到自欺欺人
康晓光认为，知识分子转向的标志是“新左派”的兴起，而“新左派”的
核心思想就是“新权威主义”。
康晓光把新权威主义归于新左派名下，想来新权威主义和新左派都未必赞
成。我不打算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我现在只打算谈谈新权威主义。
康晓光归纳道：新权威主义主张“在权威政府的领导下，推行市场化改革
，而后再实行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革”。“它接受权威政治的现实，并且把权威
政治看作是从集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必不可少的阶段”。康晓光认为，新权
威主义和中共“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不谋而和，它“巧妙地解决了集权与民
主的矛盾，把民主变成了一种对未来的承诺”。
新权威主义者提出自己的主张为中共现行政策辩护，自以为和当局志同道
合，其实只是一厢情愿。中共只是利用新权威主义，中共从来没有采纳新权威
主义。因为中共从来没有对民主作出承诺，它从来没有表示过要“先现代化后
民主化”，它要的是“没有民主化的现代化”或“只现代化不民主化”。不过
在现实政治中，新权威主义既然同意在现阶段维持专制，正好适应了中共的现
实需要，故而被中共乐得利用。
尽人皆知，时至今日，中共自己的意识形态早已彻底破产，纵然加上“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或“三个代表”等新包装，对公
众－－更不必说对知识分子－－也再无任何说服力。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
别样的理论，为当局眼下的行为辩护，从而使许多人相信眼下的专制还是情有
可原的，是可以接受的，当局自然乐得借过来为己所用。不过在这里，当局只
是暗中借用，中共官方不会把新权威主义当作官方自己的理论，因为新权威主
义把民主作为目标，而中共并不想对民主作出公开明确的承诺，所以它不会公
开采纳新权威主义。它宁可象过去一样继续“挂羊头卖狗肉”，继续“亮左灯
向右转”。
简言之，新权威主义是中共官方的辩护人，但它不是中共官方的官方辩护
人，它只是官方的非官方辩护人。我不是说新权威主义自己是无辜的，它只是
不幸被人利用而已。事实上，新权威主义之所以能被利用，恰恰是它自身的缺
陷所致。
新权威主义声称它是以自由民主为目标。这就好比是开出了一张支票，上
面写着“给中国人民自由民主”。可是，这张支票至少有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这张支票没有写明兑现的日期。
当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公开说明了实行宪政的日期（先是说九年，后
又缩短为四年）。国民党在推行军政、训政和宪政三段论时，也明确规定了各
阶段的大体时间（训政期先定为六年，后来因战事有所延长）。而新权威主义
却始终不讲明实行民主的具体日期。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把权威统治任意延长，
把民主目标任意推后。
第二、这张支票也没有写明兑现的步骤。
民主化既然是一个过程，那幺，作为一种对民主的严肃庄重而非自欺欺人
的承诺，新权威主义就该给人们提供一套民主化时间表或曰进度表。清政府九
年预备立宪清单对每一年应该展开何种工作完成何种进度都有具体的规定，国
民党的训政纲领也详细规定了由县而省而国的逐步自治以及其它计划。有进度
表，我们才便于检查督促，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判断我们究竟是在渐进，还是在
渐退，抑或只是原地踏步。新权威主义拒绝提供进度表，这就为延迟以至阻止
民主化大开方便之门。
第三、更重要的是，在新权威主义开出的这张支票上并没有中共当局的签
字盖章，因此它根本就没有任何效力。
清政府和国民党承认要实行宪政或民主，那是见之于他们的正式法令和文
件的，如今的中共当局，却压根也没公开宣布过要实行自由民主。相反，中共
当局倒是不厌其烦地一再重申它坚决反对和平演变，反对言论自由，反对自由
竞选，反对分权制衡。不错，中共有时也讲到民主，讲到要逐步扩大和发展民
主，但是，它讲的是它自己那一套“新词”（Ｎｅｗ Ｓｐｅａｋ），讲的是
