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冠疫情，有一件事很重要，但迄今为止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我指的是高尚全的信。

2月24日，中国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因为新冠疫情决定推迟以往在3月初举行的"两会"（政协和人大）。

一周后，3月2日，《财经会议咨询》网发表了高尚全的一封亲笔信“改革两会开会方式的四点建议”。信中有句惊人之语。高尚全写到："这次人大常委会从去年12月28日开始到2月24日讨论如期召开还是延期召开，总共用了55天，经过冗长的法律程序和繁琐的法律手续。"

原来，早在去年12月28日，当局就在开始讨论两会如期召开还是延期召开了！

高尚全这封信没有明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以至于当局要讨论两会是否延期召开；但这封信既然是在当局宣布因疫情推迟召开两会的决定后写的并发表的，因此，高尚全实际上是暗示就是疫情。这就是说，至迟在去年12月28日，当局就知道疫情了，而且知道疫情有可能非常严重，甚至严重到今年三月的两会都有可能无法如期召开。

高尚全，来源《财经会议咨询》网

高尚全何许人也？高尚全是前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多次参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政策和体制文件的起草工作。2月25日日高尚全针对当前全国疫情给其原部下苏东波同志写了四点建议。苏东波则于次日给高尚全回了信。《财经会议咨询》全文刊登了高尚全和苏东波的来往信件，并附有高尚全亲笔信的照相版。

高尚全写给苏东波的信，来源《财经会议咨询》网

高尚全和苏东波来往信件在《财经会议咨询》上发表后，旋即被国内和海外很多网站转载，引起关注。高尚全是体制内高级官员兼知名人士，信的内容又很敏感。如果是假的，早就有人出来辟谣了；这封亲笔信也一直没有被删除，可见是真的。

两会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自1985年起，35年来，两会总是在每年的三月召开。这已经成为惯例。因此，除非发生了特别重大的事件，两会是不会考虑延期召开的。另外，尽人皆知，中国的两会只是橡皮图章，并不像它宣称的那么重要；今年的两会又不是换届，不涉及权力再分配，因此更不重要。但两会是门面是脸面，如果不能如期召开，其政治影响非同小可。再说，召开两会这事很简单，无非是五千多个代表聚集北京人民大会堂。如此说来，党内的矛盾、经济下滑、贸易战、台海局势南海局势，等等，都不会构成两会延期的原因。在排除了其他可能性之后，构成两会可能延期的原因，也就只有新冠疫情这件事了；因为一旦疫情失控，大面积扩散，就必须限制人员流动，限制人群聚集，尤其是在封闭空间的大规模聚集。这样，北京的两会就开不成了。

当局从去年12月28日就开始讨论两会是否延期召开，这说明出现了意外的突发性事件；之所以一时间拿不定主意延期还是不延期，说明当局对这件事的认知有限，对这件事会如何发展没有把握：它可能会非常严重，以至于不能如期召开两会，但也可能不那么严重，不妨碍两会如期召开。这件事不是新冠疫情还会是什么呢？

由此我们引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当局知道疫情的时间比我们原来以为的还要早。我们原来以为，当局是在去年12月31日知道疫情的，根据是《人民日报》在12月31日发布了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报道。现在我们发现，当局早在12月28日就因为疫情问题开始讨论两会是否延期召开，可见，当局至迟在12月28日就知道疫情了，比我们原来以为的至少要早3天。

《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缔约国如果发现本国出现了有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在24小时内向世卫组织报告。中国政府至迟在去年12月28日就已经知道了疫情，并且评估有可能大面积扩散，以至于连北京3月的两会都有可能无法如期召开，可是直到1月3日才向世卫组织报告，这中间相隔远远不是24小时，而是6个或7个24小时。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张继先医生，被当局誉为“疫情上报第一人”。按照官媒的报道，张继先在12月26日、27日查出了4个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例。“12月27日，她把这4个人的情况向分管副院长夏文广、医院院感办和医务部作了汇报，医院立即上报给江汉区疾控中心”。

