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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胡耀邦逝世35周年。我们在这里集会纪念，同时也纪念19年前逝世的赵紫阳。
胡耀邦最主要的的功绩是：勇敢地平反冤假错案，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组织理论务虚会，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保护民主墙，反对逮捕异议
人士，保护大学生竞选运动，保护党内一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反对压制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讨论，抵制“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支持政治改革讨论，抵制“反资产阶
级自由化”。
胡耀邦在1979年6月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一段讲话，对取缔民主墙和逮捕魏京生等人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胡耀邦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
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
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
众所周知，胡耀邦是以“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被迫辞职的。平心而论，这个“罪名”倒不冤枉。身为专制政权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胡耀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拒绝实行政治迫害，坚持对不同政见和民主运动的容忍。
同样的，我们赞扬赵紫阳，纪念赵紫阳。赵紫阳早在四川主政时就大胆改革，出任总理后就把四川经验推向全国。赵紫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为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私有化以及加入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基础。赵紫阳在接任总书记后，努力把反自由化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并重新开启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
境。最重要的是，在八九民运期间，赵紫阳坚持对话，坚持用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解决问题，坚决反对用武力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为了坚持这一道义立场，赵紫阳被
软禁16年，威武不屈，至死不渝。
容忍不同政见，反对暴力镇压和平抗议，虽然它只是体现了最基本的人道人性和最起码的道德良知，但那就是对专制暴政的釜底抽薪，那就意味着整个国家开始走上和平的民主的正确轨道。
共产专制是一套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机器，可是要使这台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就必须要不断地实行政治迫害，就必须要不断地实行以言治罪。一旦它停止了政治迫害，
停止了以言治罪，这台庞大的专制机器就瘫痪了，停顿了，就死掉了。共产专制从不吃素，它必须天天喝人血吃人肉才能活下去，一旦它不喝人血不吃人肉了，它马
上就渴死了饿死了。
先前不少人在谈到中国和苏联东欧等国改革之异同的时候总是说，苏联和东欧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中国则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苏联和东欧是激进，中国
是渐进。其实这种说法根本不得要领。中国与苏联东欧改革的真正区别仅在于一点：当民众发表不同政见时，你抓人还是不抓人？面对着一波一波的和平的民主运
动，你到底是镇压还是不镇压，杀人还是不杀人？
胡适有句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说：“有时候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其实，容忍和自由本来就是一回事，是同一
件事物的两面。只不过自由是对自己而言，容忍是对他人而言。诚如殷海光所说：“同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易，有权有势的人难。”
民主国家的掌权者，由于其权力受到有效的制衡，想不容忍也难，故而其容忍尚不足为奇。因此，容忍的重要性尤其体现在那些其权力不受制衡的掌权者身上：能够
不容忍而却肯容忍才最难能可贵。专制制度是怎样转化为自由民主的？从掌权者的角度，那就是从容忍不同政见开始的。
东欧和蒙古等共产国家是怎么转型的？就是面对大规模的群众和平抗议，当局一改过去武力镇压的立场，转而和抗议者和平对话。一旦当局承认了人民和平表达的权
利，民主转型马上就开始了。
所有共产国家的宪法，都明文规定一切权力来自人民，都规定了各级权力——包括最高权力——必须选举产生。共产制度下的选举之所以是假的，就是因为没有言论
自由，就是因为禁止发表不同政见；只要有了言论自由，只要有了发表不同政见的自由，选举马上就变成真的了。这也就意味着，在共产制度下，人民一旦有了真正
的言论自由，也就同时有了真正的民主。我们可以把民主与专制的区别简化为“数人头”与“砍人头”的区别。一个国家，只要它不再用砍人头的办法解决政治上的
不同意见，它就不能不采用数人头的办法。这就是说它必然会转而实行民主。
正是在这一个关键问题上，胡耀邦、赵紫阳展现了他们的伟大。这就是胡耀邦、赵紫阳的精神所在。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纪念胡耀邦、赵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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