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为了争取自由而失去自由。向他表达敬意的最好方式，就是和大家一道重读他的文字，温习他的思想。

余杰正在着手编辑多卷本《刘晓波文集》，眼下这一本是文集第一卷《黑暗中的呐喊》。

本卷收入了60余篇文字，时间跨度很大。第一篇是刘晓波的成名作“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发表于1986年10月3日。当初，刘晓波就是以这篇文章震动文坛，进入公众的视野。最后一篇是刘晓波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发表于2009年12月23日，后来成为他交给2010年12月10日挪威 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的答谢词，是迄今为止刘晓波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字。从头到尾，跨越23年。

这60余篇文字，体裁或形式也很多样，有评论、讲演、访谈，还有大量的公开声明、宣言以及联署信。在这些公开声明、宣言和联署信中，第一篇是“致全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写于1989年4月22日。当时，国内学运刚刚兴起，正在美国访问的刘晓波和几位在美的留学生、作家和民运人士联名发表了这封公开信。这是刘晓波第一次对八九学运的公开表态。这封公开信用传真发送到国内并在北京大学三角地等处张贴，引起轰动；5天后，刘晓波就飞回北京，直接投入天安门运动。 最后一篇联署宣言是2008年的《零八宪章》，《零八宪章》本来准备在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发表，然而在12月8日晚，刘晓波即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 国家政权罪”的名义被捕，后被判处11年重刑监禁至今。

二十多年来，刘晓波的思想、理路、文字风格乃至为人处世之道，都有不少变化。然而，他的批判精神，他对自由民主理念的坚持始终不变。对于晓波的这种“不变”，我们唯有把它放进当今中国的历史脉络之中，才能估量出它的性质和意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自由化思潮汹涌澎湃，民主运动高潮迭起。尤其是规模空前的八九民运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运动。现在中国的那些知名人士成功人士，不论是学界商界还是文艺界或其他行业，但凡五十岁以上者，有几个当年不曾积极地参加过八九民运抗议过六四屠杀呢？包括现在的毛派新左派。甚至也包括现在的一些官员。然而六四屠杀之后，出于恐惧，很多人转为沉默、退却；不少人沦为自欺欺人的犬儒；有的甚至背叛，反过来讴歌“盛世”，鼓吹所谓“中国模式”，成为帮闲乃至帮凶。由此我们可以了解，象刘晓波这样二十多年来始终不变，那首先是诚实，是对自己诚实；是尊严，拒绝在刺刀下转向；是勇敢，是为了向强权说“不”而甘愿承受巨大风险。诚然，刘晓波也有过软弱，但是他能很快地克服软弱。他不断地反省自己，不但见诸言辞，而且付诸实践，通过更坚定的行为，更从容地面对更沉重的苦难。

《刘晓波文集》第一卷，收录了大量刘晓波参与起草或修订的公开声明、宣言以及联署信（自然，这些文件大多还有其他人参与起草、修订和联络）。这些文件是刘晓波参与人权与民主活动的记录，也是八九民运以来中国民运史的缩影。

刘晓波一身兼具两种角色。他既是中国异议人士的杰出代表，同时也是人权与民主运动的领袖人物。作为异议人士，刘晓波的文章犀利、透彻，锋芒毕露，例如他对新时期文学的尖锐批判；有些言论甚至惊世骇俗，例如在接受香港《解放月报》采访时讲的“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然而，在他参与集体行动，起草或修订共同宣言、声明和纲领时，他的文字又相当节制、温和，《零八宪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波兰团结工会顾问、也是波兰著名异议人士的米奇尼克说得好：异议人士的特点是他的简单性和纯洁性；做一个异议人士意味着始终坚持一种道义的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但政治是不同的，政治总是需要妥协。这就是说，作为异议人士，你应当直抒己见而不怕孤立，但是作为政治家，作为集体行动的领导者，你必须要有同志要有群众，必须善于妥协，善于寻求最大公约数，尽量降低不必要的风险，力争让更多的人参加进来。刘晓波一身而能兼具这两种角色并且能把这两种角色都做得十分出色，这是相当难得的，也是我们在阅读刘晓波的时候应该充分理解、充分关注的。

读刘晓波早期的文字，你或许会认为刘晓波其人狂傲，好虚荣，自我中心。可是，越是读他后来的文字，你越是会感到深刻的变化。由于苦难的磨练，更由于自身不断的反省与修为，后来的刘晓波，变得谦卑、平实、随和，好相处，易合作。刘晓波之所以能成为多次集体行动的主要发起者组织者，除了他思想敏锐、笔头快之外，那也是因为他有亲和力，人脉广，可信赖。国内的海外的、华人洋人、体制内体制外、老年中年青年、学术界文化界法律界新闻界、民运人士维权人士独立作家艺术家，很多人都愿意和他打交道，愿意和他合作。虽然说对刘晓波不满者也不乏其人，但平心而论，在异议阵营中的头面人物中，又有几个－－如果有的话－－比他更孚众望、更有人缘呢？这应是刘晓波领袖特质的重要方面，单从文本看不出来，但略加思索便可想见。

——《刘晓波文集》（第一卷）《黑暗中的呐喊》，余杰编辑，台湾主流出版社，即出。