然而，既然当局在12月28日就因为疫情一事开始讨论两会是否延期，那么张继先这个“疫情上报第一人”就名不副实了。因为按照官媒报道，张继先是在27日把疫情上报医院，医院则立即上报给江汉区疾控中心。很难想象，当局仅仅凭着武汉一家医院上报的区区四个病例就如临大敌，就马上开始讨论两会是否延期。我们有理由推断，必定还有人，不晚于或早于张继先，向北京上报了他们了解的疫情。当局在后来把张继先树为“疫情上报第一人”，不是在向公众报道事实而是在掩盖真相，掩盖疫情早就被发现、早就有人上报中央、当局早就知道疫情等真相。

8月17日《华尔街日报》发表深度调查“为阻止新冠一类大流行而建立的中国疾控中心，在最应该发挥作用的时候却卡了壳”(China’s CDC, Built to Stop Pandemics Like Covid, Stumbled When It Mattered Most）。文章写到：中国疾控中心并没有在12月初发现疫情。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是在12月30日晚睡觉前才从网上得知武汉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肺炎，立刻打电话给武汉疾病控制办公室的主任，后者证实了这样的疫情，并且向高福透露，至少从12月1日开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了25个疑似病例。

根据这篇报道，武汉疾病控制办公室主任透露，至少从12月1日开始到目前（12月30日）已经有了25个疑似病例。由此可证，张继先确实算不上“疫情上报第一人”，有人比她更早就上报了。

正如《华尔街日报》文章所说，中国疾控中心有一个覆盖全国的网络直报系统，由病毒学家、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领导，任何地方的一线医生发现了某种疫情，按规定就应该立刻通过网络直报系统上报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高福身为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按说是应该最先获得疫情的信息的，但高福却是在12月30日晚浏览网络才从网上得知疫情的消息（这事高福讲过很多次，应该是确实的）。这就是说，武汉地区的一线医生并没有循规定将疫情通过网络直报系统上报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事实上，有关张继先上报疫情的官方报道也只是说张继先所在的医院“上报给江汉区疾控中心”，没说上报给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这不可能是记者的疏漏。这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一线医生并没有循规定上报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他们只是上报给武汉市江汉区的疾病控制办公室，而江汉区的疾病控制办公室并没有立即上报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如果他们上报给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了，报道必定会提及，高福就不会不知道了）。然而，从当局在12月28日就开始讨论两会是否延期召开这件事可知，当局至迟早在12月28日就知道疫情了。换句话，高福还不知道呢，中央就知道了。这难道不很奇怪吗？

这说明，在疫情初期，武汉地区的有关人员，没有使用网络直报系统上报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但是，武汉地区的有关人员并不是如《华尔街日报》深度调查所说的那样向中央封锁消息隐瞒疫情，他们还是比较及时地向中央上报了，所以才会有当局从12月28日就开始讨论两会是否延期召开。只不过他们没有使用规定的渠道，而是绕过中国疾控中心，使用了另一条渠道上报中央。

按照《华尔街日报》文章，中国疾控中心为遏制流行病而设，本来是有能力阻止新冠疫情的流行，但是在新冠爆发的关键时刻却卡了壳，其系统未能按照预期运转，地方官员对中央隐瞒信息，未能将疫情及时上报中央，致使中央未能及时采取措施，到头来导致了疫情的大流行，造成了大灾难。

《华尔街日报》文章说，中国本来是有能力阻止疫情的流行的。这是对的。文章还说，在新冠疫情爆发的关键时刻，中国疾控中心系统却未能按照预期运转。这也是对的。但是文章认为是地方官员对中央隐瞒信息，未将疫情及时上报，致使当局未能及时采取措施，这就不对了。事实是，一线医生或地方官员还是比较及时地将疫情上报中央的，只不过他们没有使用疾控中心的系统，而是使用了另一种渠道。因此，导致疫情大流行并造成巨大灾难的原因，不在于当局未能及时地掌握疫情的信息，而是当局及时地掌握了疫情的信息但没有及时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华尔街日报》把责任归咎于地方官员，有为中共当局、为习近平开脱罪责之嫌。我们必须指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