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其内涵，朝好处说，是含糊，模棱两可
；朝坏处说则是黑白颠倒。换句话，新权威主义代中共政府给了我们一张民主
支票，但这张支票中共当局自己从来没有承认过（倒是多次否认过），它只不
过是新权威主义者自己从私人的拍纸簿上撕下的一张“白条子”而已。
１６、认真对待权利
去年五月，美国著名哲学家德沃金（Ｒｏｎａｌｄ Ｄｗｏｒｋｉｎ）应
邀访问中国，回美后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纽约书评》（《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ｏｏｋｓ》），题目是“在北京认真对待
权利”（Ｔａｋ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ｉｎ Ｂｅｉｊｉ
ｎｇ）。这个题目使人联想起他那本名著《认真对待权利》（《Ｔａｋｅ Ｒ
ｉｇｈｔｓ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德沃金写到他在中国的讲演以及和学生学者的交流。他发现，很多中国学
生和学者都表示出对自由民主的向往，然而，其中不少人又表示，他们认同现
阶段当局采取的严厉的政治控制，尤其是对有组织的抗议和独立的政治活动的
控制，认为那是保证实现长远的民主目标所必需。他们说，自由民主的目标可
以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实现，然而，这种目标将如何实现，他们却并没有什幺清
楚的概念。
他们当然没有什幺清楚的概念。在新权威主义那里，自由民主照例是下落
不明的。当他们表示容忍以至于支持中国的专制政府的镇压时，他们怎幺还能
说他们正在帮助中国沿着自由民主的方向稳步迈进呢？不难看出，德沃金提到
的那些中国学生学者的观点就是所谓“新权威主义”（或曰“新保守主义”）
。时至今日，我们的新权威主义者们难道真的还不明白，他们的那套观点，如
果说在早先还只是一厢情愿的话，那幺到今天只能是自欺欺人了吗？
除非他们抬出经济决定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展开，必然导致经济的
持续发展，必然导致中产阶级的成长壮大，而强大的中产阶级必然会提出民主
的强烈要求且势不可挡，于是，最终中国必然会实现民主。我怀疑今天是否还
有人真的相信这种经济决定论。况且，相信决定论可以引出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是奋斗，一是等待。遗憾的是，今天的决定论者更多属于后一种。实际上，
把民主放逐到遥远的、不确定的未来，从而取得在当下不抗争的借口，用“最
终”这样含糊暧昧的说词去应付良心的严峻质问，这在争论中是没有意义的。
这不是回答，更不是预言，这是搪塞，是推托。“最终”，什幺叫最终？凯恩
斯说得好：“最终我们都有一死。”
德沃金并非中国问题专家，可是他从这次访问中发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
题。德沃金在文章最后写道，虽然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毛泽东时代那种极端的
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但是今天的中国人应当担心的是一种更老式的，也许是
更持久的压迫形式：那就是由一些什幺“主义”都不信，但掌握了巨大权力，
并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其权力的人所施行的统治。我补充一句，这种形式的压
迫是可以建立在某种所谓市场经济和中产阶级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过去它
一向就是这样的。
１７、引诱知识分子背叛自由民主的陷阱
和新权威主义天真的期待相反，在中国，权威政治非但不是从极权政治走
向民主政治的必不可少的阶段，而是走向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沿着新权威主
义的道路走，我们不是离民主政治的目标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
首先，从政治上看，正如萨托利（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Ｓａｒｔｏｒｉ）
