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到,“没有敌人”,意味着对敌人予以宽恕。关于宽恕,有必要多讲几句。
著名香港记者程翔,被中共当局以“间谍罪”拘押监禁,2008年2月5日假释回港。程翔把他这段经历
和感受写成了一本书,书名是《千日无悔——我的心路历程》。
程翔本来是唯物论者、无神论者。早年,程翔就读于教会学校,但并没有因此而成为基督徒。程翔不信主,但照样活得
很积极、很正派、很理想主义。2005年4 月,程翔被中共当局诱捕于深圳,后以莫须有的“间谍罪”判处5年徒刑。在囚禁中,程翔精
神一度濒于崩溃,他原有的精神资源不足以支撑,其后通过《易经》卜 卦和阅读佛、道、儒三家学说而走出低谷,但仍不能消除心中的戚戚
然之感。最后,通过重读《圣经》,触动灵魂,感极而泣,于是皈依基督,由此解除心结,放下 仇恨,恢复自信,化消极为积极,并学会了
在苦难中经常保持喜悦的心态。
按照程翔的记述,读《圣经》,最难理解和接受的莫过于要蒙受冤屈的自己放下仇恨,宽恕和善待伤害过自
己的人。
平常我们说的宽恕,是有条件的宽恕,是对方认错道歉之后我们才表示宽恕,而基督教倡导的却是无条件的
宽恕;另外,一般人说宽恕,暗含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 拥有报复对方的能力。我们有能力报复而自愿选择不报复,那才谈得上宽恕。像程
翔那样,身陷囹圄,对施害者无能为力,而施害者非但没有认错道歉,而且还在继 续对自己施害,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谈得上宽恕,怎么能宽恕呢?
正是基于这层道理,尼采对基督教很不以为然,对基督教大加抨击。
尼采把基督教道德称作奴隶道德。按照尼采的分析,基督教道德实际产生于怨恨精神。受压迫者由于没有能力反抗,故
而心生怨恨,然而借助于一种迂回的、狡诈的方式,他们由怨恨创造出一种新的价值,发明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从而使得怯懦屈从一跃而成
为善良与宽恕。
尼采挖苦道:“不报复的无能应被称为善良”,“无能报复被称为不愿报复,甚至还可能称为宽恕(‘因为
他们不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只有我们才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他们还在议论‘爱自己的敌人’--而且边说边淌汗。”
不过,尼采后来对宽恕的看法有些改变。他注意到宽恕有助于克服怨恨,在生理上是有益的。
说来也是,当你的正当权益受到侵犯,而你确实又没有力量去惩罚对方,你就必然心生怨恨,你就只好隐
忍。“忍字心上一把刀”——这把刀本来是应该刺伤对方的,但因为你把它插在心上,它首先刺伤的就是你自己,使你的心不断流血。
尼采说:“没有什么东西能比怨恨的情感更快地耗尽一个人的精力。”
宽恕的好处是,它可以使你从怨恨中解脱出来,不再为无法释放的情感耗尽自己。无条件宽恕是对怨恨的克
服与超越。
程翔在他的书里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程翔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悟出了道理。程翔说:放下仇恨,学会宽恕是非常重要
的。“第一,这是一个人遭遇冤情后实行心理自疗的一个关键步骤,如果这个包袱放不下来,心理自疗是不可能成功的,因
为自己的心境终究不能得到真正的平静。第二,这是一个人能否面对未来人生的一个重要问题。假如终日受自己的冤情影响,从而影响自己的
正常思维和判断,则等 于自己仍然是生活在过去的痛苦之中,仍然生活在冤情的黑影之下。”
程翔写道:学会以宽恕化解仇恨,以善意化解敌意;如《圣经》所说,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觉得,这
种态度使我人生能够更加积极,做人能够更快乐”。程翔说:“《圣经》还教导我,要把眼前的灾难看成试炼,并欣然接受这种磨练,以成就
更大的荣誉。”
需要指出的是,程翔之所以能放下仇恨,学会宽恕,更积极更快乐地坚持善,坚持公义,并把受苦看作试炼看作光荣,那
又是和他信了“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 应”这一点分不开的,也就是说,那是和他相信有全能的上帝主持公道分不开的。因为信主使他获
得了自信、平静以及坚持理想的勇气。
其实,不一定非信主不可。在中国,有很多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像程翔一样遭受到严酷的迫害,他们并没有选择皈依
基督教,但仍然表现出巨大的勇气,保持了内在的平和与积极的心态。
例如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宣称的“快乐维权”。冯正虎由于维权而长期遭受打压,多次被软禁,被抄家,被绑架,甚
至被警车撞击,正常生活屡次被粗暴地中断。换成一般人,气也给气死了,怎么还平和得下去,怎么还快乐得起来呢?
