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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又一次在这里集会，纪念“六四”。十六年来，每一年的这一天，我们都在这里集会纪念“六四”。
当今世界，各种各样的纪念日和纪念活动数不胜数，然而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纪念日能比“六四”更重要的了。因为“六四”不仅仅涉及历史，而且还涉及现实。其他的纪念日或纪念活动，例如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纪念柏林墙的倒塌，等等。这些都仅仅是对历史的纪念。毕竟，法西斯政权和东欧共产政权都早已灰飞烟灭，其罪行都得到严肃的清算。纵然在某些地方，正义姗姗来迟，杀人凶手已经寿终正寝，逃脱了应有的惩罚，但毕竟正义的原则已经重新确立。但“六四”不是这样，“六四”还没有成为历史，那个杀人的政府还坐在台上，还在继续压迫人民，死难者的名誉还在蒙受玷污死不瞑目，自由斗士还身陷牢狱或流亡海外，正义的原则还没有得到哪怕是最起码的伸张。“六四”还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我们的集会，不但具有纪念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抗争的意义。在这里，纪念就是抗争。这是“六四”的第一个与众不同的重要特性。
“六四”第二个特殊的重要性是，“六四”不但属于中国，而且还属于世界。“六四”发生在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广场，借助于现代传媒，全世界的人民都如同身临其境，见证了那场残暴的屠杀。“六四”屠杀不但是对全中国人民的良心的粗暴践踏，也是对全世界人民的良心的公然挑衅。我们纪念“六四”，不但是为了呼唤和激发中国人民的道义良知，也是为了呼唤和激发全世界人民的道义良知。
中国是个大国，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的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且也是世界的问题。只要中国还处在共产暴政之下，世界的自由民主就不能不受到严重的威胁；中国没有自由民主，世界就没有和平与安宁。
在这里，我们尤其要破除那套经济决定论的迷信或幻想，以为经济改革必将导致政治改革，经济增长必将导致政治开放。事实是，自“六四”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已经步入歧途。一般人只注意到当今中国的贫富悬殊的严重程度，他们不曾注意到中国的贫富悬殊的恶劣性质。中国的贫富悬殊既不是历史造成的，也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权力造成的。由于缺少公众监督与民主参与，中国的所谓经济改革无非是中共统治集团借助于赤裸裸的暴力，对全国人民进行的一场公开的大掠夺。这样的改革越深入，权势者越不愿、也越不敢实行政治改革。尽管当局也意识到社会矛盾的恶性增长，因而提出了一些改善所谓弱势群体状况的措施，但那都是治标不治本。当局只不过是希望减缓矛盾的尖锐程度，用“有节制的压迫”，以便做到“可持续的榨取”而已。除非共产党遭遇到严重的经济危机或其他社会危机，否则它决不会改选更张。如果听任这种“改革”路线继续下去，我们将面对的是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蛮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
今后的一二十年，对于中国是极为关键的，对于人类也极为关键。如果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中国还未能走上自由民主的康庄大道，那么，不但是中国自己，还有整个世界，必将遭遇巨大的灾难。这就要求我们决不可一味等待，而必须奋起抗争。要等历史来改变一个专制政权，只是一种推迟抗争和回避风险，要另一代人来抗争来冒险的做法；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抗争很可能更困难，风险很可能更巨大，而胜利则很可能来得更艰辛、更苦涩。
埋葬中共暴政，埋葬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强权，任重道远，我们的抗争无比艰难，也无比神圣，无比光荣。对自由的渴望深深地植根于人心之中，它永远不会熄灭。自由民主好比不死的凤凰，它可以失败一百次一千次，但每一次它都会浴火重生。相反，共产专制只能输一次，它一旦倒下，就再也爬不起来。只要我们不屈不挠，坚持抗争，最终的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