指出的那样，民主的前提是政治的驯化，也就是政治不再杀人，不再血腥，人
们不再因政治而遭受人身伤害－－至少是伤害越来越小。然而，“六四”后这
十三年，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政府的暴力行为的恶性蔓延，有增
无已，其赤膊上阵，肆无忌惮，都是八十年代不可想象的。仅此一端，就是和
民主化南辕北辙。
我们知道，和平的民主转型需要朝野双方实现政治上的和解，而和解的难
易程度则取决于政府先前政治迫害的轻重多寡。“六四”前的十三年，政治迫
害的数量较小，并呈下降趋势；“六四”后的十三年（包括“六四”），政治
迫害的数量激增，且居高不下。当局不但没有平反“六四”，继续镇压民运，
而且还进一步镇压工人农民的抗议活动，镇压各种独立的宗教活动，其中，对
法轮功的镇压尤其残酷。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实现政治和解的难度。
其次，在经济上，八十年代是经改的蜜月期，人人有糖吃，无非有多有少
；九十年代以来则是数千万工人下岗，大批农村破产，几家欢乐几家愁，大众
的处境相对恶化乃至绝对恶化，贫富差距触目惊心，权贵私有化积重难返。时
至今日，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转型，恐怕已经不是单纯的政治和解就能完事大吉
的了，那很可能还需要某种经济清算（矫正正义）。权势者害怕清算，因此会
更加强烈地抵制自由民主。这就是说，在今日中国推行民主转型，和“六四”
前相比，阻力更大，成本更高。
不是有很多人担心民主化会助长各种独立运动，导致国土分裂吗？想想“
六四”之前的情况吧，那时候，台独、藏独的力量都远比今天弱小，疆独的声
音几乎闻所未闻。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可以推测，随着时间的推移，
分离主义还会增长。
实现民主转型，常常有赖于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即，厌恶暴力，相信理
性和良知的力量，对非暴力抗争怀抱相当的信心。八九民运体现了这种信念。
“六四”屠杀沉重地打击了这种信念，而后持续十三年的政府暴力进一步摧毁
了这种信念。这对于民主转型显然是十分不利的。
我以为，康晓光并不是不明白新权威主义是欺人之谈。事实上，他关于“
权威政治是极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必经阶段”的说法只是虚晃一枪。在接下
来的论述中，自由民主从此被打入冷宫，没了下文。
康晓光文章的基本结论是，在近期内，中国大陆保持政治稳定（即中共保
持一党专政）的希望很大，也存在“最坏”的可能性－－即全面的不稳定，如
经济崩溃、社会动乱、种族冲突、分裂、内战乃至国际冲突等等。这中间唯独
没有和平的民主转型。康晓光甚至认为，在“不稳定”即动乱和灾变之后，中
国出现民主政治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见康文的电子文本）。这不是对
“权威政治是极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必经阶段”一说的彻底否定吗？
新权威主义是引诱知识分子背叛自由民主的陷阱。那些当初抱着“降汉不
降曹”的想法去接受权威政治的知识分子们如今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认为正面
反抗中共专制会招致重大风险，这是一回事。认为接受专制体制进入专制体制
，除了能获得专制体制赋予的种种好处之外，还能促进我们的自由民主理想和
平演变自动实现，那完全是另一回事。要等历史来改变一个专制政权，只是一
种推迟抗争和回避风险，要另一代人来抗争来冒险的做法；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抗争很可能更困难，风险很可能更巨大，而胜利则很可能来得更艰辛，更苦
涩。
１８、剖析中共镇压机制
康晓光文章的另一精辟之处是，它对中共的镇压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康晓光正确地指出，当人们有“不满”时，他们就会有起来抗争的“意愿
”；然而，只有当他们拥有抗争的“手段”时，抗争的“意愿”才可能转变成
抗争的“行动”。有些学者为中共粉饰太平，他们总是根据当今中国没有多少
集体抗争“行动”进而得出结论说国人对现实没有多少“不满”；康晓光则提