参照程翔的记述,事情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本
来,一个人受到他人无理的侵犯,尤其是当你为自由为正义而抗争时受到专制政府的迫害,产生愤慨,乃至产生仇恨,都是自然
的、正常的、正当的。这种愤慨和 仇恨并不是自私的情感,而是尊严意识的体现,是正义感的体现。但是,长期地深陷于这种情感首先对自己的身体不
利,会对自己的心理和生理造成严重的伤害。因 此你需要学会调整心态,需要学会放下那些强烈的负面情绪。
当然,如果你选择屈服,选择放弃,你也不难放下愤慨和仇恨。“六四”枪响,举国愤慨。可是很多人由于恐惧,随后
选择了放弃;而既然他们放弃了抗争,因而也 就避开了迫害,那么不要多久,原来的愤慨也就日益淡化,以致消失了。如果一个人远离苦
难,放弃抗争,而奢谈没有仇恨,没有敌人,奢谈宽恕,奢谈快乐,那自 然是很容易的,但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如果一个人拒绝放弃,决心坚持,那么,他就不得不面对苦难承受压力,这就需要有更强大的精神支撑,才
能使自己克服种种负面情绪。程翔靠的是宗教。那些不信 宗教的人靠的是历史(对于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两者都坚信:自己是站在正确的一
方,也是必将赢得最后胜利的一方;而对方则是站在错误的一方,也是 最终必将失败的一方。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自己的受苦看作是考验,看
作是争取正义获胜所必须付出的牺牲,从而以此为荣。凭着这样的道义优越感,他们就可以居
高临下地看待那些施害于他们的人,根本不和对方一般见识,于是也就不再心怀怨气和仇恨。
在2008年12月初被捕入狱前的一段视频中,刘晓波平静地说道:“在独裁国家从事反对运动,那么面对警
察,坐监狱,就是你职业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就该理解了,为什么有那么多始终坚持一线抗争,把坐牢当作生活常态的志士仁人
们会不约而同地说出“没有敌人,没有仇恨”。
(六)自我克制与宽恕,乃非暴力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
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 ·
夏普一再强调,在非暴力抗争中,参加者们在坚持抗争的同时,应当努
力克制自己对对方人员的敌意和仇恨,增加自己对对方人员的善意。“没
有敌人”这种态度体现了非暴力抗争的自我克制与宽恕。
据说在1989年“六四”期间,中共元老陈
云在一次内部讲话里说:我们不能退让,因为我们过去杀
人太多,人民不会原谅我们。陈云讲话表明,面对民众的
和平抗争,如果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都认为,一旦他们今
天作出退让,明天就会被抓去受审判坐监狱;那么他们就很
可能拒绝退让而做困兽之斗,用武力镇压抗议者。
要专制者在和平抗争面前作出有实质意义的退
让,取决于很多因素,例如抗议的规模声势,其他民众对
抗争的态度,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军警究竟对谁效忠,
国际社会的压力,等等;其中还有一条是不可少的,那就
是专制统治者相信,虽然他们此前没少干过镇压人民的暴行,但只要他们现在放弃了武力镇压,转而接受抗议者的民主改革要求,民众就不会对他们先前的暴行再进行追究。
反过来,这也就是说,当民众以和平的方式反
专制争民主,他们需要让对方知道,他们要求的是改变制
度,而不是惩办具体的人;他们要制止罪恶,但不是要制
裁罪恶的执行者;他们愿意宽恕那些原先干过坏事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可以说他们没有敌人。记得在1987年“中国民联”的一次会议上,王炳章就提出了要作“第一次宽恕”的倡议,就
是说在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后,不再清算在专制时期那些执政者对人民犯下的罪行,以“第一次宽恕”来结束“斗争—复仇—斗争”的恶性循
环,以宽恕来取代报复。
这并不是说民众就会对先前的暴行置之不理
了。该清算的还是要清算的。不过在这里,清算的只是罪
恶,例如:要宣布先前的暴行是错的,是违法的,要给受
害者平反昭雪,经济赔偿等等,但是不清算罪恶的执行
者。
在《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一书中,安德鲁
瑞格比指出:在非暴力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把罪恶和罪恶的执行者区分开来。是的,罪恶都是人干出来的,制止罪恶而又不制裁罪恶的执行者,这看上去不符合恶有恶报的正义原则。然而在非暴力抗争中,你必须做出这样的区分。如果我们对专制者说:“放下屠刀,你不能杀我们,等我们接过刀来杀你。”那还搞得成吗?
由此可见,自我克制与宽恕,乃是非暴力抗争
的有机组成部分。只要你参加非暴力抗争,你就必须坚持
自我克制与宽恕。综观数十年来以和平方式实现民主转型
的地方,不论是南韩、台湾、南非和印尼,还是苏联与东
欧,都没有对原先的专制统治者再进行政治清算。是的,有
的专制者后来又被起诉甚至被判刑,但那是因为他们的经济问题,贪
污腐败问题,而不是先前的政治迫害问题。也有个别人因为先前的政
治迫害罪行而受到追究,但很快就被赦免了。饱受专制压
迫之苦的民众对专制者心怀愤恨是很正常的,也是很正当
的。只是,非暴力抗争要求我们克制自己并宽恕敌人。
再说,面对民众的非暴力抗争,专制统治者放
下屠刀,接受和平转型,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赎罪了。即便在暴力革命(如辛亥革命)中,当对方放下武器,愿意并接受和谈,也就
既往不咎了,更何况用非暴力方式争取和平的民主转型。
《光传媒》首发。2020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