醒我们，其实那只是因为国人缺少抗争的“手段”。我要补充的是，当人们意
识到自己缺乏“手段”，无法把自己的“不满”从“意愿”转化为“行动”，
他们就只好回过头来压制或淡化自己的“不满”的“意愿”，因而从表面上看
，他们似乎并没有太多的“不满”。这也就是说，人们内心深处蕴藏的不满，
常常要比我们从外面观察到的更为严重。
康晓光指出：“孤独的个人是无法有效地与政府抗衡的。只有集体行动，
才有可能构成有效的政治反对行动。”他把集体行动手段列出一份清单，其中
包括：海外力量渗透、军事政变、大众传媒、电话、传真、互联网、大字报、
社会运动、宗教、气功、非政府组织、俱乐部或小群体、地下组织、集会、游
行、示威、集体上访、集体暴动，以及个人犯罪活动。
这份清单告诉我们，在中共眼里，连宗教、气功和集体上访一类活动都属
于“政治反对行动”，和集体暴动乃至军事政变（！）并列。我们知道，所谓
四二五法轮功“包围”中南海事件无非就是一次集体上访而已。怪不得有些地
方干脆刷出大标语“严禁五人以上的集体上访”。
当然，在具体处理具体问题时，中共不可能把一切民间抗议活动统统扣上
骇人听闻的罪名，譬如上次合肥学潮就没有被追究惩罚。但是，中共始终拒绝
承认这种自发的游行示威等集体行动的“方式”或曰“手段”是合法的是正当
的，因此，人们在以这种方式表达其不满时总是冒着一定风险的。这就迫使一
般人只有在那些其诉求比较单纯，对体制不具挑战性以及不是针对最高当局的
事情上才比较敢于采取行动。
康晓光指出，中共当局垄断了一切组织资源，控制了各种集体行动的手段
，民众不论有多少不满，由于缺少抗争手段，很难进行大范围的动员，只能发
起零星的、分散的和局部的集体行动；当局则凭借着现代国家机器，分而治之
，各个击破，从而维持住自己的权力。在这里，“现代国家机器”这一点非常
重要，倘若是在斩木为兵的冷兵器时代，甚至在热兵器的初级阶段，象中共这
样恶劣的政权恐怕早就垮台了。
然而，仅仅是拥有现代化的国家机器还是不够的。南韩、印尼、东欧，尤
其是苏联，不是也都拥有现代化的国家机器幺？诚如康晓光所言，这还取决于
当局“运用暴力的能力、弹压的决心和意志、政府内部协同行动的能力、高层
团结的能力”。
康晓光写道：“九十年代以来，中共显示了很强的学习能力，镇压能力和
维护稳定能力持续提高。”在康文的电子文本中，作者以镇压法轮功为例，讲
到“中央能够有效地控制地方”，“各级党政官僚的密切配合”，讲到“政府
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没有出现摇摆不定的现象，使对方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和
内部的分歧”，“保持了高层的统一，使对方无法利用高层分裂取得胜利”，
等等。
从表面上看，以上描述或许不错，但若说这显示了中共善于“学习”则大
谬不然，应该说是善于“复习”，善于“恢复”。想当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
中央不论发出何等荒谬的号令，各级党政官僚无不“密切配合”；不论产生何
等深重的灾难恶果，中央决不改口认错，政府始终“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
这就是为什幺会有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以至文化革命。在那时，不用说
平民百姓，就连身居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政治精英，一旦被伟大领袖打成“反党
”，他也只好低头认罪。有多少人甚至绝望而自杀，因为他们不敢奢望昔日战
友竟会有人不去落井下石反倒仗义直言，因为他们看不到有任何“利用高层分
裂取得胜利”的希望。
这就叫极权主义，康晓光则沿用中共的术语，把它叫做党的“团结”与“
统一”。一个拥有几千万党员的党，永远只允许公开发出一种声音，其间焉能
有良知的存身之地？这样的党还有什幺伤天害理的事干不出来？一个人认同这
样的约束，和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有什幺差异？聊可庆幸的是，就中共的
这种镇压能力而言，毕竟今非昔比，今不如昔。中共的“学习”能力或曰“复
习”能力“恢复”能力终究还是有限的。
１９、僵化与软化
康晓光写道：客观地说，中共取得了很不容易的成就。它大刀阔斧地推行
经济改革，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同时又化解了、压住了来自自由化民主化
的挑战，维持了自己的专制权力。
这使人想起《一九八四》一书里的权力精英奥布来恩（又是《一九八四》
，又是奥布来恩）讲过的一段话。奥布来恩踌躇满志地宣称：“过去所有的寡
头政体所以丧失权力，或者是由于自己僵化，或者是由于软化。所谓僵化，就
是它们变得愚蠢和狂妄起来，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因而被推翻掉。所谓
软化，就是它们变得开明和胆怯起来，在应该使用武力的时候却作了让步，因
此也被推翻掉了”。“我们”之所以巍然屹立，就因为“我们”不僵化，能“
与时俱进”，勇于改革；与此同时，“我们”又决不因改革而变得“开明”和
“胆怯”，在“应该使用武力的时候"绝不手软，绝不犹豫。
一般来说，僵化和软化是互相关联的：僵则硬，不僵则软。对专制政权而
言，僵化（即不改革）的结果是垮台（不改革等死）；不僵化（也就是要改革
）就会软化，其结果也是垮台（改革找死）。为什幺偏偏中共能够做到不僵化
而同时又不软化呢？
托克维尔早就发现，专制政权在改革的时候最脆弱。因为改革就是暴露自
己的弱点与弊端，从而降低了政府的威信；另外，改革使得沮丧的人们燃起希
望，从而提升了民众的期待。共产政权的改革尤其如此，因为共产党的改革，
即便只限于经济领域，也具有自挖墙脚的意义。因为共产党的经济改革是改掉
共产恢复私产，不是自我改善而是自我否定。过去共产党实行铁血专制，在很
大程度上是基于理性的狂妄自负（哈耶克语），自以为代表了不可抗拒的历史
规律替天行道，镇压起“反革命”来理直气壮。然而，伴随着共产主义乌托邦
在现实中的彻底破产以及意识形态的冰消瓦解，许多共产党人被革命狂热麻醉
的良心和被意识形态窒息的常识开始苏醒。在八九年的苏东波中，面对民间的
民主运动，各国共产党当局几乎都没有认真地采取镇压措施。他们几乎是不战
而退，有的甚至还扮演了某种主动顺应的角色。其中道理也很简单，既然他们
不能不意识到自己并非绝对真理的唯一化身，那幺，他们还有什幺理由坚持自
己的绝对权力不容批评不容改选呢？在这里，他们不是对自己拥有的武力失去
信心，而是出于理亏，出于愧疚，对使用武力失去了决心。因为他们变得开明
了，变得“胆怯”了，所谓胆怯，就是他们听从了由良心发出的虽然微弱但是
神圣的声音。唯有中共，直到今天仍然坚持武力弹压的“决心和意志”。这不
是邪恶还能是什幺呢？在这种赤裸裸的邪恶面前，知识分子不应该保持“中立
”。
２０、对政治迫害应有道德义愤
康晓光的文章主要是实证描述，而非表达作者自己的价值取向。作者的意
图并非为专制辩护。然而正如徐贲所言：现代犬儒主义“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
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康文正
带有这种犬儒主义。
康晓光正确地指出了权威政治导致的种种弊端，并且对权威政治能否解决
它自己制造的这些问题表示极大的怀疑。可惜的是，作者对权威政治之恶还是
缺少足够的认识。
在电子文本里，康晓光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权威政治能解决这些问题
，也就是说，它能够给中国大陆带来繁荣的经济、清明的政治、公正的社会，
那幺中国人有什幺理由要抛弃它而去选择民主呢？”
可以想象，康晓光理解的政治清明和社会公正，无非是官员不大腐败与贫
富不太悬殊而已。尽管他对这一问题给出了趋于否定的回答，但是从他以这种
方式提问则表明，他把权威政治基本上视为一种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中性的手
段；然而在我看来，权威政治赋予政府的专横权力以及剥夺国民的自由权利，
这本身就是不清明不公正。专制不但无法解决问题，而且制造问题，更重要的
是，专制本身就是问题。因为专制从不吃素，专制是食人怪兽。专制的存在必
然以不断的政治迫害为基础。这就是最大之恶。我们要自由民主，首先还不是
图自由民主有什幺好处，而是为了避免专制的坏处。我们要自由民主是因为我
们不要专制。今天，中国知识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对人的尊严与自由缺少应
有的坚持，对政治迫害缺少应有的道德义愤。这是我们亟待克服的精神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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